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杜鹃花依旧开放（下部）
黄瑞云(1932—)，教授，湖南娄底人。
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湖北工农中学、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任教。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进行文学创作。
著有《老子本原》《庄子本原》《论语本原》《诗苑英华》《词苑英华》《历代抒情小赋选》《历代绝妙词三百首》等；参预主编《历代辞赋总汇》。
文学创作有《长梦潇湘夜雨楼诗词集》《溪流集》《快活的答里·坎曼尔》《黄瑞云寓言》《黄瑞云散文集》等。
九
到了黄石，是我一生能够正常地工作的开始，无论师院还是黄石市对我都很信任。进校两年之后我被评为副教授，其时我已是五十之年；第二年又担任副院长兼任学报主编，随后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黄石市作协主席，湖北省教委高职评委，社会活动陡然增多，工作极为繁重；但经济生活仍极为紧张。来黄石时，我的月工资六十四元，第二年加一级也才七十五元。在黄石我要维持一家六口（自家五口之外，还接了一个侄儿来上学）的生活，每个月要向远在家乡的八旬老母寄一点钱，老家一些亲属出了什么事故还得给予支援，而事故总是年年都有。邵院长非常关心，指示后勤部门让我妻子到厨房做临时工。第一天我送玉莲到厨房，她从农村来，笨手笨脚，言语不通，下午即被退了回来。第二天邵院长亲自送去，厨房才被迫接受。后来厨房看到玉莲这样老实，什么脏活重活她都去干，许多师傅对她都非常好。尽管增加了一点收入，我们仍很穷困，经常买不起菜，买不起煤。孩子们个个要上学，玉莲清早要上班，我更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像打仗一样。买不起煤就烧柴火，八十年代前期有三、四年的时间，每个星期日我都带着孩子们上山打柴，主要是攀树上的枯枝，学校四周的山上我们都打遍了。家里的煤灶柴火灶都是我自己打的，没有请过人。每天天一亮赶忙到厨房里买一籔箕馒头，每人抓一个各奔四方。中午这顿饭由我来做，反正很简单。午饭后玉莲就把晚餐做好再去上班。几年生活就在这种困苦忙乱中度过。
无论怎么节省，经济还是敷支不来。这时候我得到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过往二十多年间，各种手稿我都有相当的积累，科研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毁，但文学作品我设法保存了一部分，还有不少贮存在脑子里。每日白天对付工作，晚上备课之外就是写稿。写的有少数是论文，大部分是短小文学作品，特别是寓言。往往连夜写完，连夜謄正，连夜发出。草稿用针线一订，如果文章发表了，草稿就甩掉，没有发出又重新謄正再寄他处。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两点多。到一切结束，疲倦之极，最后写几行日记的时候，连手上的钢笔都拿不住，常常掉了下来。更阑人静，天地阒然，听远方传来声声的鸡唱，这时候也未免感到辛劳和孤寂。一九八○年以后的几年间，我的小作品，主要是寓言，也有散文和诗歌，发遍全国，平均三天就发出一篇作品，是我一生发表作品的高潮。那时稿酬很低，一篇小作品几元钱，最少的一篇作品得过五毛钱。但总算是一点收入，帮我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工作自然十分辛苦，简直从不休息，也无所谓假日和节日，每天都是到深夜两点以后才入睡。好在我的身体并非钢铁铸造，如果是钢铁铸造该的早就磨融了。
一九八一年我四十九岁生日，而且碰巧是阴历阳历都在这一天，又刚好收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书；书很小，而且是游戏之作，但毕竟是第一本。上午我上完四堂课，回到家里，孩子们正等我吃饭。我对女儿说：“八，倒杯酒我喝吧！”八倒了一杯酒，轻手轻脚的送到我的手上。我端起酒杯，问道：“今天几号？”孩子们争着回答：“三月三日！”五岁的小果子也跟着说：“三月三日！”过了一会，我又问：“今天几号？”孩子们觉得奇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女儿带着惊讶的眼神，微笑着说：“爸爸，你今天生日吧？”我也微笑着，说：“再倒杯酒给我吧！”玉莲站在一旁，默无一言。下午，孩子们都上学了，我继续工作。玉莲打了两个荷包蛋，碗上搁了一双筷子，送到我的书桌上。我说：“怎么又吃？”她说：“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生日。”我说：“那有什么，还不是一样过。”
生活虽然紧张，但对玉莲来说，总算轻松了一点，生活的重担不再要她一个人来承担，而且主要由我来负责了。到了黄石好多年，过去那种担惊受怕的景况总还是萦绕在她的心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做梦，梦里故乡，仍然是过去的情景：连绵秋雨，红苕没有收回来，麦子没有下种；收成太差，怎么也比不上人家；孩子们没有吃的，没有衣服，如何度过寒冬。每天晚上，总是在惊恐中醒来，就向我转述梦中的情景，委实的可怜，我为此写过一首小诗：“残年雨雪倍寒凉，儿女嗷嗷愁断肠。往日艰难萦梦寐，惊魂夜夜到家乡！”诗远不足以表达情意，但每一句写的都是真实的。
我从前不喝酒，来黄石以后才开始喝一点。买酒要花钱，经常拿起瓶子，没有酒了，我就说“算了，算了”。我们家乡农民都会做酒，玉莲如此也想自己来做。每次煮一斤米，拌上酒曲，发酵后成为米酒。她用一个破水瓢把底剜掉，做个小酒甑，中间插个小竹片作酒槽，放在锅上。米酒糟放在锅里。酒甑上放个装水的磁碗作为冷却器，然后生火蒸馏。每次蒸馏出一小瓶浑黄的酒。酒的质量并不好，但实在是用心良苦。酒糟她不会丢掉，放点辣椒用来作菜吃。八十年代前期买米要搭面粉，我们不大会作面食。面制品我只喜爱馒头。于是她又学着作馒头。但技术总不高明，不是发不起来就是发酸了。我叫她莫作了，就吃面疙瘩也可以。凡是我喜欢的她都尽量办到，能力实在有限，往往很不理想，但她的心是尽到了的。
不必讳言，玉莲智力太低，又没有文化，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很差，年纪很大了还像个小孩。有一天我上课回来，发现她在寻找什么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找果子那块磁铁。几天之前她的一串钥匙掉进厕所坑里捞不上来，果子用一根线吊着磁铁一钓就钓上来了。我问她现在掉了什么，她说“我的肥皂滑进粪坑里去了”。她以为任何东西磁铁都可以钓上来。她在厨房里常常熏得眼泪直流，却总不把排气扇打开，烟都冒到厅里来了。给她说了，下次还是一样。当我不在时，她就把厅里的大风扇拉开。我不解何以不开排气扇却开大风扇。原来她认为风是风扇“生”出来的，大风扇肯定能“生”更多的风，更能把烟赶出去。这种笑话是经常要闹的。
有时玉莲也使我尴尬。我们平时吃饭，顶多两个菜，一个蔬菜，一个豆腐鸡蛋什么的，就算是好菜了。如果有点鱼肉之类的菜，她自己是从来不吃的，想都让给我。她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常用眼神示意，叫他们不动。我给她说过多次，“菜不很多，孩子们也应该吃。我知道你关心我，但这样作，使我在孩子们面前都很为难。”她总是说：“小孩子吃什么，他们有吃在后！”无论怎么同她说，她都不听。有一回，我介绍武汉大学一位老师来师院工作。那位老师新来，我请他吃一餐饭，系主任和书记都住得很近，就请他们也来坐一坐。只有一斤多一点猪肉，再就是两个蔬菜。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肉非常之少，而且多是肥的。特地请人家吃饭，如此贫薄，实在不好意思。到晚上我无意间打开碗柜一看，里面有一块瘦肉，约有三、四两重，原来她把实心的一块留下了，是留我吃的。我突然大怒，喝道：“你是怎么搞的！你真是！”她惊呆了，但一句也不解释。我心里一酸，立即改口说：“算了算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算了”，感到好难过。这种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也经常有，但她保护我维护我的心是真心诚意的。
我的寓言集终于出版，其他著作也逐渐得以问世，工作多少有了一些成绩。为了不孤负父母和老师们的期望，我总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追回一部分，夜以继日拼命地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家务全压在玉莲的肩上，她仍和往日一样，从不诉苦，从无怨言。
生活就这样平淡而艰难地过着。但灾难总是紧紧地跟着我们，一场惨祸突然降临，一切平静和幸福的幻梦彻底破灭：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我们最有希望的小儿子申六在长江遇难！
一○
申六语文和数理成绩都很好，但有一个缺门，英语很差。到了高二，他自己知道这样不行了，决心把英语赶上来。一九八八年暑假开始，我们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准备进行补习。黄石日报王荫槐同志说他有两个亲属的孩子也来参加，想办成一个英语补习班，商定七月八日开学。七月七日下午我在院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拖延到六点才散。我走到家里的楼下，碰到果子焦急地告诉我：“满到江里游泳去了，没有回来！”﹙满是小叔叔的意思﹚我的心一下凉了。回到家里，全家惊慌。我和八立即赶到江边，大江茫茫，天色已暗淡下来。
果子告诉我：满是五点多出去的，带了一个救生圈，问果去不去，果不肯去，他一个人走了，说他要从昌大堤一直游到西塞山，还带了个塑料袋装衣服。——那个救生圈可能恰好害了他，有个救生圈使他误以为有恃无恐；宁不知在江里，救生圈只要偶一失手，就再抓不着了——八骑着自行车，飞奔西塞山。快八点了，我在黄石大道上接着八一个人回来时，知道一切都完了！
回到家里，玉莲撕肝裂肺地失声痛哭。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纷纷前来问讯。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黑暗的夜晚，悲惨的夜晚。天还未亮，我们就走到江边，许多老师都来参与，反复寻找。当时我们幻想他还在江中挣扎。学校还求助驻黄部队，出动快艇，沿江搜索，都毫无结果。又过了一天我就绝望了，但想找到他的遗体。冒着室外五十多度的高温，马路上沥青被晒融了冒起青烟，我同商树松在江上搜寻，一直寻到九江。听说九江下面的江州有个大洄流，大多上流的淹死者都在那里被推到江岸。我们渡江到达江州。我坐在江州的沙岸上，面对滚滚的洄流呼天号哭。商树松买了一些纸烧在江边，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算是为我的孩子送行了。
回头我们又沿大江南岸，溯江西上。走到一个叫永安闸的地方，发现一个男孩的遗体，头上的软组织全没了，露出光光的颅骨。我们从体形和所穿的短裤，断定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想到这孩子的父母一定和我一样伤心，在那里停留了一天，请人把那孩子埋在江边的柳树林中。我亲自挖掘墓穴，还折了几捆柳条，垫在墓穴里，在遗体上盖了两个麻袋，再覆上土壤，堆了个一米高的坟堆，在坟上洒了一瓶酒，并把酒瓶装在坟的顶端作为标志。
掩埋了这个孩子，我知道再寻找已没有意义，遗体在江中这么多天早已葬身鱼腹。我含着眼泪，告别这无主的孤坟，重返九江，乘舟西上。
大江淹杀了我们的儿子，从此忧伤也淹没了我和玉莲的后半生。我们再也没有欢乐，每当听到江上的波声我们就心悸神伤，看到孩子的遗物也无比心疼。每年孩子的忌日我都到江边去凄然凭吊。每年除夕的深夜，我独自走到江边，身后黄石城里万家灯火，面前却是一片茫茫而又昏暗的大江，我坐在那儿久久地沉思。每次我都是偷偷地出去，偷偷地回来，从不告诉玉莲。
我们失掉的不只是一个儿子，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希望。申六在二十多个堂兄弟表兄弟中倒数第二。大的孩子们由于在农村得不到较好的教育，特别是都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有申六还来得及。从他出生七个月我在牢里见到他，到他十几年的生长过程中，每一个镜头都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他四岁的时候我抱他到山上去玩，他指着那些山峰告诉我：“你看那些山峰都挨着了天，但你走到那里，天还是那么高。”那年我在家砌了一间侧屋，大儿子给我做副工，申六在旁边玩。他问“上面要不要做个盖”，我反问“你说要不要做个盖”。他说：“放肆向上砌，一直砌到天上去，就天做个盖。”我很惊讶他的想象力。每次回家，他都要求跟我来，但我没有办法，往往使他失望。九岁我带他到武汉上学，很快就适应了环境，老师也很喜欢他。那时候我上课多，如果他先回来，他就到食堂去买饭菜，总是买五分钱、一毛钱的白菜萝卜。买回来摆在桌上，用报纸一盖，一定要等我回来才一起吃。那时买糖要票，半年才买到半斤糖。买回来两个人高高兴兴吃一点，然后放在书架上，我忘记了，他也忘记了。过了好久偶然发现，会十分高兴，又一起吃一点。如此反复，半斤糖几个月还没有吃完。到了黄石，他的成绩不坏，也不特别拔尖，通常在四名五名左右，在他前面的都是女生。但他学得轻松，对考试成绩从不怎么在意。他很少在晚上做作业，因而有比较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知识面也比较广。他不像我那样死板，兴趣比较广泛，还喜爱一些运动，尤其喜欢围棋，自己买了一些围棋的书。他喜爱思考，对当代的科学发展极为关注。他自然也有不少缺点，有的还相当严重，比较孤僻，过于倔强，同外界少有交游。他的死去，在家乡引起震动，所有的亲属、邻居，他小时候的老师，无不为之悲伤惋惜。
我平时工作很重，一天忙到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日清闲，对孩子们的学习很少过问。有人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玉莲说：“要说责任你是有责任，但我现在不说你。”这是玉莲一生对我唯一的批评，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所谓“我现在不说你”，他知道我已经够痛心的了。我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以自己的经历去理解孩子们。我从小自己在外面闯世界，其实我很无能，只是有一颗坚定的向上的心，逼上梁山，不得不自己去拼搏。我相信孩子们会比我强，因此尽量让他们自己去闯。但我忽视了，时代和环境都和我当年大不相同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把所谓事业看得太重，总想把过去无端耗费的年光补一点回来，因此没日没夜地拼命，一天忙上十五六个钟头，实在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管孩子们。我一生欠家人的太多了，包括我的孩子们，结果牺牲也过于惨重。
不管多么地哀伤，总还是得活下去，但我们的日子过得够悲凉的了。玉莲从此也更加牵挂着我，生怕我出什么问题。我则沉埋在工作中，用工作来压抑内心的忧伤。进入九十年代，我们的孙女儿兰兰出生，果子在部队里很有进步，又给我们燃起新的希望。我不断地辞去各种职务，尽量少分散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寓言连续出了四版，专业也不断有著作问世。社会的发展曲折多变，改革开放给我带来机遇，这与扼杀人才的 “极左”时代自是两个世界；但曾几何时，不正之风泛滥，追逐金钱压倒一切，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对我的科研和创作都带来新的阻碍。我没有背景，没有后援，没有经济实力，特别是天生地没有活动能力，也就比别人更加艰难。但我仍然有一定的自信，只要上帝不过早地打断我的生命，我仍会奋力拼搏，接受历史的考验。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艰难地活着，年复一年！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恰好将要退休，但我一点也没有气馁，我将把新的世纪的到来，作为自己人生又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不料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帝再次向我们逞威：玉莲突然大限来临！
一一
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个阴天。上午我上完两节课回来，按一往的习惯，立即伏案写作。玉莲把饭菜摆在厅里，叫了我两遍，我才起身吃饭，饭几上只有一个新鲜的白菜，是玉莲上午买回来的，再就是昨天剩下的一点辣椒炒干子。我囫囵吞枣地吃了一碗饭，把白菜吃光。玉莲也只吃了一小碗，就收拾碗筷，到厨房清洗。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夫妻最后一顿中餐！
中午我要休息一个钟头，然后继续工作。玉莲不在家，我也没有怎么在意。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不安。通常的习惯是，当我感到疲倦时，就在厅里来回走一趟，到卫生间洗洗手，从来不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天下午，我先后在沙发上坐了三次。往常玉莲出去一个钟头左右，我会出去找她，反正不外几个地方，很容易找到。不解那天下午心里如此不安，却没有想去找她。过了下午四点，六楼邻居来敲门，告诉我有一个人倒在山上的菜地里。我立即感到，完了！我慌慌张张地跑到菜地，玉莲仰面躺在土坑里——她在这里有一小块菜地。上午她买回来白菜，把大点的吃掉了，留下几十棵小的把它栽到菜地里。大约栽了二十来棵，肯定是站起来时头脑昏眩倒了下来。——我一手抱着她，她眼睛望着我，说不出话。我安慰她，女儿马上会来，我们送她去医院。我一边说，一边自己却哭了。邻居们都来了，他们用电话告知了我女儿。我听到了女儿大声喊“妈妈”的声音。我和女儿抱起玉莲，但无法抬下山坡去。忽然一个年青工人走了上来，两手一抄把她抱下去，我甚至没有看清是谁。救护车已停在路上，立即开向二医院。送进急救室，作CT检查。结果出来了，大面积脑溢血。医生说，必需马上动手术，要不然只有一个钟头的生命了。但是动手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手术后可能造成瘫痪，可能从此失言，各种可能医生都说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场面，孩子们焦急地围在我身边。我思考了一分钟，觉得总不能看到她马上死去，就对女婿商树松说：“去签字吧！”——这是我一生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也许是错误的决定，使她后来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孩子们怕我受不了，极力劝我回去。刚到家里才几分钟，金果的电话就来了，说手术很成功，奶奶头脑清醒，能够说话。我又赶到医院。玉莲躺在病床上，一看到我立即举起右手，表示她还能动。可怜人，其实她就这只手能动，左边已全部瘫痪。短时间的安静以后，痛苦的折磨就开始了。所谓手术，就是在右边脑后打了一个几厘米深的洞，让脑里充溢的血放出来。虽然暂时挽救了她的生命，却破坏了整个神经系统，引起了无尽的痛苦。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大病房，实在不方便，反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经过医生的允许，我们把她从医院移回家里。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而且日益严重，难以忍受的麻胀逐步转为疼痛。女儿和我日夜护理，金果和他的女友小刘常常深夜来接班。半个月之后，媳妇张雪亮赶到。玉莲的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浑糊。梦呓之间，往往回到几十年前的往事。说她从小没有看到过妈妈，没有吃过奶。说天下雨了，红苕没有收回来。说土里收了两箩花生，感到非常高兴。从梦里醒来，好久还把梦中的事当作现实。几十年积在心头的苦楚，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仍然下意识地吐露出来，闻之令人心碎。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看来病情更为严重了。雪亮提议接回去。十多年前，玉莲曾经向我表示，她不愿意火葬，希望将来归骨家山。自从申六遇难以后，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就不再提此事，但我还是记在心里的，因此我也同意送她回去。医生来看到她奄奄一息，断定很难再过一个星期，如此我决定立即动身。黄石市人大提供了一部面包车帮助运送。我提心吊胆，玉莲自己也很害怕，耽心在路上可能死去。我们做了充分准备，给病人服了各种药物，用被窝包裹，再由媳妇和女儿交换抱着。车上坐了六个人护理，女儿媳妇之外，还有商树松、金果和我，侄儿中五也从湖南赶到。十一月十八日清晨从黄石出发，取道大冶咸宁岳阳长沙宁乡到达家乡。司机柏师傅，不仅技术高超，而且极为热忱。一千五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天。晚间九点才到达小碧桥，儿子领了好多人在那儿迎候。天下着雨，山路很不好走，有的地方是人力推上去的。才五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平安到达。第二天一早，商树松和金果随车返回黄石，我和女儿留在家里招呼。
到家第二天，请了一位医生来诊治。医生随便看了一下就走，不要报酬，也不开药，说：“顶多活三到五天。”医生判断错误，三到五天以后还略有好转，只是痛苦一点没有减轻，后来竟然又拖了三个多月。这个看似脆弱的生命竟然如此顽强。许多亲邻戚友前来看望，每天络绎不绝。人们带着虔诚的愿望进来，含着伤心的眼泪出去，谁也想不到一个这样善良的人竟然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
在家的日子，主要是女儿、媳妇和我自己服侍。由于疼痛始终不减，常常是一个在后面抱着，另一个人给她按摩，每天参差交互，三班轮换。稍能睡一会时，就留一个人护理。苦了我女儿，三个多月中四下湖南。她仍在上班，只能同友好的同事换班，再到千里之外来服侍母亲。金果也曾三番南下。回到家乡，医疗条件很差。实在疼痛难忍，就请医生注射通经活络的药水。医生说打多了又会引起浮肿，如此又服利尿的药。再就是感冒就治感冒，咳嗽就治咳嗽，无法进行系统的治疗。我曾两次向家乡一位被认为水平较高的医生请教：有不有治疗到平稳下来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能否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回答都是否定的。说要减轻痛苦，只有注射吗啡，而吗啡又无法弄到。这时候我才痛感把她送回家乡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在黄石总还可以想些办法。女儿提议重新送回黄石，但家里没有人同意，我也不敢冒这个险。为此我一直心情沉重，为自己所作错误的决定非常难过。
玉莲重病达五个月之久，自九月二十九发病之日起，再没有吃过一口饭，每天只进很少的流汁，到后来连流汁都不进了，仅仅喝一点水。自发病之日起，再没自己解过一次大便；大便都是我抱着她，由女儿一点一点掏出来的。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摸她的腹部可以直接摸到脊骨。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了人的生命。却也同时种下了这么多可怕的苦难。简直无法理解，这个皮包着的可怜的躯体，怎么容得下如此之多的痛苦。
病人晚上常通夜不能入睡，服下安眠药也要到早上才发挥作用，白天倒可以略微睡一会。我趁这些空隙，到过往几十年间，玉莲同我劳动过的田地，到打过柴挑过炭的山上，到她多次送别我的山口桥头，全部重走一遍。我心知她永远不能同我再到这些地方了，每到一处都无限伤怀，处处洒下了我伤心的泪水。
一般人在病重的时候往往心情烦躁，容易生气，玉莲却始终保持她一往的温存和顺，从不提过分的要求，也从不生气，总说招呼她的人“心术好”，“有良心”。我出门的时候她不忘记说一声：“走慢一点，不要跌倒。”晚上给她洗片子，她总要交代：“你莫下冷水，会伤了骨头。”到后来完全不行了，我问她：“你有不有什么话要给我说？”她说：“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实际上前前后后还是说了不少，反复嘱咐女儿：“好好教育兰兰，将来考个好学校。”叫我告诉金果：“去打结婚证，把婚事办好。”而说得最多特别担心的是我的生活，总是说：“我死后，你像只零鸭，一个人怎么过呀！”我一再告诉她，不必担心，我有生活能力，何况有八八在身边，她会照顾我。她多次拜托我哥哥姐姐，要他们劝我找个好保姆，招呼我的生活。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一天晚上她问我：“我们下一世会不会还在一起？”我说：“会的。”她说：“我做梦都想我们再做一世夫妻！”我说：“好的，我们等着。”她是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村妇女，心里想的就这些，一切都真实地流露出来。
在玉莲的病中，我们度过了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凌晨四点开始，我就站在儿子新居的楼廊上，望着遥远的古牛山口，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又磨了二十多天，我们和玉莲一起度过她一生最后一个除夕，通夜未能入睡，进入她最后一个春节。又是二十多天，到了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阴历正月二十九），从后半夜开始，玉莲呼吸困难，每吐一口气嘴就向上张一下。那只举了五个月的右手再举不起来了。我知道，她的大限已经来临。我和女儿一边伸一只手抱着她，揪心地看着她痛苦地挣扎，我从她腹部摸到胸口下的动脉的跳动。到九点钟，她脸部痛苦的表情慢慢散去，显出安详的面容，嘴不再张开了，脉搏一下一下地慢了下来，终于停止了搏动！
在她停止呼吸的那阵子，我不感到悲哀，觉得她获得了解脱，不再痛苦了。过了好一阵，我才感到，即使在重病期间，她仍在我身边；于今她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一种惨痛袭上心来，再也难以抑制！
当我年迈的姐姐伤心地哭着为玉莲装殓的时候，我特地放了一本一九九八年版精装本《黄瑞云寓言》在玉莲的怀里。她生前没有可能读我的书，这是我们最大的憾事，我用这本书为她殉葬，作为永恒的纪念。
我们的亲属和家乡的人们，为玉莲举行了隆重的葬仪。乡亲们没有忘记这个曾经同他们一起劳动，共过患难，老实诚朴的伙伴。好几百人送她上山。由于居屋和坟地相距不远，送葬的人太多，不得不绕几里路来拉开队伍送上山去。惊天的铳炮震响着幽静的山冲，沉郁而悠扬的哀乐在群峰上缭绕。连天的春雨这一天倒放晴了，甚至山上的杜鹃花也放出了几枝。
几天之后我和女儿告别孤坟，含泣北上。儿子儿媳和许多亲人为我们送行。走下山冲，一直走到小碧桥，回头仍可以看到高高的山上玉莲的孤坟，灵幡在那儿招展；于今玉莲再也不能送我走向远方了！
一二
当年玉莲被送到我家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是按农民的理解来对待我们的婚姻的。如果后来我仍是一个农民，也许我们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人生识字忧患始”，不幸我上了学，又遭受了一九五七年的劫煞，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使我们的一生如此地坎坷。
不必讳言，玉莲没有文化，而且智力很低，在工作上帮不了我的忙，处理生活的能力也是不强的。有时当我感到不快的时候，又立即想，正因为她如此孱弱，她一个人在家独立支撑三十年，那些日子该是何等艰难。这样一想，心情也就释然了。
如果说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矛盾，是不诚实的。我性急，她性缓；我做什么事情都风急火燎，她长期在农村养成的拖拉的习惯总改不了。一些小事常使我生气，而她是从不生我的气的。她性格随和，从不诉苦，从不争执。我在外面碰到不顺心的事，她也总劝我，随便一点，不要那么执拗。和邻居同事，她也很少合不来的。有时明知别人欺侮她，她也坦然处之，纵或同我谈及也是很平静的，我也从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我们一生无实质性的矛盾，同她在一起我感到自如。在我们青壮年时代，整整三十年不能生活在一起，彼此忠贞不二，一生无纤介之嫌，这样的夫妻在人世间也未必很多。
当然由于文化的差距带来的思想认识的差距是存在的，但只要理解为我们原是一对农民夫妻也就无所谓了。问题是，她尽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却并不知道我的工作是否有什么意义；她为我付出了如此之大的辛劳，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罪孽，总是把我的生命置于她的生命之上；但她并不理解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悲哀！
人生就是痛苦，我们夫妻的一生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我们五十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经受过极度的贫穷，长期的饥饿，以至死亡的威胁，我们曾经饿死了两个可怜的女儿和别的许多亲人；我们长期忍受着千里分隔的痛苦，离别的悲哀；我们遭受过各种难以想象的欺凌，历尽人间的苦难；我们虚度了美好的年华，等到历尽千辛万苦得以相聚的时候都已年近半百；当我们生活略有好转之日，我们最有希望的儿子又惨死长江，使我们从此陷于无尽的忧伤和悲痛；人祸天灾，使我们没有过一天像样的生活。等到大限来临死生分手之际，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一无所获；只有五十多年相互忠贞是我们唯一的自慰。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地下重逢的时候，我们会抱头痛哭，但我们良心平静，彼此问心无愧！
在茫茫人海，众生芸芸，我们不过是很平凡的一对。我们偶尔来到这个世界，又偶尔结合在一起，但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世界。我们经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她好像是心甘情愿，我也没有什么悔恨，痛苦的人生也未必不是美的。宇宙无穷，人生有限，欢娱和痛苦，会永远循环相继。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某种美的东西，美的思想，美的情操，总会流传下去。就像故乡山里的杜鹃花，不管遭受多么的摧残，只要有一点残根剩蒂，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们仍然会开出鲜红的花朵。
在我的梦里，故乡的山啊，杜鹃花依旧开放！
二○○一年七月九日至二十日
原载《长江文艺》200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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