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在春晚亮相。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啊。什么小偷小摸、不法商贩、地痞流氓啊，不用演，往那一戳就行了。台下的观众笑了，台上的配角急了，从拿光头挡主角的脸，到演电线杆子，拼了老命在抢戏。
只要过了40岁还没演上主角，系统就会自动将演员的名字和“老戏骨”三个字永久绑定。几年前因演配角大火出圈的王劲松、王奕君即便有口皆碑，依旧只能在大大小小的配角岗位上发光发热。民间两大演技之神，各大网友心目中“行走的教科书”——张颂文和王砚辉，分别推出了自己第一次担纲主角的院线电影。
两位千年男配居然没有百炼成油，反而拿到了大男主剧本翻身把歌唱，可喜可贺。然而看完二位的大男主处女作，并没有想象中如爽文般的激动。作为配角光芒万丈的他们，怎么主角光环加身之后反而没了当初的惊艳感？明明有了更多戏份，有了更完整的人物弧线，有了更广阔的的发挥空间，但是激起的水花还不如一段三分钟的表演。
从打牌到吃馄饨再到陪儿子喝糖水，一气呵成，一个多面的父亲形象立了起来。更厉害的是，经过事后采访，观众才发现这些戏都经张颂文之手改动过，才变得更加准确而动人。比如吃馄饨那场戏，原剧本里写的是朱永平下楼给老婆买馄饨，老板把馄饨递给他，他没拿稳，洒了一地，连忙蹲下去捡。他让老板按惯例做了三份馄饨，顺便问了一句“你女儿没下楼啊”。然后朱永平想扔了那碗馄饨，又舍不得，坐下来吃，突然桌子腿一瘸，馄饨洒出来，朱永平情绪彻底崩溃。
一段没什么意义的过场戏，硬生生被张颂文磨成了经典片段。这就是张颂文作为创造性演员的魔力，而且这种魔力不断出现在《隐秘的角落》中，最终让观众彻底折服。和张颂文细致入微的风格不同，王砚辉横空出世，从来不需要解释，怎么演怎么像就完了。2007年曹保平导演的《光荣的愤怒》，是他演艺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他演一个恶霸村长，话不多，手段毒辣，既是大家长，又是万恶之源。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演员王砚辉跟人艺戏精吴刚搭戏，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后来又演了《李米的猜想》里的裘火贵，一个穷到走投无路去贩毒的农民工。当时观众还不熟悉的脸，加上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粗糙，让这次表演呈现出一种非职业演员的生猛。在他的映衬下，连周迅这种以自然著称的表演都免不了露出了痕迹。
直到《烈日灼心》，三分钟独白，一战封神，观众彻底记住了他。邓超、段奕宏、郭涛凭借这部电影拿了“三黄蛋”影帝，有观众说，王砚辉应该是该片捧出的第四位影帝。如果说，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已经足够抢戏，那么，他们私底下的样子则更加奠定了在观众心中神奇的一面——戏里，张颂文演的小老板小公务员要么懦弱又虚伪，要么世俗且猥琐。尤其是总腆着个胖胖的肚腩，五官陷进肉里，眼神躲在眼镜背后，要多生活有多生活。但戏外的张颂文眼神坚定，表达清晰有力，完全与银幕形象背道而驰。
但此导师不是整天让你帮忙拿快递，还动不动就恐吓你延毕的那种人师。当别的老师说你没天赋劝你放弃时，张颂文说人人都可以做演员，只要你想。当别的老师巴不得你退学一了百了，张颂文会把你揽过来说，没问题，都有救的。
当别的老师让你回家自己琢磨问题时，张颂文手把手教你怎么演戏，怎么看别人演戏，他自己怎么演戏，老幼妇孺都能听懂，娓娓道来，不厌其烦。当然，这种招人喜欢的特质很容易变成某种套路化的人设。比如前段时间，关于张颂文买不起房的言论四起。张颂文连忙下场澄清，时刻警惕被人设所绑架。荧幕前他可以讪笑着说，把人“日死掉了”，让人后背发凉。银幕外，王砚辉作为云南省话剧团副院长在大会上作报告，结果一张嘴未语泪先流。
就这样，张颂文和王砚辉作为演艺圈乱象中的“幸存者”，作为一众有实力却低调行事的演员中的代表，愈发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无冕之王。他们的脸还没有家喻户晓，饰演的角色类型也较为单一，每次露脸的时间也不多，但这反而成了观众期待他们的原因。有一次足够惊艳的表演之后，所有的客观限制反而可以被看作是爆发前的蛰伏。演完《我不是药神》的黄毛之后，这个野蛮生长的土狗男孩瞬间激发了观众对他的好奇心。他浑身上下散发的土腥味儿混杂着旺盛的生命力，居然这般该死的性感？
无论是做大做强的憨贼，精神世界漂泊无依的青年，还是陷入爱情的男人，章宇全都手到擒来。中年女演员哭诉自己到了年龄只能演妈妈，实际上除去头部演员以外的中年男演员同样面临角色重复单调的困扰。即使演技精湛如王砚辉，在《烈日灼心》之后也总是在扮演父亲的角色。落魄的父亲、威严的父亲、爱子心切的父亲……从王砚辉的佛系性格和拍片速度来看，这些角色在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源中应该算是质量上乘的。这些影视剧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亮点全都不在王砚辉的戏份上。
除了《我不是药神》中的假药贩子，大多数时候他依旧在类型片的功能性角色中打转。众所周知，张颂文是个戏痴，语言表达能力在演员群体中更是鹤立鸡群。去年《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张颂文为了给新人演员示范教学，即兴表演了一场试戏失败接到父母电话的场景。有人觉得这段表演的情绪、动作都太过饱满，而且所有情绪都在迎合观众的预期心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套路化”表演。虽然事后张颂文也“反省”自己是为了教学，如果知道会被拍下来，一定不会这么演。但是顺着这个思路，的确能摸到张颂文表演时的某些明显特征。比如，他会习惯性地将心理活动外化为动作，几乎每场重要戏份都要设计“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用的好，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结婚时的一踮脚。
比如《西小河的夏天》里，他得知自己暂时顶替副校长一职时紧紧攥着钥匙的手，或者是看到暗恋对象时瞬间放下的手。
这样的方法用多了就会露出痕迹来，显得演员过于炫技，观感上反而没那么自然。但反过来想，如果张颂文在这二十多年里没有养成时刻为自己“加戏”的习惯，我们也不会看到唐奕杰和朱永平，他又怎么能从“死跑龙套的”成为今天的主角呢？但凡我们仔细追究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贡献出经典名场面，靠的绝不仅仅只是自己的表演功力。
《李米的猜想》剧本足够扎实，裘火贵的台词里，对他的背景和动机交代得很清楚。既有他回忆从前被欺辱时如何兽性大发，也有对小弟的威逼利诱，供演员发挥的空间很大。同时导演平稳地掌控着整场犯罪的节奏，三人关系不断置换，时而紧张，时而爆发，时而平静。同理，《扫黑·决战》中张颂文再次饰演了一个伪善的贪官，同样发表了一番稳定民心的演讲。没有了娄烨掌控下的摄影、灯光和剧本，即使同一个演员来演，他都只能是法制节目里的贪官，而无法成为具有独特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
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后期……任何一方拉跨都会导致短板效应。一个优秀制作团队拍出来的优秀电影，连配角都有发光的机会。而一部平庸的电影连主角都拍不明白，配角能有多少生存空间？成就黄金配角的从来不止演员本身，还有背后的黄金班底。平心而论，张颂文和王砚辉这次各自担纲主角的表现依旧是业界良心水平。《革命者》里，我看到张颂文很努力地试图把李大钊从“神”还原成“人”。
他跟老农一起下地，问人要一口旱烟抽，结果把自己给呛着；在看到段祺瑞政府枪杀无辜学生后，他又惊又痛，倒在妻子怀里嗫嚅着，“他们有枪”。比如他跟青年毛泽东边走路边交谈，此时一辆驴车路过，他边讲话边顺势拍了拍车上的麻袋。张颂文能做到的是将李大钊的“神性”展现得更加亲切，但他无法追问李大钊如何从“人”变成“神”。因此，作为观众我始终没有感觉一个鲜活的人物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并且十分顺手地将这口锅扣在了演员身上。《了不起的老爸》在剧作上的难度要小很多，演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对王砚辉来说完全没挑战性，因此能挑的刺儿少。然而过于套路化的故事，还是让表演陷入可疑的平庸中去。
王砚辉没能给出惊喜，不是他演得不好，而是他的戏份总是过于符合人们的期待了。因为要展现父子矛盾，所以老爸得是个糙汉，在路上乱闯红灯，时不时爆两句粗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父亲得转变，于是装聋作哑当保姆，儿子做啥都全盘接受。而父亲最重要的心理变化——如何从高度控制到放手让孩子走自己的路——影片却一带而过。这样一个角色，其分量自然难以与曹保平电影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角色相提并论。所以，不是他们演不好主角，而是以他们现阶段的市场，能够找上门来让他们演主角的电影，大都经过经费、预算、票房号召力等各方权衡，多数不会太成熟。与那些让他们做配角时一炮而红的制作班底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他们的身价和名望水涨船高，既然依旧甘愿做绿叶，剧组其他演员和制作团队往更高的标准上去的概率就更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当年《钢的琴》第一次找王千源做男主，资方不肯投钱。
无奈之下，秦海璐仗义出手，填了资方的窟窿，王千源不要片酬，才把片子拍完。
结果呢。
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拿了影帝。
没有这次反其道而行的赌博，我们也许根本看不到《解救吾先生》里的精彩表演。
同样，当观众不再容忍“戏骨搭台，流量唱戏”，不再容忍资本毫无底线地逐利，不再容忍他们榨干好演员的剩余价值，才能倒逼市场思考一个好演员真正的价值。那些低调的好演员们，才更有可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我们贡献更多经典表演。这些年，我们看到多少好演员因为某次表演惊艳众人，又在一次次重复相似的表演中被榨干，被浪费，继而陷入平庸。而张颂文王砚辉们在主角路上的探索，至少是不断拓宽表演边界的开始，也是不断挑战现有规则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