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 两江总督易位风波
综观清代政治体制，总督一职虽多有更迭，但终究是地方统治之关键所在。天下八督，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堪称优中之优，要中之要。直督拱卫京师，距离入阁咫尺之遥。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康熙曾感叹“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故江督亦甚显要。降至晚清，江督之地位愈加凸显，近半个世纪来，湘淮集团一直把持此位。开此先河者，非曾国藩莫属，无怪乎李鸿章指出“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然此局面之出现，绝非清廷恩赐，实是双方争夺与妥协之结果。就在攻下金陵一年后，即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初十日，清廷趁曾国藩在徐州督兵剿捻之机，突然下旨更换江督，并谕令李鸿章迅速赶赴河南驻扎。
调虎离山后，清廷公布了后续人事安排：
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拿到此折，曾国藩认为中央“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李鸿章则“反复筹思，似难尽妥”。湘淮二位大佬如此烦闷纠结，到底是对接替者吴棠不满，还是就这项政令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天子知名淮海吏”
若要透彻了解此事件，先须搞清吴棠何许人也。
吴棠，字棣华，号仲仙（宣），安徽泗州人。此君绝非庸碌无能之辈，亦是中兴名臣之一。吴氏身后，清廷赐其谥号“勤惠”（有清一代享此谥号者仅有两人），称其“老成练达，办事勤能”“保卫地方”“克尽厥职”。由此评价，观其一生，吴氏为官大致有四大特色。其一，务实。吴棠出身低微，据说家里穷到“读书恒在雪月光明之下”，且经常交不起学费，其母以自酿米酒馈赠老师，道：“吾家不能致束脩，聊以将敬先生之意也。”正因起于民间，吴知百姓疾苦，晓市井百态，故从政后能体恤民情，但凡发生灾荒，一定勘灾散赈，奔走于烈日下，“民阂其劳，为流泪。”其二，勤勉。吴氏为官三十余载，其中在清淮地区任职达二十三年之久。两淮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同时又是漕运重地，“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吴氏长期扎根江北，治河有方，运粮得法，征盐无过，勤勉谨慎的作风颇负时望。其三，善守。咸同年间的两淮，与以往大不同处在于兵燹不绝。先是太平军，其后捻军，吴氏在担当日常职务外，还需带兵平叛。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吴棠三度保卫清河，抵御太平军与捻军。彼时，朝野间曾流传一则掌故，转战十余省的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慨叹天下州县官员之中，有七人最令其忌惮，吴棠赫然在列，这从一个侧面可印证吴棠极善防御。
吴棠
当然，吴棠由一布衣，二十余年内擢升漕运总督要职，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听话。同僚裕禄对其评价为：“受朝廷特达之知，应时事艰难之任，其忠勤之恳挚……综计服官三十年，励己之清勤，爱民之肫切，有如一日，至于临大事决大计，毅然任之，不为众挠。”说白了，吴棠是一名坚决服从领导、忠实贯彻政策、执行力极强、毫无骄横气的干部。这等人才，中枢自然乐于任用。于是咸同之际，吴棠的官衔一擢再擢，权力一加再加，同治二年（1863年），吴棠补授漕运总督，“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次年，清廷又决定“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一年内，吴棠不但对江北粮饷分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且掌握辖区的军、政、民大权。一人兼有漕、河、军、政、粮台等五种权力，这打破了沿袭多年的满汉藩篱，堪称异数。吴虽无江北巡抚之名，却有江北巡抚之实，李鸿章赞其“天子知名淮海吏”，殆非虚言。须知此时漕督已无漕可运，朝野一片请求裁撤之声，清廷却偏偏委以重任，一来希冀吴棠保全江北完善之区，阻止太平军、捻军沿运河北上，为湘淮系攻城略地提供军饷与屏障；二来则是有意扶植吴棠，以江北军政力量来控扼湘淮集团。
待平定东南之时，曾国藩早已履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数年。倘若说戡乱时期彼此携手杀敌，形同臂膀一般的话，那么甫一承平，曾氏便倍感横亘长江以北的吴棠渐趋坐大，成为掣肘己方的势力。而自己这个江督，却不能过问整个苏皖，难免心生名不副实之感。
湘淮系与吴棠的关系，自此变得微妙。
两度试探未果
令湘淮集团更不舒服的是，硝烟尚未散尽，清廷便已急于收回当初让渡的权力。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中枢借御史陈廷经之口，发出了第一波分割曾、李诸人权力的试探。陈氏给两宫上折，建议“跨江、淮而为省”，清廷顺水推舟，将“皮球”踢给曾国藩、李鸿章，征询其意见。
对于清廷所谓“垂询”的真实用意，曾、李心中如明镜一样，回答即不能含糊谦让，也不能过于直白，须摆出一副“为国解忧”的说理姿态。此恰是曾氏擅长之术。曾氏先是搬出先贤，“古人经画疆里，具有深意。我朝圣君贤相未尝轻议更张”，可知江北、江南一体有深刻悠久的依据。接着列举历代随意改动区划的教训，“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最终给出结论：“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换言之，江山稳固如否，关键在得人，而非区划。
面对曾国藩如此言之凿凿的回复，清廷欲图将江北坐实为省的念头只得作罢。
一计不成，另换一招。顶着“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之祖训，无论是垂帘于后的慈安、慈禧，还是亮相在前的恭王，规复旧制，渐次收回因战乱流失的权力，是无法逃避的使命与责任。而撬动湘淮系手中紧攥的两江富庶之地，即题中必有之义。同年9月，捻军赖文光部在湖北击溃清军，中枢急调曾国藩驰赴鄂、皖交界处救援。10月13日，曾接奉廷寄，令其交卸江督篆，专心领兵剿捻，命李鸿章署江督，吴棠署苏抚。
对此命令，曾国藩心知清廷无非换汤不换药，仍意在争夺两江之权，故十分不悦，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大倒苦水云“实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甚至有“撂挑子不干”的想法，欲“奏明精力已衰，不堪再任军务，趁此解去兵柄”。但他笔下虽心灰意冷，心中仍十分恋栈，曾氏于回奏朝廷的折子上写道“遵赴皖、鄂交界督兵，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分明是亮出了“拖字诀”。
与老师同步，尚在监临闱试的李鸿章亦收到廷寄。与乃师迥异，正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的李氏，对权力只有渴望，毫无倦意，故生怕骤生变故。他一面致函老师，声称“苏沪大小庶政，均由鸿章手裁，已非一日，其军务条分缕晰，竟有司道所不与闻、他人不得综理者”，因此政务非短期可以完成，希望曾氏放缓脚步，莫即刻启程，为自己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李居然不避官场忌讳，径直与吴棠通气。通览此信，李鸿章无非两层意思，先是抱怨“苏属大小庶政，均系亲自裁决，所部水陆兵将布满各防，头绪纷繁，实有刻不能离之势”，暗示吴棠南下接管日期当延后。接下来李氏便使出“痞子腔”，“现全省肃清，旧章已复，江北各务应由督署主持，庶无纷更掣肘之患，阁下当以为然也。”既然朝廷让我署理两江总督，那么这个总督就必须名实相符，江北、江南应合二为一，归在李鸿章治下。此等露骨话语，可谓将湘淮集团的想法和盘托出。亦可看作李鸿章对吴棠的一种警告：汝不可踏过长江半步，将来吾辈尚要染指江北！
作为漩涡中人，吴棠有清廷撑腰，本可底气十足地驳回李氏的说辞。孰料他先认怂，败下阵来，一度萌生退意。清廷眼瞅着冲在阵前的过河卒子竟要掉头，况且曾国藩赖着不走，李鸿章不办交接，于是再度妥协，以湖北军情稍松为由，谕令曾毋庸前赴安徽，李、吴也毋庸递署各缺，均各回本任。曾、李很欢喜，吴棠很委屈，他上书清廷，“江苏肃清，督臣已驻江宁，所有江北事宜，臣可无庸兼管”，请求让权。两宫自然不会应允，回复道“曾国藩尚难兼顾，仍著吴棠管理”，维持现状。
在清廷看来，只要江北、江南事权不统一，保持现状便易于伺机收回大权。不过经此番博弈，湘淮系已大体摸清虚实，吴棠实不足惧，难搞的终究还是中枢而已。
争夺战升级
沿此脉络梳理下来，便知同治四年九月清廷试图调离曾、李二人的谕旨并不突兀，仍是其一贯思路的延续。不过较之以往，中枢下此番命令的理由愈发巧妙，字里行间未有一字一句涉及江督易位，而是反复强调此举委实因军情所迫而势所必然。眼下“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派。该处居天下之中，空虚可虑”，而曾国藩在徐州调度，鞭长莫及，必须另派他人。恰好“李鸿章谋勇素著，且年力壮盛，可以亲历行间”，又能与恩师通力合作，因此饬令其“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这道谕旨通篇所讲俱为军事调度、人员调配上的大问题，且是不得已之策，堂而皇之，心思缜密，显露不出丝毫的私心偏见，又处处体现着朝廷体恤臣僚之意，诚可谓毫无破绽、不容置喙。由此预示着中央与湘淮系围绕两江的争夺趋于白热化。
好在两宫和恭王没把话完全说死，谕旨末尾，令“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著迅速复奏，再明降谕旨，分饬遵行”。如此便留给了曾、李转圜的余地。
接奉谕旨后，虽对清廷本意了然于胸，但要想拿出足以反驳的理由，诚非易事，故曾国藩一时左右为难，他在家书中坦言：“垂询当否，复奏颇难措辞。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两江在，军饷足，曾已道出了不愿放手的一个缘由。
李鸿章的反应也极迅速，12日收到谕旨，两天后他便致函老师，指出两江乃“饷源、洋务重地，分防弹压，鸿章尚以虚名镇之”，一旦举兵远征，必定出现变故。同时，李氏明确表达了对继任者的不信任：“吴、丁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备缓急？”况且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或多变局，乃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李甚至揣测清廷这般安排，分明已对湘淮系“似有成见”，事已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李鸿章这番话，真真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其对两江权力的把持之心，对非湘淮系人物的拒斥之意。两江在，湘淮存，李揭示了不愿放手的第二个缘由。
或许受弟子信函启发，加之形势紧迫，9月19日，曾国藩便呈上一封长折，既摆道理，又放狠话，软中带硬，硬中有软，阐明了不愿离职北上的看法。此折堪称曾氏所撰无数奏折中之上品，步步深入，有理有据。
开篇，曾详剖形势，“目下贼势趋重东路，不特秦、晋暂可无患，即宛、洛患亦稍轻，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那么即使李鸿章赶赴河南，也是“无可剿之贼”。更为严重的情况接踵而至，李西行必定造成东部空虚，难道朝廷宁愿“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是李鸿章之无兵带赴西路，时为之也，势为之也”。
接下来，曾国藩又给两宫和恭王普及了一番提拔干部的规矩。中枢不是执意要提拔李宗羲与丁日昌吗？李宗羲年初刚奏署盐运司，后“迭擢安徽臬司、江宁藩司”“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再说，“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则更不济，之前在江西知县任上犯了过失，三年后方才官复原职，近年来“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话里话外，曾氏无非告诫中央，无论资历、经验还是能力、名望，李、丁二人皆不符合封疆大吏之要求。若强行破格提拔，势必引来朝野之质疑，实不如“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练”，这才是培养干部的正道。
否定完人选，曾国藩罕见地违反常态，一改昔日平和文风，放出了“大招”。曾专就清廷谕令数位疆臣会商督抚人选的做法，公开提出不同意见：
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后者。
一言以蔽之，领兵作战，统帅“君命可以不受”；官吏任免，君王乾纲独断。这是政治规矩，不可混淆。清廷下旨让曾、李、吴三人商议江督、苏抚人选事宜，显然是犯了外臣干预内政的忌讳，“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如此一来，曾国藩便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自己是替两宫分忧劝谏，保其明君贤后之名，而清廷则处于“过错方”的被动位置。不过深思曾氏此言论，仍属一记险招，但凡中枢欲加罪于他，便可加以处置。可见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向来以低调谦和示人的曾国藩，也会不惜铤而走险，以非常手段捍卫之。
通篇奏折，曾国藩不提吴棠一句，只是讲李鸿章毋须赴豫，李、丁资格不够，会商之方欠妥。然而李鸿章不走了，李宗羲、丁日昌不就位，吴棠便无法署理两江总督。曾不必交代军饷匮乏、权力交接等真实原因，却已凑足了不让吴棠南下的理由，着实技高一筹，妙到毫巅。
文末，曾国藩特意交代“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意在避嫌。谁都清楚，曾肯定不会与吴棠商议，但一定早与李鸿章互通声气。果不其然，二十天后，李鸿章递上一折，提出“兵势难远分也”“饷源难专恃也”“军火难常接济也”三大忧虑，与恩师前后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曾、李二人本以为折子递上去，便可激起中枢一阵涟漪。孰料多日过去，不闻回音。心焦之余，曾国藩已有些失望，朝廷“并无寄谕，颇不可解”，李鸿章亦纳闷“究不知上意若何”。
其实，中央怎会是无动于衷？想必两宫与刚起复不久的恭王诸人，为如何处理此事紧急密议良久。说一千道一万，决策之基仍在于审时度势，正值剿捻吃紧之际，心腹爱将僧格林沁与多隆阿先后战死，除了湘淮系，还能依靠谁？清廷也只好顺坡下驴，撤销此议。清廷于10月15日发布上谕：“现在贼势趋重虞城，张树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事更张，即著毋庸置议。”“吴棠于清淮情形最熟，并著严饬防军，视贼所向，迎头截剿，不令阑入里下河完善之区，以副委任。”李鸿章不用远征，吴棠原地不动。第三次两江争夺战，又以清廷妥协告终。
有些事可以回归原点，但有些人，却再也回不去了。
江北终入湘淮囊中
经此三度折腾，吴棠已是心神俱疲。该年12月，吴因“血亏肝郁，肋痛怔忡”之故，奏请赏假养病。明眼人心中清楚：吴棠得的是心病，朝廷拿他当棋子，曾、李视其为傀儡，他满腹抑郁不平之气无处宣泄，只能以告病的方式以示抗争。
中枢定要夺回两江，湘淮非染指江北不可，留给吴棠的时间已然不多。次年8月，朝廷命吴调任闽浙总督。为了尽早占据江北，李鸿章不惜上折直言“吴棠部下现实无整支劲旅可当一面者”“可否饬下该督臣，假满后迅赴新任”，着实夺权心切，就连曾国藩也批评其“未免痕迹过重”。
至此，两江地区完全落入湘淮系囊中。
回顾整个事件，湘淮系能够化险为夷，吴棠作风偏软当是一大因素。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比较过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之禀性，曾“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左“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正因二人“赋性绝不同”，才能针锋相对，难分伯仲。而反观吴棠，深沉有欠，阳刚不足，循吏本色，难堪疆臣之任。故清廷凭其掣肘湘淮系，似非明智之举。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事后评论吴棠“有服善受言之雅，而其自处亦无护前争胜之心”“殊愦愦”也。这恐怕正是基于两江督抚易位风波时的观感。
就清廷中枢而言，三度争夺两江败北，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中央洋务新政的一次顿挫。“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督抚洋务模式”渐成愈演愈烈之势。
尚值措意的是，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终将曾国藩调离，由马新贻接任江督。然不及两载，马便殒命于张文祥的刺刀之下，清廷只得再命曾氏回任两江。此时李鸿章特意致函恩师道：“若（同治）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马新贻）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所谓“伏莽”，究竟是何种势力？缘何唯有曾国藩方可镇住？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私揣，两江在，伏莽靖，此莫非湘淮系宁可坐断江南也不愿放手的第三个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