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后疫情＋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与需求侧改革

本文发表于《全球化》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摘要：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类社会生活，到目前为止其变化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认为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我们一方面对疫情应有 打 "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需针对性地考察分析疫情造成的突出问题和后疫情时代特定的重大社会需求，进而研讨相对应的增加有效供给之策。本文主要对于"后 疫 情时代"与 "新 经济"交互作用情境下的健康产业发展及相关的 "需求侧改革"，进行框架式的研讨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新经济　健康产业　需求侧改革

作者简介：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自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类社会生活以来，其变化还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但如做一基本判断，可以认为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所谓后疫情时代。我们一方面对疫情应有打 "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应有针对性地考察分析疫情造成的突出问题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定重大社会需求，进而研讨相对应的增加有效供给之策。本文主要对于 "后疫情时代"与 "新经济"交互作用情境下的健康产业发展及相关的 "需求侧改革"，做框架式的研讨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后疫情时代基本的背景情况及矛盾的凸显

中国 "后疫情时代"的阶段，应从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武汉解封开始。虽然之后陆续还出现一些零星的和小片区疫情，但是中国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做出决定性的局面控制。世界上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在推进疫情的控制（从防病疫苗的使用，到治病的药物效力与治疗经验提升）。人类社会对新冠病毒疫情从力求控制、到基本控制、到未来不知道何时可以像消灭天花病毒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这中间需要经历多长时间，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不确定性之中还存在一些确定性，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从２０２１年下半年到２０２２年，估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逐步地普遍使用新冠疫苗；治疗的有效药物和护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可以使死亡率进一步降低。中国在这方面既然走在了大国防控疫情的前面，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要义无反顾地拥抱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 "新经济"时代，从而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来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

因为 "数字经济"概念所代表的 "信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并必将进一步地对防控疫情、保障和增进人民福祉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个背景之下，社会对于健康产业的强烈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并且其有声有色的大发展正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也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已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所激发出的健康需求客观上必然要求和产业对接，以形成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多年的发展，使国人的需求升级，明显表现为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一开始要求解决温饱的 "吃穿用"，升级为越来越多的 "住行学"（住房、出行、旅游），还有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又升级为现在的 "医养娱"，即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服务，以及生活中更丰富的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设施及活动。从这一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升级的视角看，党中央已经给出了一个总体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思路的基本判断，就是必须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这是党中央统领全局给出的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思想。贯彻这一战略性指导方针，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从哲理上讲，发展的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关键是当前的 "不充分"是由 "不平衡"的结构问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引出的，由此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这里所述的健康产业还不能够覆盖所有关于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的形成，因为其中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如果能将 "社会政策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国民健康供给事项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健康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本文将对此重点展开讨论。

二、对健康产业发展格局及优化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经济领域之一。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一些纠结现象：老百姓所要求的 "医养娱"中的 "医"，其实首先是于医疗之前，还要有一个预防 （公共卫生防病）环节，接着是有对疾病早期发现的客观而迫切的要求，所以 "体检"近年在国内得到具有 "产业化"特征的很大发展，但仍供不应求。在一些中心城镇区域已有产业化特征的 "体检"领域里，也迅速表现出所谓 "寡头垄断"特征：一些在市场上比较成名的体检系统运行现场相当拥堵，人们如想在网上预约体检也需等许多天。这反映的是供给短缺。虽然这种体检供给能力还在提升，但从当下趋势看表现出来的是仍然跟不上社会需求。健康体检的供给还主要体现在城镇区域，尚没有发展到可以覆盖一般农村区域。１４亿国人里，现在能到体检机构现场接受这种系统性体检的其实还是少数，以后还需为更多的人民群 众提供这种医养条件。

适度产业化的发展探索，如说到 "治病"概念下的 "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作为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怎样处理好？这方面虽然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形成了很多模式和经验，但现在并没有看到已很成熟的模式，还需继续探索，努力克服 "就医难""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不容讳言的：老百姓现在在治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还要托 "黄牛"（票贩子）去解决挂号问题。也出现了 "国外替代"的现象，即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寻求就 医。也有一些 "强制替代"，即在挂号排长队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如果医院挂号排不上，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有神医，有特别的解决办法，有妙方诀窍等等。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情况都是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笔者试图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提出如下几点认识，供大家进一步探讨。

第一，需承认，讨论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 "社会政策的托底"，即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应牵头把这个层次的托底事项做好，使社会中那些最弱势的群体也能得到基本医疗保障。在 "托底"体系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市场化。笔者不赞成一种极端化观点，比如由国家承担全民医疗，国家对别的事情减少一些支出，而出钱让整个医疗系统做到全民免费医疗。这恐怕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这不仅是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以使用的财力限制问题，还涉及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问题。比如在极个别县域所做的全民免费医疗，确实有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导向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在医院里不肯出来等矛盾怎么解决？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需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既有激励又有约束，需要与市场机制兼容和对接。

第二，需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试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病以后所得到的医疗待遇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需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在这方面要解决的是怎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老同志退休以后，比较直率地抨击了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体制内高端人员医护上面的问题。这类事情怎么处理好？目标上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的确需要有节制取向的优化管理，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在这个领域里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一定有竞争；而竞争会引发内在的动力，让医护人员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对接信息内可知的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世界，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中国内部的医疗体系中，必须打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形成一种所有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养生养老产业内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积极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性。

第四，在中国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医疗卫生的事业与产业也要确定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发展。从实际生活中的客观发展诉求看，也有相关的物质性必要条件。中国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已越来越多地不局限于城镇区域了，特别是医养结合概念下的健康疗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

三、健康产业发展需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邓小平同志当年所强调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带有数字化特征的 "新经济"引发 "颠覆性创新"而形成的种种升级版的新供给。在健康产业领域中，由于数字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越来越多的期冀。可举出最新得知的以高科技数字化创新手段支持的一些案例。一个是５Ｇ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相当成功，时延仅１毫秒，就等于是在同步做手术。高水平的医生，在几千公里之外来完成过去认为在偏远地区完全没有可能做的手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化能力提升了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的治疗水平。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具体锁定到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特定患者的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境界。还有就是已看到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一些残疾人，用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一些功能，造福于这些原来认为没有治愈希望的人群。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理所当然值得称道。相关的发展事项可特别注重如下三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两新一重"① 建设与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５Ｇ、产业互联网等的硬件支撑力升级上台阶，进而可以使研发和运行更加进步。不必讳言，世界性的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中国现在虽然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已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新基建如果建设得好，在若干年内技术、软件方面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会更多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即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取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也必然会支持社会生活全局中数字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和相关医疗卫生事业与健康产业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结合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新经济形成的有效供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 "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聚焦、投射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还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综合开发的事 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腹地。数 字 经济的"互联网＋"，天然具有淡化乃至冲决城乡差别的技术能力和特点，插上数字化新经济的翅膀，把 "高水平城镇建设"结合 "乡村振兴"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使健康产业从具体形态到内在质量，更好地结合于 "健康中国"发展场景中，城与乡各自的相对优势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开发，会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在这个视角上，很有必要重视和开拓政策性融资机制，这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比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ＰＰＰ创新机制就具有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其建设和运营所做的事情是应当由政府牵头来做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正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市场兼容和对接，于是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中，打开了ＰＰＰ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将更多的资金由非政府企业主体那里调动而来，以伙 伴 关系的 方式形 成 政 府、企业和专业机构 "１＋１＋１＞３"的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这种建设事项显然要与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很多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需要体现在ＰＰＰ项目建设中以优化供给结构。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这也正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 "守正出奇"或 "守正创新"。守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之正，但还要知道市场也有缺陷、有失灵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出市场主体与政府打造伙伴关系之奇，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超常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高速，如果能在５％～６％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明显缩小与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并且最终在总量上超越它。我们如果要引领 "新常态"由新入常，在中高速平台上，关键要有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正是要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更好地使之带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里面数字经济应发挥创新的龙头作用，要跟上硅谷打开的新经济潮流，对已 "卡脖子"的高端芯片供给问题做攻坚突破。对于这种高端的芯片，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无论出多么高的天价也买不来了。只有 "华山一条路"：必须用 "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这种"卡脖子"问题的解决，既关联打造 "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又关联着新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支持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形成。

四、健康产业发展与需求侧改革的联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 升 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们理解，中央这次表述的 "需求侧改革"是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的一种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中央说得十分明白，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以及其所指导的实践中。

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是要以 "消除堵点""贯通循环"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即过去所说需求总量可以先结构化为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里形成的净出口这三个视角上，从而形成一个所谓动力机制。关于这 "三驾马车"的动力机制，新供给经济学已强调，只讲需求还没有把话说完，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必须延伸推进到供给侧，去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由 "三驾马车"为结构化起点来考虑：

第一，从需求侧的消费视角看，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首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比如中国这方面的一大突出问题是如何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所需要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以社保制度建设，既托好低收入阶层的底，也要使中产阶层能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的收入更敢于花出去，即提高边际消费 倾 向。这是涉及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改革。

第二，应积极而有力地消除与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这涉及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一非 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 "试错法"来形成结构优化的。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在初期时的布局错了，以后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谓 "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要体现在全局形成更高水平的 "规划先行、多规 合 一"通 盘 安 排，这是需要政府牵头做出的顶层设计。与此相联，已提出的现代社会很多概念显然都无法回避，比如说在中国的 "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 "综合管廊"等国家已经强调的建设事项，它们需要确定标准化的系统，并需要有关各方面共同协调努力将其对接到可操作和可落地。与此相关的一项建议是，国家管理部门应作出一种硬性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今后中国所有新开发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来建设，哪怕投资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的事情。遗憾的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尚缺乏清晰的国家管理规则。海绵城市与此类似，它实际上是与综合管廊联系在一体的，直观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架构，既需要达到建设海绵城市的标准，又需要达到建设综合管廊的标准，必须以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和系统工程安排来解决问题。把这些事情解决好，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还有ＰＰＰ的规范化，２０１４年以后国务院领导多次督办，两大管理部门已经把其推到了发展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注重稳一稳，而现如今，又迫切地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把ＰＰＰ推到新一轮更健康的发展状态。所谓ＰＰＰ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ＰＰＰ形成的高绩效水平投融资，有望为中国消除健康产业建设发展的瓶颈和堵点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三，在外贸方面，显然需要更为积极有效地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进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制度建设和管理优化来按照中央打造新发展格局意图落实到运行层面。这还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比如海南博鳌已在考虑建设外交医养园区，又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区的总体方案中，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方面也首先要提高规划的水平，使相关的双循环中，需求和供给的互动跟着活跃起来。进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面对风云变幻国际市场的抗风险机制等等，过去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需要在 "后疫情＋新经济"时代进一步总结好和推广、运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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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参考文献：

１．贾康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２．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３．贾康、欧纯智：《创新制度供给：理论考察与求实探索》，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

４．贾康等：《新供给：创构新动力》，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５．贾康等：《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企业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６．贾康等：《新供给：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７．贾康、刘薇：《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