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苏09 亲小人远君子 王相公理想的崩塌
王安石变法的功过是非，本不是苏轼人生故事的主线剧情，但是，苏轼在熙宁变法之后的人生轨迹，起承转合，都与熙宁变法的几位主角或主要配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帝国的命运，也因为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急转直下，在后世看来，当时其实有着很多人和很多机会可以制止变法的执行，从而改变历史的轨迹，但都因为一些特别偶然的偶发事件而失之交臂。这句话不用翻译了吧？就是说，王安石这个人，不喜欢忠厚老实的人，就喜欢能言善辩溜须拍马的人。事实上，变法的失败，归根结底就是用人上的失败。无论治国安邦、经财理政，还是管理一家企业，仅有一部好的规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所有制度都是由人来施行的，如果在人的环节上出了问题，一切都是徒然。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罗列起来很复杂和繁琐，但实际情况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变法在深刻影响帝国财政的同时，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起来，又要把时间线拉回到神宗刚刚登基的熙宁元年（1068）去了。当时，皇帝因为一次祭祀大典的财政问题询问几位朝中重臣。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位北宋中期的巨头发生了第一次观点碰撞。王安石则认为，国库空虚是因为做臣子的不会理财，你再怎么艰苦朴素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司马光反唇相讥：善于理财的人，也无非就是用苛捐杂税来增加国库罢了。（善理财者，不过头会萁敛尔）王安石非常不以为然，立刻回答：会理财的人，可以不给人民加赋还能增加国库！司马光觉得王安石在胡搅蛮缠：这世界上的钱财，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家手里，此消彼长，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你只要想着增加国库，肯定是要设法从老百姓手里抢钱，这比加赋更可怕。这次辩论，最后不了了之，但二人的政治主张，却因此贯穿各自的一生。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富国强兵，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国库。司马光是经验主义者，认为国家要想太平，必须要保障老百姓的生计，不能从他们嘴里夺粮，从他们家里抢钱。恰恰，王安石与司马光又都是当世最出众的士大夫，各自分别有一众拥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