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林徽因之后，他还是爱上了别人
世上有这么一种人，提及他的名字既让你觉得如雷贯耳，又同时对他一无所知。
比如徐悲鸿、林清玄。
还有今天要说的这位——金岳霖。
关于金岳霖的问题零零散散只分作三大类：
怎么看待金岳霖的痴情绝对？
林徽因为什么拒绝金岳霖？
金岳霖真的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吗？
仿佛金岳霖这个人，只是暧昧往事中的一个灰暗符号，形象模糊。
而真实的金岳霖，风度儒雅且举止西化，出自清朝后期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官至三品，出身高门大户。自身亦多年废寝忘食耕耘于哲学与逻辑学，著作《论道》与《知识论》被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评为：
“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意指老子，白马指能言善辩的公孙龙。）
冯友兰又说了，金岳霖似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有着魏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生活不拘小节。
浑身散发着哲学味道，内在流淌着魏晋风流。金岳霖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所熟识仅仅因为“天字第一号备胎”的称呼。
金岳霖是否为林徽因终身不娶？
终身未娶
金岳霖的确始终未娶，倒并非只为林徽因。
安居一隅只为默默守护心中所爱的故事纵然美好，然则，现实不是童话。金岳霖的嫡传弟子诸葛殷说过：“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
好友吴宓也在日记中写到：
如感情浓厚，即仿金岳霖与泰勒（也有称秦丽莲）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
有心人算了算，1914年至1925年，金岳霖未满二十岁便在欧洲留学，也正是这十多年间与那位西方女友相恋。同居、试婚类观点那时听来惊世骇俗，细想之下却也正常。秦丽莲是不婚主义者，对中国式家庭生活极感兴趣。
加上金岳霖本就尊崇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制，大意是婚前先同居一阵，以了解彼此性格及生活方式。1925年金岳霖回国时，这位秦丽莲女士也伴随他一起。
他们没有住在清华的宿舍里，而是住在热闹的北京城中，还特意请了两位厨师，分别做湖南菜与西餐。徐志摩曾在书中描述金岳霖和女友秦丽莲刚到北京城的形象：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莲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矗得还高，脸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
形象虽显邋遢，倒与金岳霖不拘小节的作风相符。有心人考证两人同居至少近十年，随着世事变迁，回国后没几年间两人终究分离，晚年的他也未曾提过个中缘由。
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时，已是1931年，此时已经没有再听见那位丽莲女士的消息。林徽因在北平养病，徐志摩为了避嫌才带上了他，从而两人相识。
往后的几十年里，金岳霖始终独身。
直到60年代，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也与“新闻界四代女旦”中的浦熙修走到一处。据传金岳霖与浦熙修感情升温，常常邀她一起用餐，有过结婚的打算。
可随着浦熙修身体落败，患得癌症，直至卧床不起，方才作罢。
细数金岳霖的这两段恋情，可以确定的是他并非传闻中那般一生痴恋林徽因而未曾结婚。
他活过漫长的89年，经历过浩荡时代，爱情不会是人生的主旋律。
与林徽因
抽丝剥茧下，他对林徽因是什么感情呢？
想必只要听过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的名字，必定知晓一段听上去言之凿凿的故事，称林徽因蹙眉紧锁，告诉丈夫梁思成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梁思成大度地表示“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传闻也称另一位当事人金岳霖获悉后感动不已，“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三人间的这段过往传为佳话。与此同时，这也是林徽因被不断污名化的依据。看客们很少质疑这段过往的真实性，这出自梁思成的续弦林洙晚年为梁、林二人出的一本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此书面世时，争论纷纭，林洙在书中标明的此事发生时间是1932年，那时金岳霖在哈佛大学听谢非教授讲解逻辑学，人并不在国内，三位当事人也已作古，这段所谓的梁思成口述便显得疑点重重。
是否有这段过往且不论，从可考的书籍资料看，金岳霖或许仍是爱过林徽因。
在1932年到1937年里，正如众人所知，他们比邻而居，梁、林夫妇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称这夫妇二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除了早饭在自己家吃外，中饭与晚饭都与前院的梁家一起吃。
若是来了兴致，金岳霖会打趣常爬上屋顶的这两位建筑学家：“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倒是欣然接受，可林徽因不应，“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金岳霖只在一旁笑着鼓掌，表示赞成。
后来1940年梁林夫妇迁到昆明北郊农村，住简陋的农舍里，在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摄制组拍到这家农舍时，农舍的主人指着一个狭小的耳房，称“这就是当时金岳霖住的房间。”
而那时，其他教授都有独立房间。
金岳霖晚年在书中写到：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先是长久沉默，又突然自顾自道：‘林徽因走了’，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直到过了阵子，金岳霖才逐渐停止哭泣，擦干了眼泪，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后来，林徽因去世多年，某日金岳霖突然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出发前都很纳闷，老金为什么突然请客？直到座无虚席，金岳霖才缓缓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到了晚年，老爷子逐渐迷糊，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可零碎写些回忆录，特意提及三十年代冰心写的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曾被视作是在影射林徽因。
他以自己办的星期六碰头会为例，直指批判者并没有掌握其中具体情况。
佳人已逝多年，老爷子还躺在病榻上，红尘往事忘了大半，字里行间却不忘为其正名。
金岳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学者
除去那些浮于表面的暧昧往事，真实的金岳霖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他是位学术造诣很高的学者。
他并非研究那些具体实用的方向，反而对研究哲学与逻辑学这类晦涩难懂的学科兴趣极大，曾有一个学生萧珊问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这是极为冷门的学科。
逻辑学相关书籍有很大部分都是符号，难度不在高等数学之下，金岳霖的回答很简单：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年间在美国留学时，他与老友还有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只气冲冲地说对方缺乏逻辑。可逻辑是什么？这比当时争论的问题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他由此开始研究逻辑学，徐志摩曾评价他对学术的态度：
“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细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学术研究上，金岳霖近乎有些“痴”了。1938年9月，第一次昆明空袭。警报发出后，多数人立即离开学校去城外躲避。只有金岳霖仍然专心写作，完全忽略了警报声。
轰隆一下，震天响声将他从学海中拉了回来，几枚炸弹在前后几栋教学楼炸开。幸而，金岳霖所在的那栋楼躲过一难。他被惊醒之后方才想到从楼里跑出来。此时，躲避空难的人们已经回来了。
他们看见金岳霖木然站在教学楼门口，不知在想些什么，手中仍握着笔。
那时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有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会第一时间拿起自己的手稿才想到逃生。战争时刻，他研读写作时间始终固定不变，那本《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好不容易完成了六七十万字，却在烽火连天中遗失。
几十万字记住谈何容易，只能一字一字重新再写。这本书后来也被哲学家们认为是“开宗立派”的哲学著作。
率性而为
诚然，金岳霖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家，可生活中，他从不谈枯燥哲学。
与之相反，他只聊富有趣味的事情。比如建筑与字画、作对联、斗蛐蛐……他爱看山水古树、花鸟鱼虫，乃至世间万物。
金岳霖身上始终带着孩子般的童真。30年代末期，他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平日里总爱搜集一些模样较大的水果，如同梨子石榴，再去和教授的孩子们比一比谁的水果更大，若是逗得孩子恼了也不要紧，只把自己手中的水果当作礼物相送。
他平生更有两大爱好：养鸡与斗蛐蛐。据说他常会带着养的那只公鸡出去溜达，吃饭时，公鸡伸脖啄食，金岳霖也不去阻拦。另一样爱好斗蛐蛐还被老先生极正经地评为“要把蛐蛐养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也难怪冯友兰说自己想象中的嵇康和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做事由兴致始，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人之自然本性而发展。
这样的金岳霖在大家眼里却多少有些怪异。
他永远穿一身笔挺西装，还常年戴着一顶呢帽，帽檐压得极低，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面对着新一般学生，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他拿自己举例，“我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如果来一辆汽车，我能看到七八个，我都不知道该躲哪一个。可能哪一个都不是。”
逗得满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
在学生眼中，金先生的课最特别。他从不课前点名检查哪些学生没来上课，若是问到，他不答反问：“想来的自然会来，难不成还要去绑着他们上课吗？我不做如此无用的事情。”
他选人回答问题也显得特立独行，不刻意点名，反而以“今日轮到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回答”来代替。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那时学校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晚年
到了晚年，很长一段时间，金岳霖是失落的。
解放前夕，他从联大回到北京，此前在西南联大各种斗争都很激烈的场所，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落后分子。回京后不久恰逢解放，老朋友张奚若兼任爱国民主人士与政治学家，自然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忙于国徽设计。
他本是极具爱国情怀的人，辛亥革命爆发时立即减去自己的长辫，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一系列条约时，金岳霖还在国外留学，听闻消息痛哭良久。
哪怕到了晚年，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待他听说侄女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二话不说立刻赶她出门。
可此时只有他闲着，金岳霖愈发觉得自己是这大时代中的局外人。
又过了几年，1955年，金岳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同事认为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可金岳霖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坐一上午，没有人找他，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得调侃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那个时代的学者有极朴素的信仰，金岳霖更是被视作人情世故上仿佛一张白纸。
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他，临走时请他提需求，金岳霖直接说：我要钱。领导虽明白他的意思，不免有些尴尬。只见金岳霖掰着手指：“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金岳霖如此执着于钱，并非为了自己。他晚年的工资虽高，多用于资助学生，家中两位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已经提前备下，保证两位老人晚年仍能衣食无忧。外交部长乔冠华被驱逐出境时，也是金岳霖自掏腰包助他留学。
除此之外，有个真假莫辨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决定再版林徽因的诗集，梁、林夫妇已然作古，便去拜访金岳霖，请他辨认泛黄的照片拍照的时间地点。病卧在床的老人凝视着照片，一语不发。
来人请他为诗集再版写些话，他沉默良久，方才拒了：“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自己说，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1984年，金岳霖病情加重，重病期间，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与一份遗嘱，预感自己的生命或许将要结束：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END
去世前，金岳霖多年深居简出，不愿出门。毛主席和他吃过几次饭，席间曾告诉他：“你要接触接触社会。”
那时，金岳霖已经八十多岁，行动不便，约了个蹬三轮车的车夫，每天带着他在北京的繁华地段王府井转一圈。
喧闹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可以想见，社会的巨大变迁让他东张西望，金岳霖或许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直观的强烈冲击，周围新旧交织的一切都在无言提醒着：
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滚滚红尘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
“谁也想不到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肚子学问的大哲学家。”
在解构与消费主义的狂欢中，金岳霖博学且富有趣味的一面变得逐渐模糊。
多年后，哲学家金岳霖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备胎”，建筑学家林徽因被污名为“绿茶鼻祖”。然而这些名词背后，却是一个个真实活过的生命。
喧嚣之外，几百年后，历史又会记住怎样的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