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历千年未有之奇变

通常我们认为,民国书法是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书法史,续到民国,在时序上完全是顺序而生。那么,中国五千年历史十几个朝代接续下来,到民国也就是一个断代史的含量而已。

吴昌硕书法

与宏观的五千年相比,民国书法史只是其中一个链、一个环节而已。它肯定比不过汉唐、宋元各代横跨三四百年的断代,它充其量只有五十年(作为一个断代,它除了民国元年至三十七年这38年之外,追溯其来由,或可再上溯清末从1895年到1911年这十几年,与38年合为50多年)。

这样一个五十年的断代,怎能比拟于唐、宋数百年的历史?亦即是说,即使以每一断代论,民国前后这50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绝对体量上也完全无法比拟高攀之。即使是取“近代”概念的百年,相比之下,也还是一个非常弱的、常常被理解为不重要的所在。

康有为书法

但我们所拥有的“史观”,却据此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50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是“历千年未有之奇变”。

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50年所遇到的新问题。而这些古代书法史未能解释的书法现象,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各个学术聚焦点。它构成了一系列思想命题:

1.书法的文化根基的变迁: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古诗文到语体文,以及标点符号的应用。

2.书法的行为方式的变更:从右起竖式到左起横式,从日常书写到技法表演。

3.书法的工具材料素材规定的变异:从毛笔字到钢笔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

4.书法展现方式的变革:从书斋文雅到展厅竞技,从书写技法到视觉形式表达。

5.书法观念意识的变化:从习字(文化技能)到书法(艺术表现),从立足应用转向审美观赏。

李瑞清书法

古代书法有简体字吗?有展览会吗?有钢笔字吗?有标点符号吗?有书法的科班训练吗?有用写字来表演作秀吗?如果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稀松平常的现象,在古代从未有过,那还不足以显示出民国书法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

更进而论之,古代有书法结社参加协会吗?有书法报刊微信信息交流吗?有书法的科班高等教育吗?有书法投稿动辄数万件的评审吗?如果这些也都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可能从古人那里获得现成答案。

但民国书法却不一样,由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种大文化大政治的环境转换,在这“千古未有之奇变”中,民国书法(包括此前的清末)却构成了一个新旧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孕育期、衔接期与发生期—它背后的来源是古代书法的已有固定形态与模式,它所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并无现成答案的新挑战新问题。

沙孟海书法

民国书法(扩而为近代书法)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此中凸显出来。在这个领域中,图像资料即民国书家的作品是第一位的,而文献资料即关于传记、著作、论文、随笔丛札、期刊、报纸是第二位的。倘若再深入了解,则书法家之有官员、学者、遗老、商贾、军人、文学家……丰富多彩的社会各阶层的覆盖面。

又书法作品除篆隶楷行草外,仍有对联、尺牍、中堂、横披、册页、扇面、碑志、匾额,颜、柳、欧、赵、苏、黄、米、蔡、大小二篆、颠张醉素,乃至于龟甲兽骨西北汉简敦煌残纸魏碑墓志—这些,都是民国独有的书法形态。如果纵向看书法史,那么龟甲兽骨文字、西北汉简隶书、西域敦煌文书这些内容,在民国以前的书法中都未曾有过,因为当时还未有出土面世。

即使是魏碑墓志摩崖造像记的流派新风,也是通过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陶濬宣、胡小石、萧娴、沙孟海等从清末带入民国书坛,在此之前的唐宋元明和清中期以前,其实也未曾有过。至于从书法形式上看,民国前后,对联、匾额、手札、扇面为四大渊薮。

沈曾植书法

对联书法在京沪广受欢迎,士子商贾、官僚遗老,人皆以书房有一副名家对联为荣,市场需求极大;而匾额书法则应因于厂肆市招,遂成街衢坊巷市廛商铺一大风景,自然也是极受追捧。

我最初很奇怪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各色对联传世,后来想想,当时书法能走进千家万户市庶士子之书斋的,就是这个对联;而书法得以走进各色市场经济商贸活动的,也正是这个匾额招牌,故尔民国书法之社会性、普及性的体现,自有其特殊的形式管道—除手札尺牍这些纯实用的样式之外,对联与匾额,相比之下,正是极其具有“民国范”而为它时代所不及的。

时下我们正大声疾呼要新提倡自然的“日常书写”,以祛今日书法抖擞做秀、故作姿态之弊。而民国时期大量书法遗迹,正是这些书札便条尺牍册页记衣食住行晨昏朝夕,它们正是最典型的“日常书写”—秦汉晋唐的书法,是正规严重的石刻碑志对比于“日常书写”;宋元明清的书法,是手卷中堂条幅的肆意挥洒对比于“日常书写”。

于右任书法

民国时期,当然也有楹联匾额的对应于“日常书写”。但正因为其后钢笔字取代书法的“日常书写”一翼,书法被逼只能在条幅对联中堂手卷这些非“日常”的环境中存身,故尔解读民国书法,正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是纯粹“日常书写”文化形态的最后一站,再往后到当代,伴随着学科教育、展厅文化等诸多转型,书法终于摆脱、抛弃、遗忘了“日常书写”而走向纯粹艺术形态。

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要再费心费力去重新提倡“日常书写”—既要重新提倡,自然就证明此前的衰落与消亡。换言之,以前信手拈来的常识,变成了今天必须特设的目标了。而民国书法,正在此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点与交接点的重要角色。

曾熙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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