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萨特和种种标签，还原真实的波伏瓦

自彼得·伯克于1992年出版《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以来，以制造（Fabrication）为名的研究呈现了井喷之势，学者和作家们专注于发现形象制造、传播与接受的历史。

2019年，牛津大学哲学系讲师凯特·柯克帕特里克以《成为波伏瓦》（Becoming Beauvoir：A Life）为题，出版了迄今为止波伏瓦最好的传记。标题的用意是明显的，作者化用了波伏瓦的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然而，在“成为”波伏瓦的过程中，波伏瓦本人和其他人也联手“制造”了一个名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公众人物。

抛开萨特、存在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之类的标签，真实的波伏瓦是一个怎样的人？

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

西蒙娜·波伏瓦于1908年出生在巴黎第六区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律师，母亲则是商人的女儿。波伏瓦很小就开始读书并显现出天赋，家人也用心地去培养她的阅读兴趣。

进入了结婚年龄之后，西蒙娜的父亲开始反感她的才智。她显得太过聪明以至于不能结婚了，贵族家庭的女孩被期待按时结婚，继续待在学校或者成为一名教师是不算体面的选择。

十六岁时，波伏瓦开始思考爱与婚姻。她不喜欢家务事，不愿意让琐事耽误自己阅读与思考。但是，一旦进入婚姻——这通常是女人的命运——她就不得不成为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

中学毕业后，波伏瓦继续修读文凭。在那一年，她被哲学迷住了，立志要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即便父母反对，她还是继续学习和考试。接下来两年半，波伏瓦通过了数学、法国文学、拉丁语、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语六个资格证，相当于一个半的大学文凭。

西蒙娜·波伏瓦

1927年7月，波伏瓦再次下决心，“要清楚地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她想要深入研究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爱”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在日记里，波伏瓦叮嘱自己：“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是有史以来通过这一考试最年轻的考生，并成为了法国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课的女教师。也是在这一年，准备复习时，她加入了萨特和朋友们的复习小组，认识了萨特。

在认识萨特13天后，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他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过了几周，她又写道：“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

1929年10月14日，萨特和波伏瓦相约散步，他们定下了一个两年的契约，约定除了彼此之外，他们可以有别的情人，并且许诺会告诉对方一切。为了把自己和别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情人区分开，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essential）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contingent）爱。”

此后，他们两人的历史彼此纠缠，开启了长达一生的故事。

1955年，波伏瓦与萨特在北京。

波伏瓦的作品饱受非议

波伏瓦和萨特是相当紧密的合作者，即便到了晚年，萨特也声称，他从未在波伏瓦阅读审校之前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波伏瓦和萨特是上世纪最受欢迎与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就引介了波伏瓦。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性》的下卷，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波伏瓦被叫做“西蒙·波娃”，充满了浪漫与娇俏之感。后来，许多人才意识到波伏瓦乃是其家族姓氏，而“西蒙娜”（Simone）则是法语中的女性教名。在“波伏娃”和“波娃”之类的译名中，我们能看出中文读者和编辑对波伏瓦的看法——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哲学家和知识分子。

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作者被译为西蒙·波娃。

所有人都觉得波伏瓦在智识上依赖萨特，他们判定波伏瓦根本没有原创性的思考。许多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的两个假设，而后加以发挥。

这种说法并不公平，萨特对于女性的处境问题没有特别地关注，而这困扰了波伏瓦相当久，尤其是当这一问题与自由、他者和爱紧密结合之时。

萨特和波伏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起缔造了“自欺”这个概念。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一种自欺。这一概念将萨特导向了这一立场：每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波伏瓦不同意这个立场。她质疑道：“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二性》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描述女性的“真实处境”。然而，这一作品让许多哲学家愤怒。

哲学关心“人”的境况，但是并不关心“女人”的境况。哲学关注“爱欲”，但是不关注“女性”的爱欲。当帕斯卡、康德、密尔在讨论爱与正义、爱与道德、爱与自由之时，他们没有被哲学拒之门外。而当波伏瓦试图把这一话题衍生到两性关系之中时，换句话说，要在哲学中引入女性之时，她立刻遭到了反对和羞辱。

文学领域没有拒斥波伏瓦，但她的文学作品也饱受非议。1954年，波伏瓦出版了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描绘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忧思，并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然而，或许是因为题材问题，许多人认为这部作品缺乏想象力，完全是一份自传。波伏瓦的其他作品也遇到了相似的命运，评论家们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些小说是“萨特大家族”的编年史。

这种评价并不令人愉快，波伏瓦对此感到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

波伏瓦不光被认为没有原创能力，还被视作与萨特感情中的失败者和受害者。萨特追求波伏瓦“偶然的”爱人，让他们陷于三角、四角恋爱中。

波伏瓦之所以被视作受害者，是因为人们坚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还是想要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只爱她。波伏瓦清楚这些，也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于是她把自己献给了自己。波伏瓦知道，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同时明白自己不会进入婚姻。

重新认识波伏瓦

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出了拟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中，会基于文化价值观、社会礼仪，以及人对彼此的预期，而作出不同的类似于戏剧表演的行为。人的生活分为前台和后台，许多人在前台和后台表现差别甚大。

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们就在强调：“认识你自己”。尼采写道，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但是，波伏瓦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女性，她们被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前台形象绑架了。

波伏瓦问道：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于是，在回忆录中，她选择了隐瞒。她藏起了自己挚爱的情人，她与这些男性与女性感情甚笃，书信中言辞热烈。直到波伏瓦去世若干年后，她的信件被出版，公众才明白，波伏瓦并非是与萨特关系中的受害者。她还藏起了自己的个人思考，直到她的日记被出版，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波伏瓦对于后来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之思考远远早于萨特。她虽曾公开辩驳对于自己思想原创性的质疑，但是最终将聚光灯留给了“伟大的哲人”萨特。

社会害怕女性天才。媒体和读者不愿意相信两个天才的故事，他们喜欢一个天才与一位略有才智的女性的伟大爱情。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道，女性总是“面临对立角色的两难选择：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偶像。而且女性从来没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对于男性来说，成功并不会和他们的社会角色冲突，也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女性则处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在人生的后台，波伏瓦从未放弃“成为”自己。但在人生的前台，她很清楚，自己注定要成为“分裂的主体”，她选择加入了对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西蒙·波伏娃”的塑造。幸运的是，跟随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我们有机会剥开前台假象，去认识波伏瓦的生死爱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