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年，《重华》，工笔重彩，81×61cm，1962年此文为祝大年先生的女儿祝重华女士所写，回忆了祝先生以钢笔画写生为基础、继而创作重彩画的独特绘画方式，并记述了1973年祝大年与吴冠中、黄永玉、袁运甫等先生一起沿长江写生时的往事。
提起父亲祝大年的绘画，他的学生乔十光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我到过一些海外博物馆，也翻过不少中西画册，从没有发现祝先生的风格和某某大师雷同，祝大年就是祝大年”。鲜明的艺术风格是留给人们的印象之一，其次我认为他的绘画很“中国”，著名画家刘巨德教授说：“祝先生把传统重彩壁画和宋人山水做了进一步的延续与发展，其独特而完美的东方画风，无疑是当代中国重彩画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取精微而抒广大也是其艺术的特色之一，吴冠中先生说：“我一向认为精微未必能致广大，必须在致广大的前提下尽精微，祝大年的画却尽精微而致广大”。他的画看似平和，却充满着对大自然由衷的爱，正如他的学生杜大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追求宁静平和的生活，本就是人们对人类社会最高的期待，对生命无所不在的热爱，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也正因此使祝先生的艺术跃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纺线女》，工笔重彩，64×168cm，1962年《荷塘月色》，工笔重彩，80×163cm，1970年代他常说“趁身体尚可要背起画夹去远方，老了以后就可以静静的在家画重彩画了”。所以他的钢笔写生画是他重彩画的基础。《原始森林》，钢笔素描，53×39cm，1970年代《原始森林》，工笔重彩，125×85cm，1980年代《罗梭江畔》，钢笔素描，39×104cm，1980年《罗梭江畔》，工笔重彩，112×59×5cm，1983年《虎丘》，工笔重彩，86.5×119cm，1994年总结起来他的重彩画大致是这样一种模式：钢笔写生——将大自然提炼在自己的钢笔写生中——这是第一次创作，重彩画——在写生的基础上赋予他对意境造型色彩的追求——这是第二次创作。色彩一般是以写生时用数字标注的记录为参考，两次创作两次由量到质的飞跃。作为艺术作品来说，他的钢笔画是独立而完美的，与他的重彩画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将它们进行比较你会发现钢笔画更加充满着激情，而重彩画更加理性化。看过他的钢笔画后，著名艺术理论家奚静之教授将其誉为“中国的丢勒”。写生时画中的构图、动势、运筹帷幄胸有成竹是必须的，一般不用铅笔打稿而是直接用钢笔画，先从他认为主要的部分入手然后依次展开。曾与他一同在李村写生的学生回忆到，面对纷繁庞杂的场景，总会心中生畏不知如何下手，但在祝先生眼中，无穷无尽的层次和丰富多杂的变化，正是大自然生命的美妙所在。他写生时就在创作了，以实生虚，以幻写真，寓写实于抽象之中，繁密中显空灵。有时远处连肉眼都看不清的景物，他会用望远镜先看清其结构的组成，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有选择的归纳排列组合，将其表现出来。他可以忽略一些，也可以强调一些，更可以添加一些，总之都是为他的创作服务。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含糊不清的结构，即使是精微的细节，来龙去脉也会条理清晰的表现出来，抓住细节深入刻画大自然的魂魄，时代的气息也就真实而生动的跃然于纸上了。在与学生们谈到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他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整体是一条线，细节就是线上的珍珠，有整体没有细节就像一条线上什么也没有一样毫无意义，而有细节没有整体也无法将一颗颗的珍珠串联起来。《田边枣树》，钢笔素描，33×53cm，1972年关于他写生的故事流传很多，云南火车上的一瞥，几棵古树令他魂牵梦绕然后他又坐车返了回去，直画到日落才满意而归；与吴冠中先生他们一起在黄山顶上写生，突然狂风大作，他们除了用石头压住画纸外毫不退缩；烈日下写生了一天回到家中，面对女儿的不解，他却笃定地回答:一棵生长几十年的树，我用几个小时将它表现出来我认为值得；广东新会小鸟天堂的溪水旁，在别人无法忍受的寒冬腊月里，他却完全被美景所吸引，似乎感觉不到了寒冷。1973年，黄永玉、吴冠中、袁运甫等先生与父亲一行四人，为北京饭店壁画《长江万里图》收集素材，沿长江写生来到了南京，当时我正好在南京。虽然我在北京上中学时，各门功课成绩优秀，但因文革中父亲是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允许升高中，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父亲难受的几乎掉下了眼泪，后在南京教书的表哥帮助下，我来到了南京读高中。他们到南京后，家里就让我去父亲一行所住的宾馆送些螃蟹，听说明天要去紫金山天文台写生我就吵嚷着也要跟去。他们计划吃过饭就出发，当时宾馆的饭堂人很多饭菜迟迟不到，邻桌上的客人还没到但米饭和馒头已经端上来了，看起来吴先生与父亲早已等不及了，只见父亲抓起了邻桌上的几个馒头背起画夹，他们争先恐后似的就往外跑。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几乎笑出了声，他们太像孩子了！我也看到关于这段往事的回忆，曾说父亲吃别人的剩饭，我觉得是误解，首先这不是什么剩饭，而是别桌上的没有人动过的米饭或馒头，他们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画画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要画画没有时间慢慢的等饭菜上桌”后来父亲说道。即使是饭菜上来了，他们也是匆匆的吃上几口就着急的离开了。其实长江之行，他们手中有中央介绍信在握，一路上都招待的很好。1973年，在黄山写生。右起：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张梅溪叔叔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每每看到一棵有特征的树就会将其比喻他们所熟悉的某人，如果恰如其分，就会会心的一起大笑起来。到了天文台，很快各自选好阵地摩拳擦掌准备战斗。虽同为写生但几位先生的风格却迥然不同。吴冠中先生身着沾满颜料的五色大褂，支起画架挤好颜料，十分严肃的站在那里，边思考边画着。面对议论纷纷的人群不苟言笑。突然人群中有一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喊了起来，“老头你怎么将东边的山移到了西边来了？”吴先生依然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完全不予理睬。当时我真为这位提问的大叔感到难为情。而黄永玉先生这边已是笑声一片了，他周围总是围绕着太多的人，只见黄先生嘴里叼着烟斗，时不时回答着人群中的提问，谈笑着就差给大家讲故事了，但同时手里拿着叶筋毛笔无需打稿，极为精准的线条将远山树林，慢慢的在纸上显现出来。实在令我佩服不已！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常听父亲说起黄先生非凡的交际能力，一路上他的朋友很多，也最辛苦。他常用他那手绝技，很快就画好了一张肖像，再签上名送给服务员们，以换来他们一路上最周到的服务。黄先生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先生！父亲周边围观的人最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新鲜好看），只见他手持钢笔，时不时的拿起望远镜眺望远方，像一座雕塑一样进入了他的世界。一天很少喝水或站起来活动一下，从太阳上山到太阳下山，到天色渐黑，到一直再也不能画了为止。站起身来就是一张完整的钢笔画，大美壮美精致之美都和谐在画中了。
《紫金山天文台》，钢笔素描，39×53cm，1974年
《紫金山天文台》，工笔重彩，62×82cm，1973年我以为艺术家独特的风格是首要的，没有风格特色的艺术家是很难站住脚的。一位艺术家的真正价值不在他的背景，更不在他担任过何种要职，而在于他的作品。人们对他的真实评价不在生前而在身后，当他死后多年人们仍能记住他的作品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用多，几张好画足矣！祝重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漆艺专业授课，现任北京城市学院漆艺专业硕士生导师。反向伞——祝大年《森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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