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的历程（上）

电影于我而言，这辈子的经历太丰富了，现在要是说给孩子听，孩子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我出生以后就有电影，那时候乡下的电影是跑片，即公社的放映员过一段时间从县里拿一部电影片下来，然后是各个大队、各小队轮流放映。

当年发行的电影还是少，一年看不到几部影片，再赶上刮风下雨等异常天气不能放，因此，一年真的放映不了几次。

电影都是在生产队的稻床上放映，假如队屋的朝向比较合适，就直接在队屋的侧墙上刷一块电影幕大的石灰水，放电影的时候，一般是直接往白灰的地方投影。

假如没有合适的墙壁，那就只好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埋两根柱子，将银幕挂在柱子上，柱子一边还挂一个大喇叭。

放映现场的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置放映机及放映员需要的物件。早先没有电灯的时候，放电影的电还得靠现场搬过来的小型发电机发电。

公社放映员骑着自行车来到队里，告诉今晚在队里放电影，队长很快就会安排人去公社搬放电影的一套家伙事，并安排人家晚上管放映员的伙食和烟酒，这些当然都是队里最后给报销了。

大多数情况下，每部电影一晚上只在一个大队里面放映，个别片源紧张的，也可能一晚上在几个大队放映，要是电影确实好看的，我们会跟着放映员后面跑，一晚上赶几场电影。

一旦获悉晚上在隔壁大队放电影，我们都会约几个小伙伴过去看，那时候娱乐活动少，晚上跨大队看电影是经常的事。

看电影的人，大多是自家带凳子去，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坐着，因为他们还想在电影场约伙伴们一边看一边议论着。

看露天电影，差不多都是包产到户之前的事，土地承包后，放映员也回家包地去了，露天电影也就消失了。

看电影一般都去镇上或者县里的电影院。镇上和县里都是标准的电影院，那里的条件非常好，要是赶上放映好电影，买电影票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卖票窗口常常挤得人仰马翻的，为买票打架的事经常发生。

后来好像是放映技术改进了，一天能多放影几场，电影票的紧张状况就好多了。

县电影院门口有卖水果和瓜子的，生意最好的还是卖瓜子的，一毛钱可以买一包葵花瓜子，数量足以吃到把电影看完，电影散场后，地上厚厚的一层瓜子皮。

也许是眼红县上和镇上的电影院生意好的缘故，有胆大的人开始在乡下建电影院，他们将队里的队屋租下来，稍加改造便成了一个简易的电影院。

电影院简易到，里面的凳子都是水泥砌的，这样的条件决定了，电影票价只有镇上影院的一半。

由于农村人舍不得花钱，看见电影院在那儿，每天都有人想着各种办法进电影院看电影。有找人卖脸的，农村毕竟是熟人社会；有强行往里挤的，有做假票的，更有绝的，有人将队屋的墙抠出一个大洞，从洞里钻进去看电影，以至于管理员三天两头地要往墙根浇注水泥。

感觉在村里放电影的还是赚钱的，毕竟他们放的都是老片子，且没有什么别的成本，我都忘记那个电影院持续了几年。

真正对电影院造成冲击的是，有人在码头上开了一个录像厅。相对于电影院，录像厅的成本应该小很多，且录像厅有最大的优势是，它放映连续剧，连续剧可以循环播放，每次进去看都觉得是新的。

记得当年录像厅播放的是《射雕英雄传》（83版），一集票价一毛钱，两集一看，那时候觉得票价真贵，好像还没看一会，两集就完了。后来到县里读高中，看电影就更加方便了，县里有个电影院，学校边上还有一座黄梅戏剧院，学校院墙外还开了一家录像厅，很多同学晚上翻墙过去看录像。

后来，有段时间，说公安局晚上将那个录像厅查抄了，传说是，里面放映“黄色录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未完，待续......）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