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是谁？怎么说呢，说起来话长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这句话太出名了。在国内的小说里，我想不起还有比这句更出名的开头。而在国内的小说家里，我也想不起还有比马原更令人难忘的长相。
他的长相和他的小说一样，很有特点。一双世故又天真的圆眼，从脸、耳朵、鼻子，一直圆到嘴巴。有这样长相的男人，年轻时都不是听话的孩子。调皮捣蛋惯了，以至面由心生。当然，评论一个男人（女人也一样），不能单单看他的样貌，毕竟这也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东西，原则上来说一个人的长相从来都不属于“自己”。
马原是谁呢？估计和“刘索拉是谁”一样，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从哪里说起呢？说起来话长——好像只有这么开头，才更有年代感。
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群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一群年轻的作家，纷纷以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这群年轻的作家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而他们所创作出来的“先锋派文学”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这群作家有谁呢？最初的有马原、莫言、残雪、苏童、洪峰，稍后出现的有格非、孙甘露、余华、叶兆言、扎西达娃、北村、吕新。为什么把马原排在莫言之前呢？不仅是因为马原比莫言大两岁，而是马原的资历比莫言要高，成名要早。当然，我说的是80年代的事情。
马原在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出手即不凡。在向先锋派的历史性转折中，马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不能不承认，马原是一个标明历史界线的起点。
1984年，马原以一部《拉萨河的女神》震慑文坛。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这种独特的叙事方法，在他之后，形成了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
毫不夸张地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段，马原的名字响彻中国文坛。而其赖以成名的“叙述圈套”更是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新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小说以其文体的奇特性带来的这股冲击波，此后有许多小说家相继也写起“我的小说如何如何”的作品来。
在他的小说《虚构》的开篇，就对虚构本质做了调侃式的理论阐述：“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耸人听闻。”
小说写作的实质是虚构，所谓的“真实性”其实指的是“艺术真实”。传统的小说家千方百计地掩藏叙述行为，以求得近似真实的阅读效果；马原反其道而行，小说在叙述时故意揭穿“虚构”的本质，从而达到近似于真实效果的解构。这样的写作技巧，“虚构”的本质不再被作家讳莫如深地掩藏于故事之后，而是被精心地推到了前台。
在马原的另一部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的开头也宣称：“这本书里讲的故事早就开始讲了，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可能比现在更相信我能一丝不苟地还原现实。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了，我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更相信我虚构的那些远离所谓真实的幻想故事。”
在叙述中，叙述人兼作者与主人公的“我”不时插入对虚构以及小说的理论与技巧的议论，如“我在虚构小说的时间里神气十足，就像上帝本人。”“不是我要把全部故事从头开始，我不是那种着意讨读者厌的傻瓜作家，我当然不会事无巨细地向读者描述姚亮走进知青点、走进知青农场那一天的全部过程。”这样由叙述人不断地自己来揭自己的老底，把写作的技巧亮给读者，这就是马原独创的“叙述圈套”策略。
读中国先锋派小说，一定会被人物角色的频繁变化弄得眼花缭乱，这种样式又往往是在“我”的名义下进行的。“我”身兼数职，一会儿是叙述人，一会儿是作者，一会儿是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一会儿又是另一个主人公。就像余华的《活着》，文中的“我”一会儿是作者本人，一会儿是故事的主人公“富贵”。而这种叙述策略的始作俑者，就是马原。
在他的《冈底斯的诱惑》中，“我”到底是谁？让无数读者为之迷惑。从小说第一部分中“我”的一段话中，可以推断“我”不是姚亮也不是陆高、陆二；而在第二部分中“我”的一段话中，通过讲述“我”的经历，可以推测“我”是个作家；到了第三部分，“我”则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叙述人在向穷布讲述他父亲的故事，还有一个老猎人在向“你”渲染一头熊的大和凶；读到第四部分时，“我”似乎又变成了小说的作者；最后的第五部分，“我”又回到那个写剧本的老年作家。
是的，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就是这样乱七八糟，这是这样晕头晕脑。
传统小说中“我”作为叙述人的作用一般是维持故事的完整性和价值态度的一贯性，所以"我”的角色大多是稳定的由一个人承担到底。而在先锋小说中， “我”的裂变，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后现代因素的一个显现。
小说中那个分裂的碎片化的“我”也反映了当代中国自我观念的变化。这个分裂的“我”成了一个可以填塞各种具体人物的符号，“我”没有了自始至终的话语权力和叙述权力，“我”既失去了维持故事整一性的功能，也失去了维持价值中心化的功能。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讲述权，使得故事中心消失，文本成了由众多故事碎片所组成的大杂烩。
马原通过叙述人视点变换，达到虚构与真实的转换。然而，这种“叙述圈套”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它仅仅定位在故事的层面上，而不是定位在话语的层面。虽然马原确定了新的小说视点，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世界观点”。随着“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句语式的神秘性在不断重复中逐渐丧失新鲜感，马原的挑战性也丧失了。
马原为后面的“先锋派”铺平了最初的道路。在他之后，文学和写作方法的某些禁忌已经解除，但是，留给后来者的不是广阔的可以任意驰骋的处女地。他既是一个样板，也是一个障碍。跨过马原，又会是另一条更加艰难的艺术探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