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怎样写成的【6】
3.忧政
忠臣总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为国家办大事;奸臣总是耍尽手段投君所好,为君办私事。范仲淹一生心忧天下,总是在和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作斗争,并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第一场大改革——“庆历新政”。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这次主要针对的是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
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80年,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之前,范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决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他1035年三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碰一碰腐败的吏治。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恩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龃龉,词乃睽戾……天下指之为狂士。”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他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
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
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就是说不能靠出身好当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官署),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其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
“庆历新政”之初,仁宗皇帝对范仲淹还是很信任的,改革的决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让他搬到自己的殿旁办公。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仁宗即刻批准。这是一段君臣难得的合作蜜月。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在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面前渐渐开始动摇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央工作。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风寒,要求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这年他已58岁。生命已进入最后6年的倒计时。他自27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四起四落,已31年。自庆历改革失败后,他已没有重回中央的打算。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与他是同年进士,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滕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作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却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那一次在西北遭人陷害,亏得范力保,虽没有下狱却被贬岳阳,但仍怀忧国之心,才两年就政绩显著,又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狄仁杰的祠堂,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滴泪的阻劝,长子随他在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心中万分激动,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他把自己奋斗一生的做人标准和政治理想提炼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文章说是写岳阳楼,实在是写他自己的一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怎样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