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老同学
四个蚌埠二中初中时的老同学，站在蚌埠龙子湖畔意气风发；你完全看不见五十多岁来临的苍颓。
“老同学”就是个魔咒，几个原该老气横秋的家伙，叫那标签一贴，脸堂也亮了，眉目也上扬了；几十年前的表情、神态，奇迹般的又回到脸上。
戴着墨镜的王凯，用航校大院部队子弟的特有的普通话腔调说：我们就该显个骄傲神情，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荒滩，我们一锹土一板车的挖出个湖，龙子湖就是我们的娃。
他说的是真的。
我们初二时，在挖湖工地上干了有几十天吧，累得小腿抬不起来，胳膊酸到肘底。十几公里的坑面，蚌埠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六中、九中成千上万个中学生，挖土、抬筐、推板车。你莫小看这些小屁孩，手锄肩抬，漫地遍野的蚁状，一嘴一口的硬是在平滩上啃出个湖来。
我们这帮60后大部分未曾到广阔天地练过红心，但学工、学农、学军，帮农民割麦子，挖湖，制砖坯，也没少出力。
老关俩手各自搭在俩男同学肩上，就跟上学时我们多亲多铁一样。
当年班里的男女同学都有界限横着，也有打打闹闹疯成一团的，那一定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我们都不在里面；我甚至和老关初中同学两年就没说过一句话。那时的男女同学怪怪异异的关系，好的不分男女的打闹；生分的远远瞟一眼。
小时长得乖巧的关云，我就偷偷瞟过她好几眼。
我此刻细细的打量着右边那个高高大大，剃着平头的男人。有四十多年，他都站在初中老同学圈外，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帮四十八年前在蚌埠二中一间七十平方的平房里被圈在一起的初中生，抹掉四十八年的所有痕迹，回到那个年份，一起合影。
大家似乎都在奔着一个光亮跑；唯有我躲在最后一排，阳光照不见我的脸。
我就得躲，聚会结束时我甚至都喊不齐同班同学的名字。
年初六上午，一个蚌埠的手机号码响个不停。我已经习惯了陌生号码的侵扰，我能从铃声长短判断它是卖东西的、搞培训的、要合作的，还是搞市场信息调查的。最诡秘的是夜里响一两声即停的那种，夫妻关系有相互猜忌问题的，这骚扰就是个雷子。
但这个电话连续在响，非常固执。
突然就感觉有些不安，那个城市里还有亲人和好朋友，怕来电与他们有关。
电话那头是个有些磁性的烟酒嗓音，说是蚌埠二中初中同学叫王凯，当年的一班要搞个聚会，问我能否回去。
我迅速的在大脑里检索“王凯”这个名字，还真想不起来这么个人。他说他爱人叫董丽，也是同学。我眼前马上就浮现一个大大眼睛的的女孩，脸团团的，两个虎牙很可爱的半露着。宝宝、欧家勇、汪成、汪伦民、马新会、王琳、张素芳、高玲珍一串名字跳出来。
我人生一大遗憾就是小学、中学没有一张毕业照，对那个阶段的同学只有开动脑子高速运转，去硬想。硬想太累人，他们没有一个会出现我能看见的地方，于是就不想。
多少年，就跟没有小学、初中同学一样，把他们深深的隐藏。
昨天有个蚌埠的网友告诉我淮二的方昌金如今在哪儿、闻春明住哪儿，真有隔世之感。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高考结果出来后，我几乎是自虐似的关闭了中学那扇窗；一九八零年二月逃离了那个让我无比伤心的城市，彻底关上了那扇门。
在蚌埠仅保留了很小的一个圈子，家人、一同去淮北工作调回来的几个。每年春节回去就在圈子里很封闭的呆着，渐渐的就蜷缩在水泥墙里面，不要光亮，也没有窗子和门。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自掘坟墓”这个词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会不断的在人生路途中给自己挖坑。
失恋了，股票暴跌，职务升迁受阻了等等。有的人能从坑里爬出来，有的人就不能，慢慢的会把坑变成自己的坟墓。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就是我亲手给自己挖的坟墓，阻断了我和一个城市的联通；同学、好友、恩师全部刻意失联。
年初六确实有事需外出，就一口回绝了王凯；那时我没意识到自己还是在坑里呆着，渴望出坑却拉出付不愿意出来的毫不在乎的样子。
老婆在一旁说一辈子还能见这些老同学几回，不见会永远填不上那些空白。
那一刻我想起王凯讲如何大费周折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情绪激动了起来，急急忙忙的回王凯电话，说事不办了一定往蚌埠赶。
那么多年过去，感觉自己走在人生路上已经算是个有力气、有肌肉的人了，却还是在那一个点上内心虚弱，始终努力的在逃避着什么；而困扰我的那些东西其实一直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
赶到蚌埠以后是王凯老婆董丽接的我，他单位突然有事不能参加了。我是在老空压机厂铁道南的路口见到董丽的，她站在出租车前东看西看，我也只有拨她手机看她电话响了才知道她就是董丽。
王凯你个臭小子，我们班多好的一个美女叫你折腾成风韵残存了。
我在心里这样子骂他。
聚会是在老西区淮河电影院那一片，一个同年级同学开的酒店办的，要不是董丽领着，这地方够我找的。
这座城市已经开始给人一种陌生感，街街巷巷的不再熟悉；而父母等你回家的那盏灯也灭了，“故乡”的意思就会变化。
迎上来招呼的同学面目都非常熟，可只听人家喊你名字，他的名字就窝在我嘴边却叫不出。
这是社交场合会很尴尬的局面。
毕竟当了三四十年老师，根本不是个事，我经常会在一马路或相山公园的干道上遇见喊我马老师的人，我不知他是谁却露出一副我知他是谁的微笑。
这个老同学似乎看透了我的亲切微笑就是个伪装，他就不依不饶的站在面前等，我最终喊出了“孔令茂”这个名字。
孔令茂初中时在前排就坐，按他的说法就是坐在了领导席。
他头脑灵光，瞬间能逗乐同学，戏弄起老师来也有绝活。
老师在讲台上严肃的说：你们不要讲话了；孔令茂也会一本正经的坐在第一排，面对我们说：你们要老老实实给我坐好。
大家哄堂大笑；老师的严肃也成了笑料。
他就是我们班脱口秀的段子手，并且勇于不承认错误。
小时就会弄出狡黠的微笑，好像时刻都藏满了心机，猝不及防就会抖出个包袱、笑料。
聚会是由他主持的，与四十多年前相比，老孔仍旧是小孔，你猜不透他有的那点严肃，究竟是要搞笑还是真的在一本正经。
我们班最捣蛋的要算陈晓武，他来上学就是逃学逃无聊了，回到教室里搞事玩，作弄老师或被老师下狠手整。
他嬉皮笑脸，无所畏惧，给老师个低头认罪的表情，转头给我们就变鬼脸。
那个年代我们一班被其它九个班同学称为“娘娘班”，一个呢是我们被班主任管束得还算服帖，其他班级经常会有外面的找上门来打，一打就是一窝的血头血脸，我们班不曾有；再一个我们班主任是个女的，不但管我们，还管那些觊觎我们班的小坏蛋，谁靠近我们的教室都不行，更别说找茬了。
我们班来自于好几个小学，只有我和马新会是淮河路二小的，本该上六中，转到二中来，可谓势单力薄。
我们那时还没有划线拉山头的概念，一班就没有多少你是哪个小学的门派之争，更没有欺生现象，很快咱就都是一班的了。
全班就我和马新会做了中小学老师，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都喊新会马老师，我后面挤进来的叫法就有点难办；我倒是喜欢大家喊我老马，听着格外亲。
做久了老师会有一些不同，新会平日里说话就很洪亮，相较我们就显得稍稍有些板正。我跟她开玩笑说，这辈子要做个最好的老师，你就得做几样叛逆的事情，才会理解透叛逆期的孩子，知道他们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成长期的坎高坎低而已。
当我们都身陷中国历史上最为壮阔的发展时期的时候，教师这个职业让我们在平静的港湾里做了看客；此为幸甚或亦是不幸。
十分亲切的是宝宝和汪成，平日里上学放学一起走过的一日一日，就成了回返少年生活的路标。
那时宝宝是圆脸，肉乎乎的甜笑。
他家住百货大楼北面，酱园店边沿的巷子里，相隔我家也就几百米。
我和宝宝是在华盛街里长大的，那些小商小贩的叫卖，铺子里、街面上喷喷香、热乎乎的熟食汤面，便凝结在我们的嗅觉、味觉里。很多年以后当我远离了市井才知道，“俗”就是人间的气息，是一份深厚的可爱。
我们上学相互绕路到彼此家找着等着结伴走。再也想不起来整日里聊什么，但就是绵绵长长的话题不断，热火朝天。
那石板条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感情，如果不是我给自己挖个坑，刻意逃避这个城市，一定是会和宝宝很亲密的几十年来继续走，就像马新会、倪荣清、蔡俐、陈静几个姐妹一样，初中到现在都一起结伴走着，从未松开过拉着的胳膊。
我见宝宝，心里满满的少年情景忆念；就想拉着走回去。但很多事，他已经记不得。
在故乡与回故乡会有明显不同，回故乡带着画面，在故乡的大多只看你的这张漂泊的脸，已经叫他乡的风雨吹打成什么样。
形象记忆深的还有汪成，他初中和人说话热情洋溢的样子，永远乐呵呵的那种透明，稍许有些女孩子般的唇形、动作，写在了我的少年记忆里。
后来我们组了一个小群，他会每日早晨定时问候大家；如有红包，抢了手气王，一定立即再发回一个。
老同学王凯会借口忙；欧家勇会直接说没看见自己是手气王。其他几个人大喊大叫，才能催出他们的手气王红包。
我少年时艺术野心的形成和滋养，与欧家勇、汪伦民有关联。
我们都跟二中的白善成老师学过画，白老师后来成为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白善诚是我见过的最腼腆、柔顺外相里藏着活泼和热情的人，他内心的顽皮、灵秀最终铺展到他的漫画创作上，他和他的徒弟齐跃生，纵横国内漫画报刊，名气蹿升很快。他俩在人民日报发漫画都是寻常事。
事业正如日中天时，却罹难于一次车祸，非常可惜。
学画的过程中我去参加飞行员招考体检，这才发现自己是个色弱，不是弄色彩的那块料，就主动放弃学绘画了。
但那时就积累了做一番事情的想法，没有不着地的宏志，就是在那一段混混噩噩的无所事事的时段中，找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家勇住蚌埠街二马路北面水上公安局的大院子里，离人民电影院很近。
他的色彩感觉很好，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世界大师的作品，就跟着感觉瞎摆置。
从艺术气质来说，家勇身上有些狂野的东西，但似乎一直没能迸发出来，被一个扣子闭紧。我在卡拉OK听他唱歌，感觉少年的追寻与欲望还在，还有着不切实、不安分；那是我最看重、最喜欢的东西，是我们生命中的底子。
我和汪伦民是两路子人，我外在热情中隐藏着敏感与忧伤，爱上高楼闲说愁；他柔弱中则很小心的包裹着热情与执着，属少年老成似的人物。初中时就开始不声不响的闷头弄事，超出我们那个年龄段的沉稳与含蓄。
这个看起来用在微笑上的力气都很节制的男生，内心其实比我们都强大。
聚会他单位有事脱不开身，但我不依不饶的强迫他来；四十年未见，确实想看看慢声细语的汪伦民如何了。
急急忙忙赶过来的老汪着实叫我吃了一惊，光溜溜的贼亮的头，增添了很多自信的仪态，想来他在喜爱的艺术中有了坚实的功底和修为。
我没有愚蠢到问他的业绩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相聚是为了纪念生命中的一段相遇，或许还有相知。
我们在蚌埠二中初中的时候，都有过不明晰但很热烈的梦想，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知道它一直在。
两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站在一起，对四十多年前的我俩来说，既荒诞又难以想象。那时我们都是细瘦条，麻秸杆子体型。
往舞台上一站，一对骨感的小鲜肉。
陈勇在我们班是个容易招人羡慕嫉妒恨的活跃分子，住空压机厂家属大院，父亲是厂里干部。家里就他一个男孩，受宠是他的生活方式之一。
他少儿时颜值高，身上天生那种香甜的调皮，具有消融你力量的微笑，特别得女老师的喜欢和女同学的瞩目。
那是个没有恋爱名目，而花依旧盛开的朦胧与神秘的年代，是青春期被各种压抑理论窒息的时代。
我们俩初高中好像都没有早恋那样的绯闻。
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都当过学校播音员，进过学校宣传队，演过话剧，参加过合唱团，在四人帮倒台的时候组合成表演马季相声的配对。
能把一帮孩子带成一台精彩节目、一群才艺超众的人，是蚌埠红小兵、二中张新民、田晓琳老师的独门绝技，他们也因此成为蚌埠市那一时期的群艺名人。
宣传队里聚集了一帮美丽的女孩，已经忘记了我们是不是喜欢过共同的女队员。
二中的各种平台对我的多种训练确实让我一生受益，上讲台不怯学生，上讲坛无畏听众，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皆能上手。
它也有个大弊害，人生还未起步你就在舞台上轻易露面了，而且你这露脸无须多少努力就做到了。
它造成了一个假象：好像站到那光鲜的舞台上去并不需要多么费劲。每个小器早成的故事都在宣示一种宿命：你一辈子也许就是个小聪明。就像多少年前人家看让梨的孔融聪颖，说出了挠他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话。大器晚成、中成才是大智慧、大运气。
我们那时哪里看得见这样的内涵。
二中宣传队主角之一任爱东加入我们班的群，让我们想起许多事情。她住二马路西头六股道边沿，我和崔勇去过他家。
穿着短袖衫，她有些意外却大大方方的和我们说话。
那个故事太简短，仅限于六股道一个来回，还没有省略号。
守着一群花儿，中学时代却没有恋爱经历始终是一种遗憾。
我们有豪气冲天的高玲珍，爽朗大方的蔡莉，俏俏丽丽的张素芳，眉目清秀的王琳和倪永清等等。
就得有段风流事被家长骂、老师训，那是你成长时应该有的青春门槛，被绊倒过，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爱，如何爱人。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陈勇和我跟着比我俩高一年级的刘春明和一个想不起名字的唢呐手，竟然胆大包天的逃学跑到萧县一个拿工资的宣传队，给当时中国名气仅次于陈永贵的郭庄大队书记兼萧县县委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的郭宏杰演过出，那个穿着军大衣的浓眉大眼的庄户人在舞台上已经有大首长的派头了。
演出的那个礼堂后来我专门去过，当时是黑压压的满场，现在是人去楼空、芳草萋萋。
郭宏杰后来搬到淮北住，离我也就几百米，但没遇见过。
不知是简陋而可怕的吃住，土得掉渣的环境，还是匆匆离家的恐慌让我们回心转意，后来我们就又回校上课了，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那次远行成为我生命里的一个符咒。
也就是那一次，我看见了临近萧县的淮北，火车上印象很深的看到了这个与蚌埠截然不同的小城市。
火车站的两三层楼跟个小炮楼似的；这时我们才知蚌埠的的确确的是个大城市。看见相山的那一眼就是我命运的关键张子。
在学校的舞台上，曾经细条条、豆芽子体型的一对，岁月一年一年的把我们勾画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他在蚌埠公安局一干就是一辈子；我在淮北一中也是宅了四十年。
大腹便便是对我们四十年前的呼应，也是对我们一生庸庸碌碌的总结。
好心的女同学看我俩如今模样的惨不忍睹心有戚戚，将我们的合影做成了能映出当年上台演出的影子。没有了虚假的自豪、自负，有的却是意味无穷的自嘲。
后来陈勇少爷的婚礼又成初中同学再次聚会，人在外地的许多老同学也来了。
航校大院的孙健，特地从北京跑过来；初中我们坐一排，一直到现在她和月月的普通话都是我们心中的天安门。
一见恍如隔世。
如今在上海养老的班长老丁，打小就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才干，人内敛却坚定；班长的经历让他后来管一个厂子毫不费力。
你要是在七十年代管过一帮子无法无天的小屁孩，这个世界的难事基本上你都可以对付了。
你看杨俊的坏笑，就知道当年我们曾经多么自由自在。
我的记忆在朱亚军那里打了结。
很陌生他当过我的班长，更模糊一度他拉小提琴我们在宣传队里混，天天朝三暮四的并肩上学放学。
这让他不大舒服。
亚军现在是省内知名的小提琴教育家。
我一直想，在他那里为何记忆会断片；那情形就像手机被屏蔽，突然就没信号了。我感觉记忆这个东西非常主观，没有明晰的导向，它却自顾自梗着脖子，一根筋的往前走，要不要岔道你根本管不住它。
老同学陈勇是我蚌埠二中学生时代的路牌，闭着眼都能走的熟悉的道，我甚至能想起他住的太平街空压机厂大院那看起来湿漉漉的楼房。
他的一张艺术近照，又勾起我对少年陈勇的记忆。他说你回来，我也找人给你照。
有盛老师做我们初中一班的班主任该是多么的幸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教师的责任心、使命感已经叫文革折腾得精疲力尽。
一场就是要你发臭的社会运动席卷了几千年的尊师传统，你还能坚持做着老师的事情，认同自己的角色，倾注感情，就是一种伟大。
在蚌埠二中，有一批这样的老师。
现在想盛老师那时的容貌，眼睛大大的，脸型圆而略方，声音有些沙哑——那是管我们这帮淘神鬼弄得声带疲劳。
她丈夫是航校飞行员，她是随军过来的。
刚开始到二中时，她的发式略有些土气，后来就烫发；但衣着是不甚讲究的。
她和欧家勇的这张照片，容貌未大变，穿着却讲究许多。
一九七四年的蚌埠二中，必须得有我们的数学孙立均老师，拿着棍子走在各班教室门前，“要镇压”才能维系基本秩序的场景，也要有好像是从部队下来的外语季老师使劲敲桌子，要我们静下来，却根本无人买账的场面。
那时的教育”维稳“是第一位的，课堂秩序能够基本象点样，下课不要出现打架那样的事情。
我们班是年级的奇葩，在同届的十个班当中，是较为温顺、守纪律的另类。
隔壁高玲玲老师的班，老听她声嘶力竭的管学生，硬拉硬拽都挡不住学生厮打、闹腾；五班政治韩老师，个子高高的汉子，他站在教室门口就跟人不在一样，学生根本不拿他当回事。
盛老师严宽得当的有效的班级管理就显得格外突出。
季老师被学生们哄堂有他自己的原因，外语发音显然大有问题，中文说起来亦是外地口音，再加上没有课堂控制的方法，就是拿着棍子在讲台上乱敲一通，好像能把我们敲安静似的，而且满脸都是缺乏谦和的自以为是。
我们班教室在楼头，老师办公室就在我们班旁边，一有哄闹声音，盛老师就会立在教室门口，班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身为大男人的季老师就有些尴尬的样子。
教师中数年级组长孙老师的威信是最高的，他虽然是上海人，但性格暴烈，有点拳脚功夫。我们亲见他在学校操场与外面来的人打篮球，有冲撞动作竟然打起来，三拳两脚的把人家打跑，让我们看得瞠目结舌。
他上课教材又熟，眼睛凶凶的看着你，让我们跟劳改犯接受管教似的那般老实他才满意。他有条毒舌，男女同学若是有恋爱的，他就说让人家赶紧把户口迁一起，打个结婚证，还来上什么学。
有些话能把脸皮最厚的学生说出满面血痕。
盛老师管学生的本领是我见过的女老师中最厉害的。她也瞪起眼来恶狠狠的训斥人，沙哑的声音达到极限，对陈晓武那样的橡皮脸她甚至会拧耳朵将其拖出教室，动作幅度很大；而更多的时候她是温和的，会不厌其烦的跟你讲道理，尽管有时并不见效用。
我到过她航校的家，一排平房的中间，能去盛老师家在同学中是享有很高的待遇了；航校大院有持枪哨兵站岗，外人进不去。
天上飞着歼6、歼7，一会儿一起降，轰轰响，那大院就更显神秘。
她家里面没沙发、没电话，我们班同学月月父亲是航校最大的官，家里就有。
我们那时没有等级意识，就觉得如果在一个大院里，老师家里一定要比学生好才是啊。
印象最深的就是夏末凉爽的傍晚，跟她拿着小凳子在航校的水泥地大空场子等着放电影；在那一刻似乎自己迈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那种部队大院的生活，就有些兴奋。
我应该算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好几次拿着我的作文给同学们读。她的激励让我在文字上格外下功夫。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好书读，行文和叙述的方式也是简单而重复的；但有她的刻意鼓励，我尽可能努力证明我受她看重是当之无愧的，在一九七四年的没有学习氛围的校园里，老师对学生的这种影响是少见的。
盛老师也常批评我，口气有时也很重；但我并不怕她，知道她更多的是爱护而不是生气。
我小学遇到的第一位语文老师也是女的；她真是打学生，拿板子下狠手。
她有个爱揍她的酒鬼丈夫，我们有时就盼着她丈夫帮我们出气，但我们的想法严重错误，她脸上有伤痕要戴墨镜上课，就会对我们更加气势汹汹的真打。
后来换了和我同住亚美巷的高振祥老师，他抑扬顿挫的朗读与对好文章表现出的痴迷对我影响很大。
上高中以后遇见刘金奎老师，他是那种很清高很孤僻的人，国学修为深厚。
在老师中我只在报刊上写过我的高中最后一任班主任康云峰老师，这个精瘦的老头一向和蔼，高考以后两次到我们家要我别上，说一定可以在七八年考个好学校的；可惜我们家被孩子下放之类的事情搞怕了，觉得有个书读将来有个饭碗子已经不错了。
为此，我深深的感激他。
很多年以后再回二中见到盛老师，是作为淮北一中与蚌埠二中校际交流的一员。她还显那么年轻，跟她在一起的合影，已成记忆中的珍品。
这张照片具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足以弥补多年来没有我的那么多次蚌埠二中一班的合影。
人的一生就是个运命，盛老师、康老师、孙老师，还有厚道的年级组长金文章老师，都是曾经给予我帮助的贵人；即便是那些给过你挫折、苦难的人，也是上天派他帮助你成长的。
这个道理好多年后我才明白。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