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三十一）文采与情志
第三十一章 文采与情志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
亘古至今，无论圣贤还是达人，他们书写文字或日常言语流传下来的篇籍，都可以笼统称为“文章”。单从字形出处上讲，不管是文还是章，都是指他们本身具备了色彩斑斓的符号印记。所以说，凡是由字词章句所构筑的“文章”，必然已经具备了赏心悦目的绚烂色彩。
水性阴柔，一旦风吹草动，虚静的水面，即刻泛起细微的涟漪。树干阳刚，但凡遭受敲打创击，它那远端的花萼，随即便会伴随轻微的颤抖。文采与文章的关系，恰似波纹与水面一样，亦如花朵与树干一般，由此知彼，交相呼应。
虎豹外皮，一旦去掉毛色，便和狗羊的一般，没有了多少差别。犀牛皮毛，尽管单调无色，却因为稀缺珍贵，需要刷上漆料，使其醒目获得倍加爱惜。与此雷同，优良的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辞藻色彩的魅力，得以显现质地品性的奇特。一篇文章，无论叙述的情志灵动，还是描绘的气象万千，亦无论剖析的是思想轨迹，还是勾画的为道德理想，若要达到彪炳千古的目标，又怎能够离开了文采飞扬的不同凡响呢？
追溯以往那些依傍文章而立世扬名，并达到功利目的者。根究其中所以然，基本都离不开如下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决胜因素：一是形式上，文章必定存在“五色”变化；二是声韵上，文采一定包含“五音”韵致；三是情志上，文理必须拥有“五性”品德。
那么何谓文章的“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讲：“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说，官员服饰上的火龙色彩图案，就是他们身份地位的符号。因此，文章也具备“青、黄、赤、白、黑”五彩斑斓。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的是依此显示出来其内在质量的优美丰富。
何谓文章的“五音”呢？上古代的《韶乐》和《夏歌》，将“宫、商、角、微、羽”五种音韵，必须调节达到和谐一致程度，才能保证产生悦耳动听的声音。同样，文章的字词文句，从发音节律的强弱到字词多少的照应，于阅读浏览之际，唯有给人一种既有阴阳顿挫而又有和谐委婉的韵律文采，才会获得足够高的文学艺术成就。
又何谓文章的“五性”呢？论说文章所包容或隐含的性情志向，虽然内容形式上似乎千姿百态而又多种多样，但在道德伦理上，归根结蒂，始终离不开“仁、义、礼、智、信”五种个性品质。
有上述论述可见，当探讨和阐述文章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成功道理时，像上面在3个方面上，最终又都归结于5种因素关键点，这种数字式的归结究竟为什么呢？事实上，像这种大千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规律性，即所谓自然界的数理宿命。
《孝经·丧亲》上讲，孝子在服丧期间，言辞话语不需要咬文嚼字，更不需要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谦谦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文学修养。古代的老子，他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大意指，言语格外华丽，一定不值得信赖。）然而，他自己创作的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并不简单和粗陋。另外，《庄子·外篇·天道》中，庄子特别指出，若用言辞来“辩雕万物”，既不能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表现出沾沾自喜。但是，在这这话语里面，最终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上的积极功效。再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韩非本人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从侧面又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都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悉数剖析的也足以叹为观止了。所以说，一旦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会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然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又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事实上，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究其根本，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落实在辞章义理上，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质地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会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和锦上添花；唯有情理确立，才会有辞藻的蓬荜生辉和举重若轻。这就是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所谓和谐达功的道理所在。
回溯以往，在文坛之上，最初的诗人于书写文章或创作篇籍时，必定都是直抒情怀，才足以展示豪迈志气。然而，到了辞赋家的时代，却为了艺术创作和谐或称完美，反而开始虚构感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翻看《诗经》中“风”“雅”作品的兴致所起，离不开志气昂扬和义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咏美刺，敢于囊括天地人间一切是非得失，并不特别避讳权势礼制的尊卑高低。像这样一种姿态，才是依傍情志而自由创作的典范。至于后起的辞赋家，竟然在没有激情忧愤的情况下，俨然习惯了矫揉造作，热衷于虚张声势，亦不过就是为了沽名钓誉罢了。像这样一种格调，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样。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贵在真情实在，关键又要适度放纵；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虚荣繁华，并注定华而不实。若要再看近代诗人的弊病，那不仅仅是远离风雅，而且已经避实就虚，显然顺势堕入了后来辞赋家的套路歧途。时值于今，文章原本特别尊崇个性情志的阳刚正气，竟然日渐败落，反而一味追逐华而不实的歪风邪气，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当下文艺风气，有的痴迷高官厚禄，却假唱田园风光的赋闲；有的纠缠俗物凡心，却高歌庙宇空房的寡欲。像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口是心非，显而易见的欺人自欺，不但可以积极主动的鼓噪喧嚣，甚至公开大张旗鼓的招摇过市。是非颠倒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岂能不呜呼哀哉。古人有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何曾芳菲。”生活在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尚且如此求真而纯情，那么人世间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虚情假意一直横行嚣张呢？
溯本清源，文学艺术之所以推崇斟词酌句，又因何文披华采值得欣赏，就是为了弘扬道德义理的优美华贵。但是，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义理迷离与辞藻乖张，只会虚张声势或喧宾夺主，最终必定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在自然界，翠鸟尽管羽美，肉桂确有奇香，若将翠羽肉桂做诱饵，反而钓不到鱼虾。所以，《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言隐于荣华”，而《诗经·卫风·硕人》则有“衣锦褧衣”，类似这样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粉饰打扮的过度，从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经·贲卦·上九》有“白贲，无咎。”的象辞，一是强调本色纯正，才是勾勒涂画时，得以表现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二是色彩无限繁华的终极，必定趋向于返璞归真。
在文学创作中，关于体裁与情志的关系，如同制作青铜乐钟过程中模范与器具的关系一样，体裁格式就是模范形态，而个性情志如同钟型音域。只有周正、平衡、稳重的器质型制，才能够保证音色纯正；只有在保障音色纯正基础之上，才能够雕琢镂刻出来光彩夺目的璀璨纹饰。然而，无论那些纹饰多么绚烂，亦不管其音域多么宽广，如果背离了乐钟的个性品质，都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所以，情志与文采的关系，亦如颜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黄、赤、白、黑”正色凸显，或明或暗的杂色，才能被摒弃殆尽。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质，也是坦荡君子之所谓文质彬彬的真容。
总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语吟咏，流传远扬，凭借的是文采华章；人生于世，谈吐举止，英姿飒爽，仰仗的是气宇轩昂。艺术创作，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莫如吴地彩锦，极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艳，朝生夕亡。虚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寿不长，待那日呜呼哀哉，空欢一场。
【注解】
1、《孝经·丧亲》原文。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之相关部分：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3、《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