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诞辰百年纪念 || 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译者记：英国翻译家戴乃迭先生（Gladys Yang）生辰是1919年1月19日，今天就是她的百年诞辰。她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专业毕业生，生于北京，在北京度过了整个后半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她与夫君杨宪益先生辛勤耕耘大半个世纪，联手将《史记选》、《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等古今典籍译成英文，对中国文化在英文世界中的传播居功甚伟。近二十年前，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因参与李岫老师的一个“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课题，接触到杨、戴两位先生的一些资料，后来从杨先生手中接过戴乃迭先生留下的这份未完成的自传，将打字稿整理成电子版，又将英文译成了中文。毕业后曾短期在《中国妇女》英文版杂志兼职编辑，将英文版编发于该杂志2002年3月号；承杨先生妹妹杨苡先生和上海文汇报业徐坚忠先生帮助，又将中译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号。2003年9月，杨宪益先生主编的纪念文集《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也收入了这篇译文。而今借助公众号平台再发一次，聊作纪念。
戴乃迭自传封面
1919年我生于北京。当时父母亲都在北京为伦敦传教会工作。父亲J. B. Tayler的中文名字是戴乐仁。他和蔼可亲，从来没打过孩子，或大声骂过我们。他在中国担任过化学、物理和经济学教师，帮助创建了工会组织，参加过赈荒救济工作；他还是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的托管人，该款是用于送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我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伯纳德（Bernard）和哈罗德（Harold），一个姐姐——希尔达（Hilda），下面有一个弟弟——约翰（John）。由于我们同辈的亲戚都是男孩，所以家里的女孩很受重视。希尔达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那时候的中国多灾多难，乡村经济衰败，土匪横行，军阀之间争战不休，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怨恨也与日俱增。我们认识的一位传教士就是被土匪杀害的。父亲有两块手表：一块是金表，他在北京戴；另一块是欧米茄，出门时戴的，我们称之为“爸爸的土匪表”。不过，中国的危难跟我们小孩子毫不相干，我们的生活是平静快乐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看见街头宰羊的血流到街沟里，令人害怕又反感，却也够刺激的。就连那铺天盖地的风沙，看着也挺有戏剧性。
城里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铺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炉子里还是飘来各种各样诱人的味道。由于母亲认为中国饭菜不卫生，我们就只吃单调乏味的英式羊肉和大米布丁，难得吃顿饺子。我们常常背着她，央求厨子或车夫给我们弄点葱花油饼，那才是美味无穷的。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家是在抽屉胡同，一座老式四合院里。我们养了兔子，还培植了一点园艺。有一年，我们从北戴河回来，发现院里的棉桃全都绽了苞，露出了雪白的棉絮，让人十分惊喜。院里还有个大沙丘堆。父亲从英国为我们带回一辆童车，希尔达和我就比赛，看谁能第一个从那沙丘堆上骑到走廊那边。我赢了。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胜利的感觉。
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能说一口跟当地的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却不幸是个例外。母亲不许我们跟中国孩子一起玩，因为她认为他们身上都携带着病菌。由于贫困和医疗条件不足，好多孩子都有沙眼、圈癣或其他的什么病，所以我们只在家里玩。父亲开始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时，我们搬到了海淀的一所大房子里。在那儿，我们的玩伴儿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教师们的孩子。我们在那儿认识的大多数中国成年人也都是会说英语的。
我们跟家里的中国女佣也基本没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有一位英国老小姐照管我和希尔达。她渴望来中国做一名传教士，但资格不够。因此，伦敦传教会派她来帮助一个传教士家庭，也就是我们家——我母亲也是教会的人。我们称她杰西阿姨（Auntie Jessie）。她负责看着我们规规矩矩地刷牙，每天学几页《圣经》，在她的监督下练习缝纫和绘画。有一次，她出门了几天，试图劝一位中国将军信奉基督教。我不知道她成功了没有，但那位先生回赠她几盒美味可口的糕点，有些是玫瑰馅的。我们平时是不许吃甜食的，所以我们发觉这些糕点好吃极了。
难忘的还有北戴河。母亲在海边买了一幢两层小楼。旁边就是一道小海湾，正适于写生。去北戴河是一大远征。我们要带上两个仆人、猫咪、冰淇淋机和大量的储备用品，因为那儿当时只是个小村子，连小商店都没几家。许多新教教会在那儿都有别墅，女士和孩子们就在那儿避暑——我们有时会在那儿住上三个月。那实在是好时光。做完功课，我们就赤脚到海滩上一起玩游戏，或者骑骑小毛驴，再不就是疯跑。那时的英雄之一是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他当时执教于天津新学书院（TACC），那也是我丈夫后来就读的中学。电影《烈火战车》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赢得一枚赛跑奖牌的。这位最招我们喜欢的叔叔就在海滩上跟希尔达赛跑过。英国国旗在我们花园的旗杆上升起时，我们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我们曾有过的时光是那样快乐，因此我在英国听到筹措基金的传教士们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在中国生活时的艰辛与危险时，简直以为听错了。我认为他们是顽固、怀有偏见的，或多半是虚伪之极的。
不过，那些无忧无虑的夏天要结束了。在燕京校园里冰封的湖面上溜冰，那样令人激动的冬天也不会再有了。
一天早上，我同希尔达跟往常一样，出门去清华的国际幼儿园。路上尘土飞扬——那时候的路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希尔达骑着那辆童车，我骑一辆三人车。我们正起劲地蹬着车，突然被几个大兵围住了。他们从没见过外国小孩骑这么古怪的玩意儿，很友好地问了我们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并不害怕，因为中国人一直对我们挺和气。但他们使我们上幼儿园迟到了很久。这件事报告母亲之后，她大为惊慌。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母亲本来打算让我们在中国再多呆几年的，但在这次经历之后，她带我们回了英国。1926年，我们乘远洋客轮离开了中国。
悠扬的还乡海行是很惬意的。沿途停泊在许多风光旖旎的港口。不过，我们抵达伦敦时，却发觉它十分令人失望。灰暗、阴沉、一股煤烟味，根本没有我们在北京所喜爱的那些五颜六色、鲜活生动的街景和诱人的味道。
在英国，我在柴郡（Cheshire）读了一年的女子小学，接着至七栋区瓦汉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女校当了十年的寄宿生。学校有些老师是极为出色的。我也很用功，赢得了一项国家奖学金。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严谨，不过偶尔也有放松。其中有一次是到伦敦去看一场中国艺术大展。看到展品中的绘画和瓷器，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禁怅然生起了对童年时代的怀念之情。
1937年，我进了牛津，学习法文。但我学习并不是很用功。大学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修文斯先生（E. R. Hughes）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协会。他是一位没有学生可带的中文教授，从前在福建做过传教士，跟我父母亲是朋友。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时，他惊骇得无法入睡。他非常积极地为中国流散到西南地区的各大学收集书籍捐助，还组织过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对着一群群的女士演说，劝她们别买日本的罐头食品和长筒丝袜——她们应当改穿棉线袜。但我实在不是个出色的公众演说者。我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只有模糊的概念，而听我演说的那些家庭主妇态度也颇为冷淡。
宪益是（中国）学会主席。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进牛津之前，他已在伦敦呆了一年，创办发行了一份报纸，以使当地的中国工人能了解到战争的形势。跟绝大多数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同，他是高中毕业直接来英国的。他决心学习古典文学，只学习了一年时间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了牛津的大学测试。但在口试时，主考人问起他的准备时间，却断定他的通过必定是出于侥幸：“我们英国的学生要学七年的古典语言文学呢。您再找人辅导一年吧。”实际上，他将那一年用来广泛阅读了，历史、文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有所涉猎。另外，他还在欧洲漫游。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有趣的同伴。他在英国学生中间有些亲密的朋友，经常跟他们一起喝上几杯。
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B当时正在追求我，同时宪益对我也越来越依恋，我也爱上了他。B发现，如果他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来，我也就会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他们俩开始来听我的法语课，一边一个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导师让我们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段，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没准备，只是来旁听的。然而，仅凭这段短短的法文训练，宪益后来还是把那首长诗译成了中文。他还曾用中世纪法文给我写过诗，他的确是才华横溢。
此后不久，我攻读的方向就从法文转到了中文。修文斯先生大为高兴，因为他现在有了一名攻读学位的学生，他便成了中文方面的讲座教授。我的课本是一些中国古代典籍的节选，有《诗经》、《论语》、《易经》，还有些唐代传奇和佛教书籍。我接触到的作品里，最为晚近的只是截至梁启超，因为修文斯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毫无值得学习之处。我认为他根本没听说过鲁迅。而且他说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不是官话，所以从没教过我汉语口语。学习上没人竞争，我也就不太用功，只管跟“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撑一竿轻篙，划一叶小船，去乡间长途漫步，或去电影俱乐部或剧院……
我们像玩儿似的译出了《离骚》，实际上是宪益将中文译成了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了对偶句叙事诗。现在我认为该诗体是极不适于那首浪漫长诗的。译本发表之后，一位学者评论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比较，就像复活节彩蛋同一个煎蛋饼那样不同。”确实，我在牛津学到的中文实在是微不足道，后来自己都羞于承认拿过牛津的中文学位。今天的青年汉学家们对汉语的掌握要好得多了。
杨宪益&戴乃迭结婚照
母亲看过了太多不幸的异国婚姻，极力反对我嫁给宪益，尽管父亲认为只要我们俩在精神上和谐就能白头偕老。所以，一直等到我过21岁生日，到了可以自主的年龄，我们才订婚。我还向母亲保证，正式结婚之前，我会先在中国过上半年，看自己能否适应那里的条件。宪益也有一定的顾虑。他引用摇篮曲《鬈毛儿》里的歌词来形容，说我这样的人应该“坐在软垫儿上，衣着做工讲究，吃的是草莓、糖和奶油。”但在战争时期的中国，生活会非常艰苦。我对这些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哈佛大学向他提供了一项研究经费，但我们俩都想回中国。亲友们试图劝阻我。
有人问我：“杨先生是基督徒吗？”
“不是。”
“他喝酒吗？”
“是的。”
“哦，天哪！那他总是一位儒家绅士吧？”
我同意这种说法。
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那么低，以致我1940年申请护照时也遇到了困难。
我告诉批护照的官员：“我有合约，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
“您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跟一位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同去。”
“您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两位太太了呢？那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样，我才拿到了护照，跟宪益于1940年夏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到了香港。
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出英国时，我们随身只许带20英镑，在到香港的路上就用完了。我们无法再买去重庆的车票，就住进九龙一家私人旅馆，设法跟双方家里联系。当时并不知道，宪益的母亲已经离开天津去了重庆，而我父亲也已迁到了兰州。因此我们身无分文地在香港困了几周。好在我们行李很多，看上去又颇为富足，旅馆没逼着我们结账。最终在父亲一位老朋友陈翰笙的帮助下，我们结清账单，买了机票，在中秋之夜飞往四川。
到了四川，仿佛是一脚踏回中世纪。打水的人肩上摇摇晃晃地挑着满溢的水桶，艰难地爬上嘉陵江畔陡峭的石阶。一到重庆，我们就给一群吵吵嚷嚷的叫花子团团围住了。宪益雇了两辆人力车，将我们送到一位朋友家。朋友告诉我们，宪益的母亲和妹妹敏如就在重庆，并派人过去通报我们已到。然后我们坐上滑竿，被他们送到了那里。敏如看到她哥哥，激动得又蹦又跳。他们告诉我称她母亲为“妈”。妈向我表示欢迎，气度优雅端庄，但我听不懂她的话。后来我才得知，她听说我们订婚，曾经掉过泪。但她对我一直很和气，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敏如是燕京大学毕业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很懂西式礼仪。她们住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房子。这所大学是从南京疏散来的。罗家伦主动提出，让我们到他们学校在柏溪的师范学院任教。我们原计划去昆明，为了让妈高兴，只好改变主意，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在政治方面极为幼稚。在英国时，我受国民党政治宣传的欺骗，相信蒋介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在全心全意地抗日。到了重庆，我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是何等的糊涂。这里根本没什么真正的战备努力，只有大批大批的战争投机分子，贫富差距很大。我是一名外国人，因而常常为乞丐围困。“太太（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号），”他们哀哀泣告，“给我一个铜板吧！”到重庆的第一周，我就看到一具无人掩埋的尸体，被扔在路旁。我们将该市称为“夜煞之城”（City of Dreadful Night）。我们的学生也十有八九营养不良，好多都为肺结核和疟疾所苦。跟牛津比较，他们的生活水准恶劣之至。思想激进的学生都遭到迫害。有的被逮捕，还有的被装进麻袋，扔进嘉陵江淹死。
柏溪是乡下，风光秀丽。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又有幽默感。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我们住的是一件小泥屋，茅草苫顶。到了周末，我们就穿过片片稻田，沿着石子路一直走回市郊，到妈的住处去。春天，空气里满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气。不过当地的狗却很凶恶。一天，我出门散步，一只狗摇着尾巴向我跑来。我拍拍它，却给它咬了一口。那是一位地主的看家狗。我去市里注射狂犬疫苗时，它被我的学生开枪打死了。
1941年2月，我们跟敏如和罗霈霖在重庆一家饭店举行了一场双婚宴。一切都由他们安排，地点、日期改来改去的，结果我们将确切的地点和日期都忘了。有一天夜里，我们俩在城里一家旅馆住下。店里有硕大的老鼠，啃咬我们的小提箱和鞋子，十分讨厌。但还有更讨厌的事。
午夜过后，警察进来查房。
他问宪益：“那女人是谁？”
“什么女人？”宪益问，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噢，是我太太。”
“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们俩都不记得日期了。
“在哪儿结的婚？”
“在一家饭店，我忘了是哪家了。”
“你最好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
宪益当即清醒过来，并且说：“不相信我的话，你去跟我们的上司杭立武和张伯苓核实好了。”
杭当时是教育部部长，张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因此，那警察急忙立正敬礼，然后离去了。
空闲时间里，我们从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开始，合作将中文译成英文。宪益译初稿，我来编校，并将英文与原文对照，以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我们的系主任怀疑我是第三国际的一名间谍。要不一位英国好人家的姑娘怎么会屈尊下嫁一个中国人？在他的心态里，奴性要比人性浓重得多。为什么我们跟学生们那么友好？为什么我会把国民党的三青团和纳粹分子相比较？他搜查我的房间，发现宪益订阅了左翼的《新华日报》，还收藏了鲁迅的“颠覆性”著作。鲁迅的作品当时是被国民党查禁的。校方没有续聘我。数年之后，中央大学已迁回南京，更名为南京大学。学校里发现了一张黑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还有小注——“英国共产党员”。这让我的同事们又是惊讶，又是觉得好笑。
那一时期，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同事中的许孟雄。他那时酷爱英语，至今仍是如此。后来我们离开该校。解放后他跟许多人一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惹上了麻烦，直到他被平反，我们才又有了联系。现在偶尔通通信，不过都已上了年纪，没法去登门看望朋友了。
在四川的第一年里，我既为文化冲击所困，又为气候不适所苦。身上起了痱子，还得了疟疾和腹泻。但我感到生活是浪漫的，并且决心要证明自己一定能够适应。宪益竭尽所能地为我分忧，让我生活得安心一些。在英国时，他给我的信中曾有这样的结语：“上帝保佑你。如果没有上帝，我会保佑你。杨。”他对我呵护备至，为我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使我免于忧虑。但我对政治还是十分无知的。
这段时期，日本军国势力一直在中国推进。我一厢情愿地想象，美英两国一旦积极参战，战争局势就会扭转。但珍珠港事件给了我当头一棒。1941年圣诞节，日本击沉了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占领了香港。这使我惊恐不已。民族自豪感受到严重打击之外，我还有个人的担忧。我哥哥伯纳德当时正在新加坡工作，并已在当地参加军训，等待回英国参战。新加坡号称“要塞”，但在香港陷落6周之后也投降了。我不愿面对现实，所以很不情愿跟别人讨论战争或政治问题。
1941年，我们去贵阳师范学院任教。贵阳是个落后的小城，单调乏味。一位同事将我们介绍给当地的一些文人。我们大约每周聚餐一次，要么在某人的家里，要么在饭店。这些文人的妻子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我是聚会中唯一的女性。用过饭之后，男人们做起古诗。宪益自幼习诗，十分长于此道。他能够飞快地草成一首。诗人卢冀野有一次从北碚来探访我们，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气息，在那段历史时期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
在贵阳，我们跟陈宝环和米歇尔·沙利文夫妇交上了朋友。米歇尔后来成了一名中国艺术方面的权威。同样，我们跟美国的艾琳和约翰·文森特夫妇也成了朋友。他们都为设在贵阳城附近的“友人救护车组织”服务。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可以经常说说笑笑。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蒋介石已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表面上要肃清社会弊端。社会上一大弊病是抽鸦片，当时还十分普遍。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摆脱牵连，但也会时不时地有些小打小闹的人被拿来做样子。一天，我们就看到一位小地主，醉醺醺、懒洋洋地躺在一辆人力车上，哼着当地川剧的一个唱段；后面是一群披麻戴孝的家人亲戚。他们是设宴将他灌醉后再送他去刑场处决的。我认为这实在让人恶心。
同时，我也得知了许多中国人认为我们西方人是多么粗暴无礼。我们学校中文系的系主任学问极深，是本“活字典”。他愤慨地告诉我，有位传教士曾对他说：“你是猴子的后裔。”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粗野的提法。有些海外归来的学者对莎士比亚所表示出的崇敬也使这位教授极不耐烦：“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什么人？”他说道：“不过是万历年间的人而已。”这样一个许多中国人都佩服西方的时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维护却是令人仰慕的。
我也在学会有耐心。有一次，我们跟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同路，从成都到重庆去。雨下个不停，公路被淹了。我们的吉普车陷进一片稻田里。我们在路边一家小店避雨，可我不停地往外跑，想让路过的军用卡车带我们走。但结果一辆都没停下。“我们这儿不搭车，”梅校长说，“要继续在中国生活，您最好学会耐心。”他取出一瓶茅台，我们一直闲聊到救援到来。这种“耐心”给我的感觉像是听天由命。我认为，还是采取主动去努力改变困难的形势要好一些。但我们自己并没标看出这种主动性。现在，几十年的中国生活过去了，我比绝大多数中国青年都更有耐心。我认为，他们急于改革的热切之情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倾向。
内陆的交通十分困难。路很糟糕，也没什么火车或公共汽车。有关系的可以付钱搭乘邮车。宪益有一次这么做，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正坐在车后高高的邮包上面，卡车撞死了一名国民党兵。其余的兵开了枪，子弹呼啸着与宪益擦身而过，他感到性命攸关。司机只好停下，同意付钱赔偿。但他身上带的钱不够索赔的数目。于是士兵们说：“留下这位教授作担保，你好带钱回来。”对宪益来说，等待的那几个小时过得慢极了。
我在贵阳时有了身孕。由于对当地的妇产医院毫无信心，我决定去成都。我母亲在那儿，那里也有一家很好的教会医院。宪益接过了我的课，后来也到成都跟我会合。1942年8月，我们的儿子杨烨出生了。
跟贵阳相比，成都开化多了。学术和文化生活相当多，商店也很不错，还有许多传统的茶馆——虽然我们没时间来享受这些。牛津苏美威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又译萨默维尔学院）毕业的廖鸿英在这里任教，她性格活泼，思想进步，对共产党人抱有强烈的同情。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德里克·布莱恩跟她关系很好。那时候，绝大多数外国的青年外交人员都在严厉地批评国民党，在这方面我们跟他们深有同感。后来鸿英和德里克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历久弥深。我们在成都还认识了路易·艾黎（Rewi Alley），如今已是新西兰的一位传奇人物。她在我父亲以及其他人士的帮助下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工合）。他们建立起合作组织，为难民和失业的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制造抗战所需的物品；还创办了百列技术学校，来培训工合人员。解放后，我们对路易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有幸与他建立了友谊。这是一位真正的伟人，堪称20世纪的一位巨人。
1942年12月，新加坡陷落。伯纳德落入日本人的监狱。我们当时在成都市郊的光华大学教英语。我的时间塞得满满的，既要上课，又要洗尿布，照顾孩子。我把杨烨放在一只小背兜里，背着他走来走去，整天累得精疲力尽，早早就上床休息，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学习中文了。因为我是自己给孩子喂奶，医生告诉我每天要吃两个鸡蛋。物价一直上涨，我们的薪水又低，这就意味着宪益早餐不能吃鸡蛋了。后来有人请他去重庆的中印文化协会，这份工作薪水要高一些，也更有意思。1943年，我们就又回到了战时的首都重庆。北京图书馆疏散到了重庆的小龙坎，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就跟妈和敏如住在一起。这也不十分叫人满意，因为宪益只能周末回家。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跟印度大使门农先生交上了朋友，这孕育了以后在华继任的印度外交人员跟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很是珍视这份友谊。
那时候换工作很容易。宪益每年都接到不同高校或机构的邀请。这种流动性给了我们了解内陆不同地区的机会，我们曾引以为乐。但现在带着个小儿子，另一个孩子也将诞生，似乎是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卢冀野邀请我们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我们在那儿开始了《资治通鉴》的翻译，一直进行到解放后。嘉陵江对岸是上海疏散来的复旦大学，我们还在那里兼点儿课。要去对岸只有渡船可乘。一天，我们送一位朋友上船，我为她提着箱子，结果小产了。那段时期我极度虚弱，只好又一次由宪益代我上课。
在北碚，我们交上了新朋友。我们的邻居杨荫浏，是位中国古典音乐的权威，酷爱猫咪，喜欢跟宪益下围棋。他认识我父母，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位圣人，他生活得实在简朴。”卢冀野常常跑来，饮酒作诗。我们还去跟梁实秋和龚业雅打麻将。梁实秋是作家，龚业雅女士着实令人敬畏。复旦的梁宗岱教授，翻译过瓦莱里及其他一些法国诗人的诗作，是一位生龙活虎的人物。他常来闲聊，也是好酒量。我们贮了一坛虎骨酒，有一天给他倒了一碗。他一饮而尽，说道：“味道挺怪的。”我们才发现错给他倒了一碗煤油。而我们的煤油坛子跟酒坛子是差不多的。幸亏他并未因此吃苦头。
老舍和胡絜青跟我们住得不远，也欢迎我们前去拜访。老舍家里寄居了一位独腿的退伍国民党兵萧亦武，一个出色的人，是个激进分子。他是为了逃婚才从家里跑出去从军的。家里人要给他娶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女人。他的种种历险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也很欣赏他的幽默。他是支持共产党一方的。我们的同事孙培良远离政治，却喜欢同宪益讨论些历史问题。宪益当时正利用空闲时间做文学和史学研究，写一些这方面的论文。的确，如果我们不是合作搞翻译，他大概早已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了。
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有时会开车出重庆，来跟我们一起度个周末，去温泉玩玩。其中有一位叫麦克里维（MacAleavy）的，还在编译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跟我们合作翻译《资治通鉴》。其他几位，佛教徒约翰·布罗斐多（John Blofeld）、派特·瓦茨（Pat Watss）和阿德里安·伊文思（Adrian Evans），多年来一直跟我们保持者良好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们还有幸结识了剑桥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著有多卷本的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我有位老同学珀尔·朗曼（Perle Longman），在复旦教了一年书，但很倒霉，因为她的中国丈夫抛弃了她。她来向我们寻求安慰。这使我感到，我有这么一位忠诚的丈夫，是何等的幸运！
廖鸿英似乎也颇为苦恼。一个周末，她同德里克一同来到我们这儿。他已经向她求婚了，她担心这将意味着他要结束他的外交事业，而且他们还得离开中国。
“我想葬在中国。”她坚持说。不过，他们还是订婚了。
北碚的生活相当原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盥洗设施，但有趣的朋友却多的是。宪益想去延安。他问我愿不愿去，我表示了同意——并不太热心。我更愿意维持现状，等到日本投降再作打算。日本的投降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到那时，我们就能到长江下游地区去，那儿的条件肯定会更好些。后来，带他跟共产党联系的人也劝阻了他。
杨烨是个跟人很亲的孩子。“妈妈，你好可爱！”他有一天这么宣布，用的是刚从幼儿园学来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还很敏感。“别来接我回家，妈妈，”他说，“别的孩子都在看呢！”他从不喜欢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认识的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劝告我们，要么把孩子带成中国人，要么带成西方人，不要弄得中西结合，成个“二不像”。很明显，他们只能是中国人。但我们错在没跟孩子用英语说话。我后来见过那么多同时掌握双语或三语的孩子，完全能够平衡自如，也很幸福。这使我深深懊悔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时的愚蠢。
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到处是一片欢腾。有的人不失时机地离开了本地。但编译馆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只能等着。
1945年10月，杨熒出生。阵痛一发作，我就进了医院，但几乎立即就出院了。病房首先就吵得吓人。家属们都在那里面做饭、闲扯。但更糟的是护士的粗心大意。一名护士抱来一个嚎啕大哭的娃娃，扔给一位母亲，说：“喂喂吧。”那位母亲仔细看了看，抗议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后来另一位母亲认出是自己的。婴儿根本没有标记牌。我无法忍受我们的孩子可能跟别人的闹混的危险，所以回了家。宪益赶快找来一位接生婆，给熒接生。
妈来照顾我坐月子。她认为开窗子、喝凉东西、看书和穿高跟鞋都不行。可是一切都很好，直到我们收到希尔达一封电报。那是伯纳德的死讯。他死于日本投降前夕在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的死亡行军。她想让我告诉父亲，这样他可以去印度，将消息告诉在那里执教的母亲。父亲那时在重庆，宪益将他接来跟我道别。他停留了一天，非常震惊，几乎说不出话来。临行之际，他上前吻了我，犹豫了片刻后离开了。到了印度，他写信来说：“你也许奇怪，我犹豫什么？我心中想说'上帝保佑你’，却又想到也许我们关于上帝的概念是不同的。因此，我保持了沉默。”这正是父亲的典型行为，那样包容，那样谦和。我们认为，伯纳德即使能够生还，在日本集中营里过了3年，他的身体也早垮了。我最喜欢的一位表兄也是在非洲对德作战时阵亡的。
抗战虽已结束，蒋介石却已在着手内战了。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遭到迫害。诗人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暗杀，就连我们那位朋友，一贯对政治不屑一顾的孙培良教授，也被激怒了。我们与闻一多并不相识。不过，我们还在牛津时，他和沈从文就邀请过我们去西南联大教书。
1946年秋，我们编译馆终于出发去南京了。我们乘着由拖船牵引的平底船，沿江而下。同事们挤在一起，地方狭窄得几乎动弹不得。我们只能紧贴在我们的船板上，挤得那么厉害，才十个月的杨熒就在这样船板上站了起来，迈出了她的第一步。饮用水是限量的，只能用江水给孩子洗澡，害得杨熒头上起了许多疖子。这场梦魇般的旅程足有17天。途中，放置我们行李的船还沉了。不过，我们还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满怀希望。
南京没给我们提供任何方便。我们就睡在编译馆一间办公室的地板上。一天夜里，宪益突然给一阵危险的预感惊醒，他发觉一只巨型蜈蚣正准备蛰他。他四处找寻住处，在一家煤店后面租到几间脏兮兮的房子。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处，条件要好一些。最后，我们终于自己买下了一处小房子。
搬到南京之后，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不过，我们多方兼职，比绝大多数同事的生活都过得要好些。除继续做翻译工作之外，我们还兼职教书，并为杭立武组织的中英文化协会工作。该协会的办公楼上有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我们因而得以接触到新的英文书籍。我们在那里安排讲座和舞会，这样又结识了许多外国人士，特别是美、英、印、澳等国的外交人员和记者。
廖鸿英和德里克·布莱恩也在英国大使馆。通过他们，我们认识了鲁丝和理查德·赖本夫妇（Ruth and Richard Liaban）。理查德那时是记者。我们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打桥牌。阿德里安·伊文思也在南京，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他有一辆敞篷车，载着我们到苏州、宜兴、扬州各地去旅行。表面上是去收集信息，实际上是去玩，买些小古董。格林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写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让我想起了阿德里安，一位风趣的伙伴，却是一位不称职的情报工作者。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澳大利亚的青年外交人员，还跟他们出去野餐，并在一家博物馆演出过《仲夏夜之梦》的片段。
自传原稿至此中止。
❖ 戴杨夫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