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加亚戴曾在《论美国的贵族政治》中说过，美国除了财富贵族之外，还有一种人民贵族，“任何报纸都不敢说他的坏话”——平民阶层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奉承”。因此，当争执出现时，一个普通美国人更有可能拒不相信自己有可能说错了，而别人也不敢告诉他这一点。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观点，至今都被绝大部分的人簇拥着。首先是习惯于把小概率事件无限放大，甚至上升到社会矛盾层面，比如那篇至今可能都记忆犹新的《一个寒门状元之死》；其次是在自己不懂得领域对他人言听计从，比如你的妈妈有没有在睡觉时拔掉你家的Wi-Fi，并告诉你会有辐射。第三是始终坚信权威愚蠢且坏，带着阴谋论的观点看待一切。最后是非黑即白过度情绪化，叫嚣着强奸犯一律死刑等等有学者将这类现象理解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社会层面反智主义体现为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知识和人民群众脱离；而在文化层面则体现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性与精英都市文化高领域的对峙。再进一步讨论，反智实际上是社会因智识水平差异而形成的一道鸿沟，是社会智识水平较高的人对智识水平较低的人的一种指代与建构。事实上在任何传统的政治哲学领域，无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处于统治阶级的“哲学王”，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等人对社会的理性建构，都离不开“精英”——某种程度上“精英”可以理解为民主社会的奠基。互联网平等的赋予了精英和平民一样的话语权，就像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说过的那样——民主就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因为我们平等的参与社会讨论。但话语的自由并没有在现实社会的权力层面得以延伸，这就导致了「平民」一面享用权力，一面唾弃权力。将精英拉下神坛，将草根捧上云端；在阳光下畏惧权力，在阴影里滥用权力。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学者托马斯·尼科尔斯的《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借反智主义来尝试探讨近年来「举报」行为的复苏背后，是何种社会关系与社会潮流。虽然探讨「反智主义」，甚至「反智」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带有了精英主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过有趣的是，作者本人也在本书的进行了一番自我嘲讽：「至少我这个专家是这么想啦，你要当我在胡说八道也无妨。」一点小小的讨论，不喜欢的话，就当是我反智性的胡说八道好了。每周一次的「现象学」读书沙龙会从一个社会现象切入，讨论与该现象相关的新闻学、传播学、网络传播学相关的学科知识。大家可以对此现象进行类比延伸，这样所有类似的社会现象都有了一套可以为之应用和分析的理论。笔记怎么做，是上周很多同学看完推送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本系列推送会分为「现象」、「书摘」和「知识点」三部分，那你的笔记也可以分为三部分【现象与其他相关现象】【解释该现象的理论与你的思考】【书摘及某句话可以运用or形容的场景】。从现象出发思考社会，从理论出发反思课本，从书本出发拓宽视野，顺便积累答题彩虹屁和国外学者的观点：一举四得，美滋滋。在书籍的选择上我会尽量挑选一些浅显易懂的、理论价值不高但具有现实意义的书，这类书往往纵观全书也就几个核心的点，或者观点本身存在一些主观性与误差，总之不具备深入研读的价值。始终明白本专栏的目的是提供开阔的视野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不评判，不定义，只理解。
💥「现象」：为什么人们总是乐于看到“精英”或者“专家”人设崩塌或者跌落神坛？为什么在人均学历初中的微博时常发生网络暴力、后真相、群体极化等现象？为什么互联网的开放反而导致了举报的盛行？这些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质都与「反智主义」息息相关。
本书作者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是美国海战学院的国家安全事务教授。以作者的观点来看，“专家之死”的原因在美国是反智主义与自恋文化的兴起。“The death of expertise”更早的台版翻译是专业之死，所以“expertise”到底是一群人还是一种制度，其实在当下是个挺有意思的探讨——假如死掉的是专业，那是精英主义的衰亡，假如死掉的是制度，那是民主的陌路。当下读这本书会有很特别的感受，“精英都在体制内”这种论调、公众对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治理专业能力的质疑，以及对于几位明星专家的推崇混杂在一起让这个问题似乎更有了我国特色。“民主政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大众来决定复杂的问题，当然也并非让一小撮技术官僚或专家来统治国家——而是提供一个媒介，让了解问题的选民有能力选择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专家给公众提供服务也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但往往，被代表的人并不在意契约或者意见，他们更在意你的决策是否合我心意——个体的力量无法撼动体制内的精英或者占据主流的大众，那就由体制来撼动。无论是深海先生，还是227，以及不久之前的北师大举报事件，大抵都是如此。┋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越是了解越懂得敬畏，越是无知越是无所畏惧┋《专业之死》直指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对专业知识与人士的敌意。作者明白地说，美国人民简直以「无知」为荣，任何要人民回家多读点书的专家学者，很容易被冠上民主社会头号敌人的大帽子——菁英主义。换句话说，无知正在「劣币驱逐良币」：┋论起聪明才智，可没有什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世上一定有人贤能有人愚钝。但民主社会里永远都会有一股忿忿不平的声音，这股声音会忍不住想要要求绝对的平等。齐头式的平等若是不加以节制，就会变成一股由无知汇集而成的高气压。┋专业社群对于相关知识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验证标准，即便犯错也有比较强的自我矫正机制，这使得专家判断和说法正确的机会远远高于非专家┋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确认偏误」——人们容易看见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同时自动忽略不利或者相反的事实。还有所谓的「定锚效应」——人们对事情发生机率的判断，根据的是对那件事情的印象，而不是实际的统计。透过互联网，这些偏误都会被放大，导致专业见解根本无法与非专业意见抗衡，更何况能够抢得版面的往往是那些与不惊人死不休的鬼扯和鸡汤┋在美国社会环境下人们确定：个人才是核心，周遭一切都是为了服务和保障个人而存在。这种把个人放得极大的民主心态，带来了两个难以分开的社会现象：一个是自尊的膨胀，一个是对权力的敌视。当老师的通常很能体会这一点。学生变得越来越说不得，指责——甚至只是指出——学生的错误，很容易被说成是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然后随之而来的骂名往往是「滥用权力」┋后现代观点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真理」的质疑，对于任何「定于一尊」的说法或学说都十分戒慎恐惧，认为它们很可能是权力的产物。┋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忧。我们失去了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放。┋阴谋论者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起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耶鲁那个团队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委婉，说人们的互联网信息获取行为只是“误把外包的知识当作内化的知识”。┋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博学之道：你就一直上网浏览，直到你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你用点击最终求得了证实，认为有一个网站这么说就代表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这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思想的自由流动，的确大大推动了民主，但也裹挟着风险，因为无知或邪恶的人会变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传谎言和谬论，哪个专家出手也消灭不掉。
整本书里贯穿着一个核心观点，也是普通民众对专家抱有敌对态度的根源，即「你没有比较对，你只是比较有权力。」这里「权力」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被扩大，专家即权力、话语即权力、体制即权力、多数人即权力、主流即权力。这就带来了平民阶层甚至少数群体对权力的既向往又畏惧。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也很简单，那就去借助我所畏惧的权力，来打压另一种权力：公器私用、党同伐异，举报盛行。从「你没有比较对」升级为「我认为你不对，我看你不顺眼」。除此之外，在举报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则更严重的问题——举报导致的不仅是专业或者专家的社会性死亡，还有民主的危机。但“危机”并不是威胁，也未必是灾难，只是时代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变化，它威胁的与其说是社会本身，不如说是原有的那些理解社会和民主的观念。这里必须再一次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是兴起过反文化运动、同时无数传播学精英主义学者提出「大众社会理论」的时代。196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因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实现了高度科层化，普通民众发现自己能履行的公民职能正在流失，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尖锐：面对难以应对的复杂性，他们只能无助而愤怒地承认自己只能任由更聪明的专业精英摆布。但是他们又对这种摆布心存不满，尝试做一定的抗争：“专家之死”和“举报”其实正是对专业的、文化的精英结构性垄断地位的复仇——甚至我们可以想一想曾经我们经历过的十年浩劫，背后都是一个道理。
知识点 · 思考
这种对精英权力、反智的思考同样体现在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叶的传播学研究中，在针对公众如何适应社会变化的问题上学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代表就是李普曼与拉斯韦尔强调的精英主义，以及对精英主义持反对意见，支持大共同体思维的杜威。
#李普曼与精英主义：
1922 年，李普曼出版了《公众舆论》一书，他认为普通公众是非理性的个体，他们没有能力在处理社会事务中产生正确的观点。这是因为受到“虚拟环境”和“刻板成见”影响：由于外部的世界纷繁复杂，超出了普通公众的认知能力，通常人们对事物作出反应，是对虚拟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不是真实的环境。同时，李普曼又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介更应该倾听那些由专家、学者以及高阶层人士构成的“局内人”的意见，而不是愚昧无知的、作为“局外人”的普通公众的意见。
该言论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1925年李普曼出版了《幻影公众》一书，对杜威等学者支持的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只是一个幻影。在《幻影公众》的开篇，李普曼就把公众比喻成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麻木而又茫然。“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主张，只能迷惑而倦怠地遵循他人的意见。”
他认为，公众不需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只需要跟在那些掌控大局的“局内人”后面，做他们能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杜威与参与式民主：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的杜威，则对李普曼的观点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六十岁高龄，在哲学领域极具话语权的杜威一度在《新共和》上对李普曼进行冷嘲热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大人物是如此冷静如此坚定，其表述风格是如此客观又富有文采，以致读完这本书的人几乎不会认识到它到底在指控什么。”
针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杜威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演讲，并集结成册于 1927 年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杜威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的管理社会事务，而是让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换言之，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杜威坚持认为公众并不是像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幻影，公众是真实存在的。公众也不是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愚昧无知，公众的素质虽然有缺陷，但是可以培养的。
他坚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信息得以广泛的发布到个体中，一个真实的有组织的公众就会出现。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实现“大共同体式民主”社会。
#李杜之争与新闻界：
这场持续的、关于社会民主的讨论直接的影响了包括传播、政治、新闻等各个行业。
在新闻领域，李普曼希望新闻工作者将局内人的观点准确的告知公众，要拥护那些决策者给出的建议。杜威则认为公众有参与新闻的权利，新闻工作者应该让公众发声，促进公众与社会精英的平等交流，共建和谐共同体。杜威的这一理论思想被认为是 20世纪 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的理论基础。
其实一直到今天，对于精英与大众、新闻职责的讨论都没有停止。半个世纪以前人们争论舆论、争执民主，恐惧大众媒体背后强大的影响。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依然陷于后真相，探讨举报与民主，对社交媒体感到恐惧。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社会不过是在碰撞中挣扎着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