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2月师友赠书录（二）
《古代小说版本探考》，潘建国著
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潘先生乃是北大著名教授，专研中国古代小说史，我曾得到他许多的指点，而今赐下这部新作，让我又学到了新知识。本书为潘先生研究小说史文章的精选集，其中有些文章是第一次读到。从整体看，本书收录之文有四篇谈的都是《世说新语》版本，且排在了本书的前面，可见这是该书的重点研究成果之一。其中第一篇为《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
该文谈到日本尊经阁文库乃是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及其后裔所营建，明治后转由东京“前田育德会”管理，该文库藏有数量可观的中文古籍善本，其中尤以宋刻本《世说新语》最为世人所重。民国年间，董康、傅增湘等著名目录版本学家曾慕名往观，昭和四年日本前田育德财团将该书影印出版，使得一些学者得以寓目。1956年文学古籍刊印社、1962年中华书局又将该书缩印出版，使得大陆学子方便使用，为此有不少的学者作出了研究成果。但关于该书的版本问题，仍有一些疑而未决，潘先生本文则要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首先谈到了尊经阁本每册首页和末页都钤有阳文长方印“金泽文库”等五方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睢阳王氏”，另四枚印章则是日本藏书家所钤。“睢阳王氏”印显然是中国人的印章，该印钤在每册首页栏内右下角及末页末行，根据中国人钤盖藏书的惯例，这方印应当是本书中最早钤盖的一方，也就是最初的收藏者。董康和傅增湘认为，此印乃是宋元间所钤，或者元以前的印，他们在这里只是断定年代，并未谈到主人是谁，潘建国经过一系列推测，认为有可能是商丘王洙后裔之藏书印，“其中第五代（王问之子）或第六代（王问之孙）的可能性最大。”
接下来，潘先生考证这部书是何时流入日本的，因为金泽文库是由日本北条氏政权创建于十三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据此该书流入日本的时间大概在中国的元代或明初。而后需要考证的问题则是这部宋版《世说新语》的刊刻地区及时间，潘先生说，该书一向被视为“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给出这样的结论，跟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著录有关，该书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解题中说：“此本董令升刻之严州。”潘先生说，尊经阁本既然是宋刻本，又有汪藻的《叙录》，再加上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附有“绍兴八年”董弅旧跋，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很容易得出结论：尊本即是陈振孙所著录的董弅严州本。
但是，潘先生仔细翻阅了尊经阁本，他找不到任何与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有关的直接证据，之前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日本学者尾崎康根据尊经阁本中避“慎”字不避“敦”字，推断出此本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但没有推断出尊本究竟刊刻于何地。
本书既无内封牌记，也无题记、跋语，无法直接判断刊刻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助考察书内的避讳字和刻工情况，潘先生逐一列出了本书内的缺笔避讳字，并点出具体在哪个页码，而尾崎康也注意到了尊经阁本避宋孝宗的讳字“慎”，而不避宋光宗讳字“敦”。但是经潘先生仔细核查，发现此书中的“慎”字有避有不避。而后潘先生又逐一点出了本书的刻工，他通过查对刻工名录，发现与本书内的刻工重复最多者，有南宋刻本《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两书，通过这两本书来反推《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由此确定本书刊刻的时间大概在宋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末的十年之间。
另外，本书附有宋汪藻《叙录》两卷，经潘先生仔细检阅，发现《叙录》部分的书板板块和字迹，有的完整清晰，字体与尊经阁本《世说新语》相近，但有的部分板块残损，字迹漫漶，与尊本不同，这种迹象表明，《叙录》乃补板重刷本。通过一系列推论，潘先生认为，《叙录》原本是单刻本，但杭州刊刻和刷印《世说新语》时，利用《叙录》的原版，与新翻雕的《世说新语》一并刷印，同时因为有些板片过于破烂，于是做了补换。而后潘先生又考察了《叙录》作者汪藻在两宋之间的行踪，同时考证汪藻与董弅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推论出，董弅为什么要刊刻《世说新语》。这样一篇思路严谨的文章，如抽丝剥茧般，从一部书的版本问题推导出各个细节，通过这些结论再做出总的判断，由此可见，潘先生学养之深，可钦可佩。
《苏轼行踪考》，李常生著
城乡风貌工作室，201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为大风先生所赠，该书大16开，一套五册，平装单色印刷。可能大风先生看我最近忙于撰写跟东坡有关的寻访之文，于是赠我该书，以便我开阔思路。
本书分为三十二篇，从《绪论》开始，按照苏轼的人生轨迹一路写下来，一直写到去世于常州，而后由作者作出相应的结论。本书的每一篇，都会有单独的版权页，每个版权页上都印有作者自序的节选片段，其中提到：
余个人利用十二年时间追循苏轼行踪，并撰写本书，在不断地修改整理当中，尚发现多有缺失。然因个人年龄已逾七十，已无能力、健康等再行继续编修，且此书非我个人一己之力可以完备。故此出版此书，仅提供各地学者参考使用。
而后作者称，本书的纸质本放在了公共图书馆内，电子版书免费送给全球友人阅读，并且在版权页上印有“版权所有，欢迎翻印”字样，而我得到的这一部，可能就是大风先生下载翻印的。
本书前有四篇序言，第一篇是作者自序，李常生先生讲到了自己的出身。经过早年的艰辛，他考上了大学的法商学院，在此期间他喜欢读中外文学书，在大学本科阶段，他读到了林语堂所撰的《苏东坡传》，由此迷上了苏轼，开始搜集与苏轼有关的各种著作和版本。毕业之后，他从事建筑房地产开发，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少的作品，五十岁之后想转换人生跑道，于是同时读了三个大学的博士。
在求学期间，他寻着苏轼足迹来到黄州赤壁，并且立誓要在有生之年，撰写一本更具真实性的《苏轼传记》。而后他花了12年时间，访遍苏轼到过的每一条道路，比如广东的东江、西江、北江，江西的赣江等，各走过三次，长江三峡他走了五次，庐山上了四次，惠州到了十一次，黄州去过十三次，这份执著令我叹服。李先生还写道：
但因为自身有较为严重的糖尿病，心脏也装过两次支架，且已经感染到各种奇怪的并发症状。最近这五年行走苏轼路程当中，先后突然昏厥过八次，其中面临的各种险境及艰苦，包括住宿、用餐、交通、僻乡、登崖、乘船等，时时都会碰到让外人难以想象、理解到的事端。
这十二年来，李先生统计出，他先后花费了150万元人民币，同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忙和资助，但是他下这么大功夫撰写的这部书，却因故不能正式出版：“《苏轼行踪考》因电脑绘制彩色地图过多，且各处多附有苏轼行迹地点的彩色照片，因此印刷成本高昂，且地图审定预算也高，并旷日费时。考虑到成本与市场之间的相对难题，两岸出版社都不愿担当出版角色。”
另外四篇序言出自作者的三位博士生导师，第一篇是东南大学建筑系朱光亚教授所写，朱先生夸赞作者：“李君者，走完东坡居士华夏踪迹第一人也。”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董卫先生在序中谈到，：“他自台湾到大陆求学以来，已经分别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武汉大学文学系攻读了三个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这在当今中国不仅十分罕见，也应当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记录。”
李常生先生在退休后同时攻读三个博士学位，这当然算是一种奇迹。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石同样认为：“自宋代以来，研究苏东坡的成果，书籍文章无数，然截至目前，实地将苏轼一生所行之地、所留之迹，进行系统考察、深入细致研究者，常生君当属第一人。”对于本书的特色，李天石总结道：“此书广征博引，图文并茂，既有苏轼所至地方的历史文献依据，又有现存文物古迹的佐证；既有碑铭石刻之遗存，又有现代科技GPS的定位考证。尽管书中所有考证内容，容有存疑商榷之处，但此书的出版，无疑为苏轼研究者、苏学爱好者提供了一部考证详实、内容丰富的苏轼研究基本文献，可喜可贺！”
最后一篇序言出自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兆鹏先生，通过此序让我了解到，李常生同时读三个博士学位就是为了研究苏轼：“为了研究苏轼，他退休后连读三个博士学位。这在近现代苏轼研究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人。”
作者在第一篇《绪论》中，首先讲到了撰写《苏轼行踪考》的目的和意义，他首先讲到苏轼的多方面才能，除了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外，苏轼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博才多识，比如苏轼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在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在美食方面的贡献等，正因为如此，作者说：
我一生尊敬与崇仰苏轼，撰写这本《苏轼行踪考》首先要铺陈、展开的是通过各种文献资料，研究苏轼一生所到过之处以及所行走过的路程，并且亲自沿循这些路程及苏轼所及之处，走过、看过、体验过一遍，再经过各种文献的考证，撰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其中必须绘测出苏轼在各地走过的路线图、苏轼到过各个地点的位置图等。
于是作者下了极大的工夫，来探寻和考察东坡遗迹，但未曾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成果在他心目中只是阶段性的，他还有着更大的计划：“在撰写完毕《苏轼行踪考》以后，因为深入了解苏轼一生的行迹，再开始精研苏轼的各种创作，如果一生还有机会，准备以历史的手法，悉心撰写一本比较精准的《苏轼、苏辙史传》，或者再以文学的手法，撰写一本《苏轼、苏辙文传》。”
翻阅此书，能够从中看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些给我的东坡遗迹寻踪提供了许多新线索。我做不到像李常生先生这样的事无巨细，在叹服之余，也只能按照自己原有的方式继续寻访下去，以期做到我手写我心。而在翻阅本书同时，我感念于大风先生的美意，以及他的良苦用心。
《礼记郑注汇校》，王锷汇校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知堂回想集》，周作人著
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出版
前一度接止庵先生电话，他告诉我说，嘉德公司出版了一册《知堂回想集》，他命我帮其索得一部。止庵乃是研究周作人的专家，想来这部书对他有用。我给嘉德公司古籍部薛英鹏先生去电，请其帮助寻得两册。薛先生称没问题，但转天他告诉我说，这些周作人手稿是嘉德书画部的人征集来的，他找书画部的索要此书，对方告诉他该书仅印了500部，且均带编号，不想索要之人甚多，已全部送出去了。薛先生还是答应我会继续跟踪此事，万一有人退回来，可转寄于我。
我觉得这句话仅是客套，既然已经送完了，再要到已是不可能，只好把这个沮丧的结果报告给止庵。他达观地说没关系。然该事过了一个月后，薛先生却告诉我找到了一册，闻之大喜。
得到之后方看到这部书是小三十二开精装，厚如砖头，里面以全彩的方式影印了周作人的这批手稿，每种手稿间隔一两页淡绿色衬纸，并且印以每篇的题目。
书的前后附有几十页周作人的照片，有的是知堂老人的独照，更多者则是他与别人的合影。书后还附有几十张罗孚与他人的照片，只是没有编者说明。
书前的目录页，列出了此批知堂手稿为41种，同时还附有知堂为罗孚所书自作诗长卷。书后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黄乔生的《周作人晚年投寄香港著译手稿略识》、沈杲杲的《罗孚珍藏知堂手稿首度露面》以及罗孚所写《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翻阅这本书，再读这几篇文章，由此而对这批手稿的价值有了系统性的了解。然该书之得，乃是缘于止庵先生的索要，于是我给他发微信，告知其得到此书一册，问其是否还想要，止庵明确称还想要该书。无奈，我只好奉上。
我赶快细看此书，前人称书非借不能读，既然此书书主已为止庵先生，我再翻此书时的感觉果然不同。更何况，我知道他对书有洁癖，故阅读此书时，多了三分小心。
黄乔生先生乃是研究周氏兄弟的专家，从他所写该文中可知，他对知堂老人的这批手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后写出了这篇长文。该文提到了1956年曹聚仁到北京拜访周作人，由此而想到将周的文章介绍到香港发表。之后，曹聚仁与好友罗孚商议能否将周的文章在《新晚报》连载，他们当时商定以先付稿费的方式来发表周作人的作品。而后周作人陆续供稿，但他所写稿件并没有全部刊发，《周曹通信集》中载有周在信中的所言：
回忆录尚未登出，也已听之，罗君近已久无回信，虽然以前杂文稿费还是寄来，但向未（谈）及回忆录事，我也不问，反正似乎报馆或有难言之隐吧？杂文登否更不成问题，只要稿费照付，也就得了，一笑。
经黄乔生统计，这四十多篇著译稿，有一半未能发表，其原因：“或者篇幅太长，或者寄去得太晚，罗孚等编者已经没有了安排发表的时间或权力，以及或者因为文章内容有不适宜地方。”
同时该文转述了罗孚在《关于知堂回想录》中的解释：“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黄乔生还谈到了另外的原因：“此外，还有政治原因。《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刊载到三十九节后停止，原因是罗孚接到北京的命令：‘这个时候还去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475页）罗孚的解释是：‘那是中宣部通知香港的领导，不能继续这样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苦雨斋访周作人》，《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罗孚1964年8月接到来自北京的警告后，虽然立即指示《新晚报》中止《知堂回想录》的连载，但在10月5日和28日，他仍刊发了周作人的《愉快的工作》和《现今的龙》。”
黄先生将这四十一篇稿件仔细地翻阅一过，他注意到这些稿件的用纸以及上面的少量批校之语，同时特意点出《爱罗先珂所说的缅甸佛教徒》一篇的手稿第一页右上端有编辑批语：“此文立意不甚妥，似可不用。际垌”。黄先生点出这篇手稿虽然收录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十卷，批语也清晰可见，但配图未使用彩色，因此未能显示批评的红色墨迹。
对于编辑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语，黄先生认为：“所谓的‘立意不妥’，大约是因为周作人在批评南越当局的所作所为时，试图从宗教角度阐释政治纷争。文章立意本来是反对南越政权，帮中国政府说话的，但在揭示政治斗争的宗教背景时，却提出共产主义与佛教的相通，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免迂阔，编辑也许担心节外生枝。议论时政特别是国际关系，并非周作人的强项，因为晚年的周作人毕竟是局外人，很难清楚了解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外交策略。”
那么周作人的这些译稿主要谈论的是哪些内容呢？黄先生在文中写道：“周作人为了能够在香港发表文章，下笔注意分寸，语调保持平和，而且有好多篇是所谓‘谈吃’的内容，翻译的几篇日本和希腊文章，也几乎都是谈论饮食。既然港报编辑希望通俗易懂，贴近大众，谈吃倒也是很不错的题材。这也许要被人指为无聊，但其实是周作人一贯的作风。”可见，知堂老人有他的谨慎。
沈杲杲所撰之文在篇名下未见署名，仅是目录页著明本书中收有他的一篇文章，此文首先引用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四十年代于京都见到周作人时的印象：“他给人的印象，温和而略带阴性，肤色白皙，态度谦虚，有贵族般的眼耳口鼻，稍稍俯下头，讲话不正视对方，日语发音正确，说话声低而文静，我虽未见过鲁迅，但想象得到他们昆仲间容貌性格的异同。不过从周氏的印象，不难发现到他的冷静与幽闲，而鲁迅则辛辣、讽刺。”
该文中谈到罗孚何以能收藏这么多份知堂手稿，原因他在约稿之时就有珍藏之意，曹聚仁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道：“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
沈杲杲在文中提到：“知堂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文、英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他十分看重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计有希腊文学译作二百万言，大多为晚年完成的。”同时他还转录了知堂的自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以此说明，本书中为什么收有多篇译稿。本书中所收罗孚的一篇，乃是摘录罗孚所撰《南岛文星高》中的片段，文中解释了中止刊发周作人手稿的原因：“不幸的是开始刊出还不到两个月，它就不得不停下来了。这倒不是作者预言过的，‘或者因事关琐屑，中途会被废弃’，而是因事关大局，奉命腰斩。人在香港，虽然在做宣传工作，照理应该信息灵通，但我当时却实在懵懵懂懂，不知道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对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一九六四的秋天就已经在酝酿严酷的批判了。”同时还谈到了罗孚当时的心态；“在刊出以前，我还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但想到这里面有关五四以来文艺活动的资料相当丰富，颇有价值，就舍不得放弃；而且这原名《药堂谈往》，后来改名《知堂回想录》的几十年回想中，抗战八年那一段是从略的，基本上不发生作者自我辩解的问题。考虑又考虑之后，终于不忍割爱，还是决定连载。这里说的爱，是认为资料可贵，而文章却已不如以往的可爱，缺少盛年所作的那一份文字上的隽永和光彩。”
总之，这批手稿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同时关联到了当时发表的特殊景况。翻阅该书，即可看到知堂软笔和硬笔墨迹，同时也通过三位先生的文章，让我了解到了不少未曾留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