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人物之——胡铨

要使奸雄怯胆寒。

                           刘述涛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这位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脖子最硬的胡铨，在看到国家内忧外患，奸朝当道的时候，又一次忍不住发出的呐喊，写下了这首《好事近》。

在写《好事近》的时候，胡铨已经46岁，46岁的胡铨拿起笔的那一刹那，思绪却已经飞回到了建炎三年。

在那一年，南宋的天又要塌了，金兵大举向南宋的腹地进攻，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打到了江西的吉州，吉州知州杨渊竟丢下一城的老百姓不闻不问，跳上马背弃城而去，逃得不见了踪影。此时，正在家里为父亲守孝的胡铨一听说这样的事，气得吐血，他想不到偌大一个宋朝，竟然养活的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官员。他不由得站出来振臂高呼，吉州人不守吉州城，哪还有脸面去见祖宗？他还提出“募兵守土”，让富豪乡绅捐钱捐物，招募勇士们来保卫家乡，守护吉州。金兵同胡铨打过几次仗之后，发现还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无功而返，胡铨也声名大振，正式走进了南宋的政治舞台中央。

南宋的政治舞台，早也被秦桧这样的一批奸臣占领，哪还会有胡铨的容身之地？

哪怕是再艰难的日子也要向前走去，就算是呆在南宋这么一个苟且偷生的朝代，日子也在不轻易间就来到了绍兴八年（1138年）。

这一年，仍以求和为己任的宰相秦桧派王伦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并表示出愿意俯首称臣的意愿。金国的使者一听，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了，认为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条没有骨气，摇尾乞怜的狗。更是盛气凌人的向王伦狮子大张口，索要土地以及金银财宝。这事被胡铨知道后，他不由得在愤怒之中写下了令南宋百姓为之一振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史书上称之为“斩桧书”。胡铨直接了当地指出秦桧卖国求荣、欺君误国的险恶用心，并劝诫皇帝“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只要皇帝一心抗金，与老百姓同仇敌忾，金人又怎能不破？最后胡铨还声明自己“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希望皇帝“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如若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奏疏一出，那还了得？

多少年了，南宋也没有一个像胡铨这样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让临安洛阳纸贵。上至官吏，下至百姓，都争相抄阅，先睹为快。后来，就连金人听说此事，也急忙派人以千金求购此书。读完之后，不由得大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以致“金兵不南者二十年”。这也让后人称赞胡铨是“一书安邦”。

从此，写《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勇气和正义就一直在胡铨的心头激荡，只要是遇事不平，他就以文字相向。他的文字是荆轲手里的匕首，是李广将军手里的弓箭，也是岳飞手里的沥泉枪。只可惜，这一首《好事近》，仍然没有给已经在新州管制了六年的胡铨带来好运，反而让对胡铨早就恨之入骨的秦桧，再一次找到借口，又一次下令，把胡铨贬到了海南最南端的吉阳军崖州。

贬往吉阳军崖州的这一年正好是绍兴十八年的十一月，天气越变越冷，但46岁的胡铨义无反顾的走入了阴风冷雨之中，他左手牵着妻子，右手抱着幼子，开始一路向南、向南、向南。

在行走在路上，有人问胡铨到底值不值得，落难成这样，还要同秦桧作对？胡铨脖子一挺，又喊出一句：“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问他的人心想，难道胡铨不知道自己要去往的海南吉阳军崖州，地处海南岛最南端，四面环海，交通闭塞，荒凉冷凄，被称为“天涯海角”，更是谪臣的“蛮荒之地”？

问胡铨的人哪会知道，此时的胡铨，想到的不是崖州，而是自己所崇拜的韩愈。想到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的那天，盛怒下的唐宪宗竟命韩愈“即刻上道，不容停留”。此时的韩愈都来不及同京师的朋友辞行，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拿上，就被差役强行推出了长安，同韩愈一样被斥逐离京的还有他的家人。

这次被斥逐离京成为了韩愈一生的恶梦和痛苦。在这次斥逐离京路上，他年仅十二岁，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病死在路上。并且这一路上充满了惊恐、颠簸、险滩、潮汐、雷电、飓风、痛苦、鬼魅、饥饿、心寒……

同样行走在路上的胡铨，真正体会到了韩愈那种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痛，也体会到了韩愈仕途的蹬蹭、女儿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运的乖蹇所带来的悲、愤、痛、酸、忧的心情。但一想到韩愈来到潮州，在潮州任上这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韩愈却抛开了一切痛苦，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一系列为民谋利的工作中。他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选拔人才，传播知识，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潮州的老百姓以韩愈的名字命名了潮州的山水、路堤、亭台来纪念这位为潮州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人，还有人写诗赞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自然，前行的韩愈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照亮了后来的胡铨脚下的道路。这让胡铨来到了海南吉阳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学宫，并对崖州的学宫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使中国传统的“庙学合一”的地主官办学校形制，在中国最南端的崖州生根发芽。胡铨还写文章号召捐资助学兴学，并且自己主动站出来兴办私学来教化当地子弟。

在崖州的这些年，胡铨所有的心事都花在一心传播儒家文化这件事上，但他的心里又放心不下国家，在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仍写下“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幽怀已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碗。”的一首名词。

在这首词中，胡铨想到自己被贬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三年？但胡铨仍没有屈服于命运，仍然想着如何报答这个国家。张于，日子到了绍兴三十二年，先后被贬二十三年的胡铨终于等来皇上的一纸圣书“可随意居住。”胡铨又沿着当年走来了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李光、赵鼎的道路，走回到了家乡。

后来，他与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一起被海南人民称之为海南“五公”，以纪念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披肝沥胆，和为了海南黎民百姓的文化事业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尤其是胡铨，他属于官阶最小，却精神力量最大的一个人，更值得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么一位身系国家，死而后已的人。

今天，胡铨亲手建起的学宫，历经九百六十多年后，仍然还在见证历史，仍能传出朗朗书声。这一切，难道不是胡铨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气度和风骨，正在得到更好的传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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