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超1800亿,百家三甲医院开建分院,新一轮公立医院扩张开始?

扩建重修、再建分院——公立医院的跑马圈地从没有停歇过。后疫情时代加上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为公立医院的“横征”添了一把火。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近20个地区,102家三甲公立医院开启了分院建设潮,新增床位数12.8万,投资金额高达1800亿。

江苏、北京、上海、山东、陕西、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成为建分院“狂热分子”。

当安徽斥资70亿建安徽省立医院滨湖院区时,南京砸下60亿,推进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院区,而西安市红会医院高铁新城院区凭借57.5亿,成为为西安市史上规模最大、床位最多、投资最多的一所医院。

大建分院的背后是各地新建、改建公立医院的浪潮:

2021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十四五”期间要新增病床位2万张,三甲医院达30家;

河南省要求未来五年新增162所三级公立医院;

西安市规划新增床位数一万六千余张,几乎是西安市现有床位总数的1.5倍;

济南市推动的市属医院(院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逾百万平方米,新增床位近8000张;

苏州市政府宣布,在“十四五”期间,三级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50%、增至36家,三甲医院要力争新增10家。

地方卫健系统的一位官员指出,后疫情时代,又赶上了十四五的开局,一般情况下,开局投入较多,造成了三甲医院大规模上马的一种感觉。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统筹推进公立医院建设,无可厚非。握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三甲们,相比于新建的三甲公立医院,无疑更有能力、底气,带动区域医疗发展。

但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老百姓们奔着总院的品牌、名气,涌入当地的分院之后,分院会再次成为基层的抽水机,还是一个医疗均衡发展的桥梁?这将极为考验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扩张——医院的本能

广州增城区,马上迎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的开业。这个开放床位1000张、总投资达20多亿的医院,在建院之初的愿景即是是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妇幼医院,成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要分院区之ー。

多院区布局,是近年来“中山系”、“北大系”、“华西系”发展的通用模式。

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乐山建了峨眉分院之外,扩建的步伐延伸至厦门。投资额近30亿的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建一个分院,意味着有更大空间来扩展、调整,对于院长们而言,就像家里添丁一样,总是很欢喜的。

一位上海卫健系统官员直言,上海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用地紧张,医院就地扩建成本太高了。主院区发展空间不足,在郊区建分院,可以满足院长们对医院转型的需求。

国内首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公开表示过,“目前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的面积有40亩。浙大二院用这40亩地为每年来院的400万患者服务、为产学研服务。时代在进步,空间限制了医院将来的发展。”

一旦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市中心,医院门口主干道几乎常年拥堵。疏散医疗资源,也的确成为必然。

扩张的冲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多种因素混合之下,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当公立医院成为庞然大物之际,组织内部就有内生的膨胀需求,而长期的虹吸效应更刺激了这一欲望。如今,公立医院收入发展受限、业务激励机制不足等,内卷化焦虑之下,扩张冲动暗潮汹涌。

一位公立医院院长袒露,一旦听到别的医院床位扩大了,自己要是不动,就显得落后了。“大家一直有一种竞赛、互相比的压力。”

随着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医院配套成为刚需——在南京,江北新区以“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 建设全民健康新主城”为目标,豪掷200亿元用于医疗机构规划建设。每年新增不低于5000万元,用于人才引进培养和医疗机构能力提升,着力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

一位基层医保人员提到,地方政府引进大型医院开分院属于面子里子都合适的事情。有些是院长上门送分院,但是更多是行政力量去给医院送分院,给地皮甚至是给建设费用,要求大医院去托管,相当于白送。

后疫情时代的政绩观念驱动,更为扩张添了一把火。一位行业人士透露,“大家都知道卫生强基层是根本出路,但兴建大型医院比较容易'显政绩’。同样的,在DRGs等改革全面落地之前,医院领导也想最后再'冲量’一次,现在亏得多,正好可以要政策。”

新城区的官员们有自己的见解——公共服务必须先行,不能等到人都去了,再去造公共服务设施。哪怕是不盈利或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教育、医疗也必须新建。

地方主政者和院长们一拍即合:地方上有造城冲动,希望引进大型医院分院提高地价;而大型医院经济考核粗放,不细究效益,只追求“走量”。

会不会又一次成为基层抽水机?

公立医院的扩张潮从未停止。

上一轮的公立医院扩张潮从2005年开始,整整15年内,大医院们挟政策之威,借中国经济腾飞之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速扩张, 一座座设备精良规模巨大的“超级医院”飞速长成。

截至2019年,拥有超过2500张病床的医院有100家以上,更是诞生了被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一附院,这家超级医院在鼎盛时期有一万张床位。

一位医疗界人士曾经将极速扩张的超级医院比作是抽水机,源源不断地将整个地区甚至是整个省份的病人,优秀的医生、医保资金“虹吸”入自己囊中。

而真正的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乃至一级二级医院,在病人流失、医生短缺中日渐萎缩。

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警觉。

2014年,国家卫计委近日下发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的文件提到,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严控公立医院床位审批、建设标准,以及大型医用设备。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但公立医院的扩张并没有因此而按下暂停键。

单体医院的扩张受限了,就以新建医院,或是建分院的形式扩张。

一位离职医生回忆,七八年前,他还在某市三甲医院任职的时候,医院扩张到了郊区,当时院内流传,给银行的贷款,市政府出面帮忙一笔勾销。后来又把总院对面的一所中学并进来,校舍改建成医院,现在又要在另一个郊区再建一个分院。

“郊区患者刚开始数量较少,一个病房可能只有两张床,甚至三张床。如今病人多了起来,也开始往里塞床了。”

202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5个新城至少设置1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家区域性医疗中心和1家中医医疗机构。

五个新城,五所三甲医院,势均力敌。

但上海的政策照搬到了其他省份,却水土不服。一位行业人士认为,上海的优势在于三甲医院众多、且实力不相上下。“上海有6所医科大学,5个新城,可以均衡配备一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但中国更多省份现状是,公立医院一家独大,像郑州,如果搞三个新城,但只有一家郑大一。”

尽管一位地方官员强调,政府对于新城区的卫生医疗投入,都是理性的。“毕竟适度规模和管理成本,一定有一个边际成本,它的拐点,是由每个医院自己去掌握,政府的作用在于防止医院规模过于庞大、边际产出效率极低。”

但政府该如何防止公立医院愈加成为庞然大物,没有一份作业可抄。

医院多区管理已经普遍化了,多数情况下,只有大三甲有能力、有条件、有动力去不断扩张。因为它在整个医疗服务的格局当中,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虹吸、圈地,是大医院里普遍存在的现状。大三甲们到底是和以前一样,做横向的复制扩张,让它继续虹吸常见病、多发病,还是走内涵式发展,走精细化管理,这就在于政府对医院的定位和功能,以及每一个地方治理者的眼光和决策了。”

他强调,“拉长板补短板,优质医疗资源扩容,跟建分院和规模的扩张是不矛盾的。不是说不能建分院,但建什么样的分院,在哪里和你赋予它什么样的功能,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这才是最关键。”在他看来,中心城区的总部医院,应该以医学研究为主,兼顾临床服务;新城的分院,则是是临床服务为主,兼顾医学研究。

但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指出了严峻的现状——“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而言,判断医生水平,通过论文的数量,因为我们没有更好指标来看,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医疗水平,可能最简单的东西,就是建了多少个院区,增添了几张床位。”

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本该以研究疑难杂症为主的大三甲们,仍旧需要跑量,才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转之下。它是否有动力去走精细化管理、内涵式发展之路?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三甲医院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胡瑞荣曾公开分析,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存在的较突出问题,是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控制单体医院规模扩张的基础上,探索公立医院多院区发展,有利于扩充优质医疗资源。

多位受访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但他们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对于整体中国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大三甲们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作用?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教授在美国麻州生活过,那是一个距离市区较远的地方,但没有三级医院。“如果真有大病,开车到市区去看也是可以的。但在国内,正是因为大病、小病,都要挤进三甲医院,这一现状没有改变,才会觉得每个地区都要有一个三级医院。”他认为,随着我们医改的深入趋势的发展,可能这种做法,会失去它的合理性。

上海一位顶级的神经领域教授提到一件小事,东部沿海某省患者数量多,但那边是没有临床资源的。所谓的临床资源,即能不能转化成科研成果。“在上海,我们的病人是能够转化成医学研究,有更多的病人能为我带来更多课题。”

中国三甲医院们,他们扩张了,病床也增加了,病人数也越来越多,如果仍然像一级和二级医院一样,在做最简单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把这些医生、患者,从一级和二级虹吸到了三级,他们对于整个学术、学科的发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分院建好了,医疗资源是多了,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患者的一个可及性没有改善。“即使你有1万张床位,我去医院仍然需要排两个小时,才能看到一个医生,医生仍旧只给我5分钟时间。”

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徐毓才撰文提到,目前我国公立医院需要的不是规模扩张,而是布局调整,着力补短强弱,最终目标是布局合理化。短板在哪儿?在基层,在老少边穷地区;弱势在哪里?在基层缺人、缺人才,缺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

仍旧回到开头抛出的疑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统筹推进市级公立医院建设,无可厚非。

但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疫情之后、集采重创之下,公立医院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扩建到底能不能有充足资金供应到位?分院建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人来?分院会再次成为基层的抽水机,还是一个医疗均衡发展的桥梁,这极为考验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谭卓瞾|撰稿

徐卓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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