非行非草 人谓 “当时第一”

蔡襄是宋初名臣,为官清正,威望卓著。他性情忠厚,正直,尚信义,学识渊博,诗文粹美。当然成就最高的还是书法,在宋初曾有 “当时第一”的称誉。
        蔡襄是宋代少见的一个书法多面手,精擅各种书体。他的挚友欧阳修曾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二),显示其深厚的功底和全面的技巧。尤其是行、楷、草,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
        从现存蔡襄的作品来看,有三十多件墨迹最能反映他的水平。面对这些作品,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其风格跨度之大,体态变异性之强烈是宋其他书家所难比拟的。蔡襄的风格基本属婉媚秀劲一类,然而他能在这一风格式样中,极其灵活多变地把各个侧面都展现一番,有锋利流畅的,有简约含蓄的,有持重谨饬的,也有淳淡婉美的。所有作品中流露的清灵拔俗气韵和整个氛围的轻松明快,都使人如对一位平和怡淡的正人君子,而这位君子又时常在举止笑语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性格的方方面面。这一现象的深层美学意义就是,一种风格式样不应成为复制雷同作品的僵化模式,而应在同一式样中创造出各有性灵、态势有异的作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草书中看到。
        蔡襄的行书中时常参入草书,而草书又时常带有行书意趣。因作品大多为手札之类,非常随便,信手拈来,没有严格的书体规范。这种融合行、草书于一体的习惯大概发端于汉末魏晋的民间书法,从现存的那个时代的残纸(如楼兰残纸)上很明显有这种形式。而把这一形式推向高潮的当推二王,特别是王献之。正如张怀瓘《书议》所说: “子敬(王献之)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这种 “超逸优游”的 “风流”书体能更加自由灵活地发挥作者的情思,而在字型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是经历隋唐,行、草书体便泾渭分明。如著名的《兰亭序》、《争座位》、《祭侄帖》等都属较正规的行书,而像孙过庭、张旭、怀素则属纯粹的草书。在这种行草相参形式几乎式微的情况下,由蔡襄首先得到复兴。当然,也应看到,这种“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形式往往用于朋友之间的来往信札,它属于小品化的书法创作。但在后来宋代却成了最常见的创作形式,如苏轼、米芾的大量作品就属于这类形式。
        蔡襄书作中最具魅力的也就是这类非行非草的书法作品。如 《思咏帖》、《脚气帖》、《京居帖》、《虹县帖》、《安道帖》、《离都帖》、《扈从帖》、《山居帖》、《郊燔帖》。即使像其著名的 《自书诗稿》一开始也是中规中矩的行书,可越往后,便越草化,体势也越纵横不拘。他不在乎字体的简单统一,更强调一幅作品的前后字型体态的跨越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所流露的随意纵逸,成为蔡襄创作的基调。从这类作品中,亦可看出他创作时心态之放松自然,已脱离了那种正襟危坐、一笔不苟的规范约束。这有点类似王献之等晋人的创作心态。也许正是他这种有意无意的发挥,成了宋尚意书风的滥觞。

蔡襄 《脚气帖》

蔡襄的行草书变化多端,师承各家各派。无疑,蔡襄是个集古者,从传统的晋、唐书法中多方面地吸取营养。他的作品中经常可发现与这些大师前贤的渊源关系,如《思咏帖》之与怀素《千字文》,《入春帖》之与张旭,《自书诗稿》之与 《兰亭序》,《安道帖》之与虞世南,《离都帖》、《扈从帖》之与二王尺牍,等等。他所以成为宋初第一个大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兼收并蓄地将传统融于一体,又能舒展自如地发于笔端。在中国传统书法的发展机制中,最为稳妥的成功之路就是,首先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打入传统圈子,从而以其绝对高度傲视群雄,确定其不同一般的地位。蔡襄是依赖他的传统高度,才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的。苏东坡说: “……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 《东坡题跋》卷四)
        虽然,从形迹上看蔡襄确实学了不少古人的精华,但这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关键一点是,所有作品的基调能够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因为蔡襄有一种自出机杼的统率作品的精神追求,那就是经常流于笔端的风流蕴藉、淳淡婉美的韵趣。无疑这是他浸心晋人书法的结果,也是他传统高度的一个标志。他曾对王羲之下功颇深,“所摹右军诸帖,形模骨肉,纤悉具备,莫敢逾轶”( 《清容居士集》卷四七)。清左因生《书式》记载一段蔡襄的言论:“书法惟风韵难及,……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这一段话即可作为蔡襄对晋人书法的理解,亦是对蔡襄自己书法的一个很好注释。
        蔡襄的行草书看似漫不经心,细细分析方知每一笔都十分精到,毫无粗率之处。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用笔技巧。他能深悟唐人中锋用笔所产生的线条流动感,又能旁参晋人中锋、侧锋兼用所产生的线条块面效果。因而他的用笔既流畅,又有立体感,能在毫不经意中见含蓄。但因他是倾向于表现一种风神洒脱的韵趣,所以锋颖的运用上外露,笔毫触纸没有过多的修饰动作,非常直接迅捷,一气呵成,于自然中见精神。用笔上的这一特点使他区别于晋唐书法,晋唐书法更加注重线条动作的修饰。一般来说,锋颖外露往往容易导致线条的单薄轻浮,但蔡襄有他的补救方法,那就是利用了提按,提按动作的加强,使线条呈现一种轮廓,增加线条的节奏感和坚挺削拔之感。相比较,晋唐书法主要是使用绞转、平转的方法,提按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方法。蔡襄运笔的速度是快捷的,提按的使用则避免了浮滑的弊病。重要的是,提按动作的节奏感,使线条的律动与作者的情感律动易产生共振,这是蔡襄在内的宋人书法精神外拓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一点在《自书诗稿》、《安道帖》、《谢郎帖》中都可得到印证。
        在结构上,蔡襄基本上用晋唐人的结字法则,能在平稳中见姿态,字型尤其受楷书规律的影响。但有的作品他能不落窠臼,字型已走向夸张变形、任意所为的地步,很难找到前人的影子。最典型的应数《郊燔帖》。此帖姿态万千,结体走向非常灵活,横势竖势穿插得天衣无缝。个别字的处理别出心裁。其他如《连日山中帖》也十分精美。
        蔡襄的章法,主要是以意贯之,一气呵成,整体感觉充实紧凑,神完气足。字与字组合疏疏密密,非常自然;行与行之间隔得较开,行气明朗,在空间节奏和时间节奏上能很好地协调统一起来。采用这种章法,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表现他那风神洒落、淳淡婉美的书法风格。
        还应一提的是蔡襄的楷书。在宋代他的楷书首屈一指,这固然是因整个宋代不重楷书,而使他于无佛处称尊,但其成就仍不可忽视。蔡襄注重楷书是与他对基本功的概念有关。他认为楷书是基础,是写好行草书的前提。他的大楷书主要是学颜真卿,但不似颜书之博大雄浑,而流露出飘逸秀劲的意趣。这倒颇似他的行草书,或许其楷书也受到行草书风格的影响。他写给皇帝的《谢赐御书诗表》在整饬中仍能见出潇洒随意。而其小楷如《寒蝉赋》也颇有可观之处,古拙刚毅处在魏晋人之间,与其大楷书截然不同。这似乎说明,他楷书的起点在唐人,但却对唐人规整划一的法度有所回避,经常于不经意中回归到魏晋人的自由随意。所以他的楷书与行草书在意趣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蔡襄的书法在表现委婉秀劲风格时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也有失于度之时,表现在作品中即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前人对此亦有讥评。米芾评曰: “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补遗》)黄山谷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 《豫章先生遗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和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