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女装大佬的戏剧人生
一代大儒的戏剧人生
——《簪花髻》《议大礼》杂剧及其史事琐谈
肖伊绯
杨慎像，清代道光十年，顾沅编《古圣贤像传略》
按：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 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议大礼”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可推为明代第一。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也颇广。其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有《太史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及《升庵集》多种，也未能全部搜集齐备。
在西蜀成都，唐代有流芳百世的李白、杜甫；宋代有冠绝百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之“三苏”；而到了明代，在全国范围内能有所名望的，似乎只有杨慎一人而已。
晚明文坛代表人物李贽在其著《续焚书》中，即已持论这样的观点。晚明文坛崇尚自由性灵的人格与文风，李贽不过是为这一时尚风气追概溯源，再从中之拈提出时代楷模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还更进一步，将同代前贤杨慎称之为“仙”，而能与杨氏一同称之为“仙”的，在其眼中，还只有李白、苏轼二人。李贽曾感言道：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为此，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试想，能让这位驰骋于儒、释、道三界的晚明狂人顶礼的，除了杨慎，恐怕同时代里的确挑不出第二个人来。后来的袁宏道、王夫之、胡薇元、纪晓岚等一时才俊，读到杨慎的著述时，也无不倾倒赞叹。到民国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就才学与学术的卓绝不凡而言，杨慎在明代的士林儒林中，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大儒，为后世所乐道与评说的，则更着力于其坎坷诡异的后半生——自“议大礼”之后的贬谪佚事种种。
在明代有《簪花髻》杂剧，专写杨慎贬谪至云南时的男扮女装的古怪故事。在清代有《议大礼》杂剧，专写杨慎在“议大礼”事件中的种种表现及最终结局。到了民国时代，除了有董康重印的《盛明杂剧》中辑录《簪花髻》杂剧之外，更有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重刊抽印的本子，又将杨氏后半生的“微言大义”重新拈提了一番。
◎簪花髻，男扮女装的愤世娱乐
明版《名家杂剧》，选辑《簪花髻》杂剧正文首页及插图
在明代，能正面评说、直接描述改变杨慎一生命运的那场“议大礼”事件的著述并不多见。避讳即是避祸，文士们已经心照不宣。在皇权强力张罗的“文网”里，谁也不会再傻到要去做那只飞不过沧海的蝶，谁也不会再犯与杨慎一样的低级错误，去自取其辱，去自投罗网。杨慎虽名“慎”，可着实不够谨慎，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是当年官场内外、文坛上下的普遍“共识”。
但如果闭口不谈这桩明代以来的最扣人心弦的“奇案”，文士们似乎又总是于心不甘，又总是有忍无可忍的评说欲望。于是乎，延续元代杂剧豪爽酷谑、明代传奇香艳诡异的戏说人生套路，终于有人执笔写出这当朝当代的稀奇故事来。只不过仍不敢直接着力于“议大礼”事件，而是有意绕开主题去选择末节，专写杨慎被贬云南之后的种种荒涎之举。剧本名目就选择最引人耳目的男扮女装一出，名为《簪花髻》杂剧。
明人编写杂剧剧本，虽然仍承袭元代杂剧的北曲曲牌、曲调与豪爽明朗之风，但由于并不是直接用于场上搬演的工作底本，只是用于文士间自娱自乐的案头读物，因而曲词更加考究优雅，字句更加精致奇巧。元代杂剧一般是四折一部剧本，而明代杂剧则流行一折一部剧本的编写惯例，皆是因为此时杂剧剧本的实际用途已经改变，创作中心已经由北迁南，语言特色也随之改变，史称“南杂剧”。
沈自徵（字君庸）也是晚明重要的杂剧作家，也是午梦堂早夭才女叶小鸾的舅父。沈自徵的作品传世不多，但仅其存世的三部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全部收录于《盛明杂剧》，足以笑傲晚明剧坛。但千百年颠扑不破的宿命仍是，文字憎命达，之所以能写出满纸抑塞磊落之气，之所以能谱出愤懑盘郁之剧，也是沈氏自己命运坎坷、穷困潦倒之映照。
据说，沈氏儿女早殇，叶家因家贫乏乳，遂将叶小鸾抱养过继给沈家。沈氏抚养小鸾十年之后，亦家贫如洗，不得已将曾与叶家共有的一座园子变卖。这件事成为沈、叶两家交恶之始，小鸾也因此返归叶家，沈、叶两家就此断交。沈氏自觉人生无趣，竟远赴塞外而去。由于历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竟欲终老于黄沙白草、金戈铁马之间，立誓再不回乡。在这种境遇之下，百年前杨慎的种种人生遭遇，与沈氏如出一辙；写下《簪花髻》一剧，同样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文人惯例，也就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了。
剧本一开场，以两个妓女翠柳和娇桃的对话开始。她们口中说出一段佚事来：
近日朝廷谪一个翰林，是杨升庵学士，在我云南充军。他是当今的才子，只是此人好酒醉后便吟诗作赋，不管好歹，都写在我这妓女身上。我这南中人，闻他是个才子，一写下就有人来买去。故此我这云南妓女，都以白练为衫。
原来，一代大儒杨慎的“身价”，即便是贬谪后在云南的“带罪之身”，仍是身价不菲，一字千金。妓女身上的白衫，就是为求字的便利使然。不一会，剧中主角，蓬头垢面的杨慎登场了，几句话点明原委：
下官杨升庵是也！名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成都人氏。父亲杨廷和，为当朝宰相，顾命两朝。下官学成满腹文章，圣人可怜见，钦赐状元及第，官拜翰林学士之职。只为当今大礼一节，下官痛哭廷谏，圣人将我贬落金齿为军。人人道咱杨升庵的不是，且疑我这状元是买来的。我到得南中，日以诗酒为生。时遇春天节气，到大来幽哉也呵！
因为“议大礼”受贬，此时仕途的大挫与当年才名的大盛，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人只认官位不识才气的惯例，又让这位大才子郁闷异常。接下来与妓女对酒浇愁，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番半唱半白的闲扯，全是吐的胸中这一口闷气而已。
【滚绣球】你教我世上事多要知，这杯中物少要吃，（翠柳也，我道来：举世皆醉，只俺杨升庵不醉也。〔旦〕不醉，只撒酒风来！〔末〕他盖世里撒的是）醒酒风行眠立醉，（翠柳也，我又道来：普天下只杨升庵吃酒，更没一个人吃酒也。〔旦〕没人吃，只他擎着杯，都斟的醋吃哩！〔末〕他知那酒是甚么滋味？）都算做闷葫芦装酒瓶，（我一会家愁来呵！恨不将洞庭湖下着酵，一会家闷来呵！要把）鹦鹉洲发了醅，（那千古来圣贤讲着什么哩，咭咭聒聒，好絮得俺不耐烦也！我欲将）聒是非圣贤酒洗，（两丸日月，没人推着。您朝东暮西忙什么来？欲待将搬兴废日月来）糟蚀。（〔旦〕学士，古人那个，也像您吃酒么？〔末〕古人没有吃酒，只尧舜是吃酒的也。）岂不闻唐虞揖让三杯酒，到赛过了汤武征诛一局棋。（醉了呵便宜！）
接下来，最匪夷所思的一幕上演了：
【滚绣球】我将秃鹙儿挽一个双丫髻，（翠柳，折那红花来者。〔旦〕这是什么意思？〔末〕我有个主意。）恐夜来风雨重葬送着倾国。（〔旦〕银条般头发，拴着这红花儿，好相称哩！）〔末〕因此着游丝儿钩惹住芳菲，（翠柳，你将脂粉与我匀了脸者。）〔做匀介〕我只愁脂粉淡搽不红我这冷脸子，与我穿了衣者。〔做穿红女衫介〕绣帔窄遮不来我这宽肚皮，〔旦笑介〕像个什么？〔末〕我比踏阳春的士女图多了些虬髯如戟！（〔旦〕好一个胖身子。）〔末〕我比歌回风的翠盘女略觉些舞态痴肥。（〔旦〕学士，平日吟诗作赋，煞有才名。今日为何扮这样形状？学士自贵重咱！）〔末〕我不待闲吟夜月诗千首，子这细看春风玉一围。（〔旦〕一个高鼻子，一部落腮胡，好像个回回。扮得来越发是什么？）〔末〕教人道是个胡种的明妃！
堂堂大明状元、巍巍翰林讲官杨慎，竟当众挽髻戴花、涂脂穿裙，他要男扮女装，招摇过市。这是醉后撒疯，还是瞎玩胡闹，显然怪现状背后自有真道理。在皇权至尊的极权统治之下，如杨慎这样的真性情、真胆魄的大才子也不得不装疯扮傻方可自保；举国文士官员，无不如同被阉割的宦官一般，不得不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于皇权之下。杨慎女装，看似撒疯，实则是反讽世道人心；杨慎女装，看似胡闹，实则是发泄天怒人怨。至于后来杨慎女装登坛论道，讲儒、释、道三教圣人皆是女人的道理，则纯属女装愤世行为的又一延伸与激化。从对世道人心的质疑，进而衍化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杨慎在此已经不再是大明状元或者官员的身份，而更接近于哲学家的角色了。
明代陈洪绶绘《杨慎簪花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杨慎当年是否有过上述这些行径，正史、野史、民间故事中都略有记载。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行为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所蕴含着的历史意义何在？人生启迪何在？生活在明代鼎盛时期的杨慎，在晚明时代落魄文人沈自徵笔下的面目，除了据史改编之外，还多少也沾染着晚明的自由哲学风尚。摆脱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如皇权、儒学、礼教等；致力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就是晚明自由哲学的现实基础。沈氏在这一基础之上，让杨慎这一原本是极力维护皇权正统的一代大儒形象，复活于晚明自由哲学的时空之中，极有新意也特有深义。全剧相当简短，仅一折戏文便嘎然而止，却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议大礼，无法无度的明代伦理
1771年末，浙江嘉兴西塘人方廷熹在居中闲阅图书，偶然翻看到一部新近完稿的“奇书”。
这是一本名为《议大礼》的杂剧，镇江人刘蔼堂的新作。这本杂剧，让方氏这样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激动起来，他认为这部剧本解决了他久久思索，而无法办到的一件事。他在后来为这部剧本欣然题序中写道：
将取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刻划其性情，摹拟其神彩。并以发其忠孝悱恻之思，俾千载而下，可兴可观，可以廉顽而立懦者，自非沉思大力足与其人其事相副。盖戛戛乎，难哉。此余于蔼堂刘先生议大礼北剧，不能不为之击节三叹也。
原来，时已乾隆三十六年的大清帝国正值太平盛世，如方氏这样勤勉的读书人却时时居安思危，希望能为国家的儒士才人们树个榜样、立个典型，大家可以参照学习，尽忠尽孝，更好的为国家长治久安恪尽职责。方氏苦苦寻觅的这位“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的典型，终于出现在这部《议大礼》杂剧中，他就是明代著名人物——杨升庵。剧情以杨氏为主角展开，因其关涉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议大礼”而更具现实意义，无怪乎方氏要为之“不能不为之击节三叹也。”
这样一位少年奇才，在其青云直上的仕途中，后来忽然陨落。起因正是“议大礼”事件。原来，明武宗纵情声色，不到三十岁即驾崩，却未留下任何子嗣。因武宗是孝宗的独子，世宗（嘉靖帝）是兴献王的独子。孝宗和兴献王都是宪宗朱见深的儿子，为同父异母兄弟。由于武宗无嗣，根据“兄终弟及”的祖制，他的堂弟14岁的朱厚熜（1507—1567），在朝臣们的推举下登上皇位。世宗即位后，想追封尊崇自己业已亡故的生父兴献王，然而却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杨慎之父）为首的廷臣们的反对，廷臣们的意见很明确：继统必须兼继嗣，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皇父”，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妃为本生父母，不能加封。显然，廷臣们的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其后双方争执不下，直到嘉靖八年才画上句号。在这场史称 “大礼议”的事件中，杨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儿之一。
实际上， 在世宗皇帝的孝心与廷臣们的忠心之间，并非不能找到可以调和的办法。以藩王世子仓促继位本身，已经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为巩固皇权，一班朝廷之上的忠臣志士早已所用不尽其极，没有想不到的办法。但眼前这位“天外来客”，这位14岁的新皇帝手中的君权有多大份量，廷臣们肯定是会去仔细掂量、多方揣摩的。国家法度在标榜忠诚的廷臣与恪守孝道的皇帝之间成为可以相互较量的砝码，较量的结果将直接决定，新皇帝的君权与廷臣们的实权在国家管理中的份量高低。
按照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对皇帝的辩解，如此行事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援列朝列代的成例。汉朝成帝和宋朝仁宗在世时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由哀帝和英宗这两位侄儿继承，并且兼继嗣成帝和仁宗。这样不但保证了皇位的平稳继承，而且还确保了老皇帝后继有人，实乃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因世宗原为兴献王独子，还要保证兴献王后继有人，毛澄提出将崇仁王的次子暂过继给兴献王为嗣，待到日后皇嗣繁衍，再从中择立一人奉嗣兴献王，如此一来则“天理人情两无全失”。虽然廷臣们坚持不能将世宗生父兴献王追封为“皇”父，但也可谓煞费苦心的作了一番调停。然则，种种“天理人情两无全失”的好办法，皆没有获得世宗的认可与谅解。世宗在失望之极甚至表示要“避位以奉母归养”。就在这即将崩盘的时局之中，一位名叫张璁的新科进士的上疏表示力挺新君，声称“继统不必继嗣”，世宗皇帝还是要以兴献王为父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应追崇兴献王为皇，在京建庙奉祀。
这样一来，新君权与旧势力的较量，掺入了更为针锋相对的新因素。廷臣中开始出现力挺新君的新势力，在这一场谁能挟新天子，谁就能得新天下的权力游戏中，“议大礼”事件终于爆发。嘉靖三年，也就是世宗16岁那年，小皇帝又旧事重提，重新议论起其生父母的地位问题。当年秋七月，36岁的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盘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当年九月，世宗下诏，称兴献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以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
“议大礼”的最终后果，是皇帝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孝心，追封生父生母为“皇”为“圣”。而对于谏阻的廷臣们而言，是杨廷和、毛澄、蒋冕等人被迫致仕回家，杨慎、王元正、刘济等人则被谪戍。杨慎的戍地远在云南永昌卫，从此父子二人遥隔海天。既然新君权已经战胜了旧势力，杨慎理应有所收敛，争取早日重回故土，重振门楣。但世宗因“议大礼”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怨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这样看来，杨慎父子踏上的是不归路，不可能再有回旋余地。
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乐府纪闻》称其“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川南泸州暂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卒于戍地。
杨升庵自题像赞碑（拓本）（局部）
可以说，杨慎的一生，是极具传奇性、戏剧性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涯之典型。在他72岁的一生中，刚好被“议大礼”事件劈为两半。前半生，即36岁之前，完全是诗情画意的才子派头；而后半生，即36岁之后，则是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落魄模样。
两百余年之后，改朝换代的大清盛世局面已定。文人们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与文禁中渐次舒缓着紧绷的神经，开始从历史失忆症中缓慢恢复着话语权力。汲选前代故实、总结治世教训，成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主张；在这一世风主导之下，杨慎作为国家法度的忠诚捍卫榜样也罢；作为权力斗争的反面典型也罢，顺理成章的再次浮出水面。
早在《议大礼》杂剧之前，尚有明末沈自征所撰的《簪花髻》杂剧。但在这只有一折篇幅的简短剧本中，主要是挑取出杨慎在贬谪云南期间，着女装饮酒作乐的事件。其叙事侧重奇趣，而并不着眼于杨氏一生剧变的根源性思考。《议大礼》杂剧则不同，完全以史家笔触再现了杨慎自大议礼事件始，至暂归乡奔父丧终的后半生生涯。全剧以四折规模，基本概括了杨氏后半生重要事件与思想趋向，以“议礼”、“弹史”、“簪花”、“奔丧”四个章节阐扬了“忠孝可两全”的主题思想。
该剧最后一折，描写杨慎之父亡故，急欲归家奔丧之际，忽然圣旨到场，准予其暂回乡里守孝。看似偶然的安排，实则意昧深长。这样别具一格的剧终安排，体现的却不仅仅是皇帝对臣属的体恤，而是让杨慎感同身受当年世宗对生父的孝道。全剧剧终时，主角儿杨慎的下场一曲，终于完整的表达出了剧作者“忠孝可两全”、“忠孝本一体”的政治理念。唱词曰：
甫能知大明日月，恩光溥九重，雨露沾无阻。则我万里投荒，无异钳奴。今日个丹诏新颁。臣衔赐予，叹父死犹生。更蒙九泉异数，汴颂欢呼。似这样圣德如天，微臣的，何时报补。
当年因“大议礼”或罢官或远谪的杨慎父子，一个死在蜀中乡里，一个远在云南边界，阴阳两隔于遥遥千里之外。奇特的是，却再次因他们曾经共同谏阻过的皇帝一道圣旨，得以补人天之憾、全人子之孝。杨慎一方面感恩戴德于“圣德如天”，一方面仍冀望于“何时报补”。当然，后来的史料可以证明，他“何时报补”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重披冠带、重振门楣的荣耀最终成为泡影。客死异乡的杨慎，与病逝蜀中的父亲一道，成为“大议礼”事件的死难廷臣的代表人物，也成为那个时代君权与法度、忠臣与孝子辩证关系的标准案例。
两百余年后，大清帝国的书生与臣子们对杨慎的案例还耳熟能详，记忆犹新。这位恃才傲物、标榜孤忠的大文豪，不合时宜的与君权相抗争，其谏阻的竟还是皇帝的一片孝心。他最终的下场当然是不忠不孝成了罪臣，而皇帝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孝心，还在关键时刻也成全了罪臣的孝心。由此可知，君权的至高无上，还不仅仅在于其国家实力的高度集权，还在于其通过种种手段与策略造就的道德神圣感与道义优越感。
清代《杨状元进谏谪滇南杂剧》，即刘蔼堂所撰《议大礼》杂剧。
无怪乎，剧作者刘蔼堂安排杨慎唱出了感恩之词，剧评者方廷熹则在唱词之上批注曰：“乐之卒章仍归忠孝有关，于人心世道者匪浅。不似他剧作儿女喜庆语收场也。”
方氏的评语，点明了这部《议大礼》杂剧并非喜剧的独特之处。在他看来，与忠孝有关的剧作，并非一定要以喜剧收场，像杨慎这样具有深刻悲剧色彩的案例，理应成为后人深度反思的剧作题材。“忠孝本一体”的价值观，到“忠孝如何两全”的方法论，依然是杨氏死后两百余年的帝国文化主旋律。《议大礼》剧作者与剧评者皆是在这样的主旋律中，反复吟咏、咀嚼、玩味和领悟前朝故事、今朝人生的罢。
清初文禁与明世宗的“议大礼”一样，造成了大批文人从失忆到失语的集体无意识。朴学考据之风的大盛，看似一种学术风气的兴起，实际上是文人再无勇气面对君权的一种反映。《议大礼》杂剧，显然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成果”之一，且已经具备了模板式的学术风气。
剧本开篇即列一章《明史·杨慎传》，以示故实非虚；点评的方廷熹甚而据此评说，“此剧与他本虚言不同，正在于据史实述”。若真如此君所评，那还费什么劲填词编剧，直接看史书，不就一了百了。再看四折剧本，如竹筒倒豆子一般的史实内容的科白就占去了大半，其中一处杨状元写的十二首诗，一字不漏的全录作了科白。点评者还煞有介事眉批叮嘱，“当场时选念一道即可，不必全念”。一派苦口婆心的腐儒做派，有理有节的控制着剧本本应迭荡起伏的“戏剧性”。在这样的剧本中，杨慎不再有女装愤世的狂之又狂，而是忠孝两全的慎之又慎。这样的世纪改装之后，杨慎又有板有眼、合理合法的复活了。
◎尾声：民国时代的大儒余响
杨慎死后百余年，有了明人沈君庸的《簪花髻》杂剧。之后再百余年，又有了清人刘蔼堂的《议大礼》杂剧。前者抒“狂”，后者诫“慎”，各有侧重，各有诉求。无论如何，却也着实让剧本中的杨慎，在后世价值取向中的种种趋势的拈提中，好歹复活了一场。
又过了百余年，到了民国时代，杨慎这位明代大儒似乎已经从世人的视野中消逝无踪了。除了偶尔有藏书家或学者，继续钩沉辑佚明清戏剧时，能对二剧有所提及，重新再为杨慎创作剧本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1918年董康重新校刻《盛明杂剧》时，《簪花髻》杂剧得以重新面世。而《议大礼》杂剧，这部史料白话+忠孝唱词的杂剧，因其缺乏文采、平实无奇，而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几乎未见于后世各类曲学曲话类著述中。郑振铎曾有意将其辑入所编《清人杂剧》三集中，不过《清人杂剧》只出到两集便告中止。此时，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的出现，还是为世人久已忘却的这位明代大儒，注入了一点时代特色。
原来，杨崇焕因为见到了董康的校刻本《盛明杂剧》，看到剧本中的先祖佚事惊喜莫明、感慨万千，决定将《簪花髻》杂剧从整部校刻本中抽取出来，重新制版校印。一方面是作为追念先祖的资料辑存，一方面也是宣扬家风的乡邦文献，这一册薄薄的“抽印本”作为杨氏馈赠亲友的物件，在当时还是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杨崇焕为此特撰序一篇，可以从中管窥民国时代对这位大儒的基本认识。序曰：
董绶经先生，校订沈泰《盛明杂剧》三十种，重镌于北平。其第十四种，曰《簪花髻》，系吴江沈君庸撰，即卢冀野《明清戏曲史》所谓，谱杨升庵与滇中妓，是写本朝人事者。夫升庵公著作之富，推为明代第一。如太和记诸剧，亦名作也。焕忝为公后裔，尝读明史本传，称世宗议礼故，每问慎作何状。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何乔远撰公外传，亦称至醉，面傅粉，作双丫髻插花，诸门生畀行市中，诸妓奉觞。诸酋欲得慎诗翰，以绫作服，令妓服之，酒间乞书，窃谓公借诗酒以避祸。大有追踪渊明之慨，外虽颓放，内实沉元。若公答刘嵩阳曰，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赏物，以逃尺寸之负俗，已有微意存焉。则张君珊评此剧，可谓先得我心。岂特陶澍日记所称，王弇洲尝放于酒物之意，为升庵知己而已乎。呜呼，今北平既杌陧，而吾蜀又鲜有《盛明杂剧》流传，故特先抽印其《簪花髻》一种，仍附图与评，以单行于世。庶或易购易得，而升庵公之微意亦显矣。丙子孟春，子文杨崇焕谨识于新都县立民众教育馆。
杨序写于民国丙子年，即1936年，因为此时北平已经处在抗战前沿，时局动荡不堪，《盛明杂剧》早已不易购求。杨氏认为他将“抽印其《簪花髻》一种”，“庶或易购易得，而升庵公之微意亦显矣”。那么他认为杨慎的“微意”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他认为杨慎那些戏剧性的生涯本身，究竟体现着怎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呢？
从杨序中列举的多位明清文士中，可以看到他的博古通今，也可以看到他作为杨慎后裔的那份追慕之情。在这些古往今来的评价中，他最认可的是张君珊，他认为张氏“评此剧，可谓先得我心”。张君珊其实就是《盛明杂剧》中《簪花髻》的评剧者，也是明代人，他的评语就附印在《簪花髻》剧本页面的页眉上，在杨氏的抽印本中也一样看得到。
杨崇焕抽印本《簪花髻》杂剧。
在剧中，当杨慎与众妓饮酒，酒后大嘲古今圣贤皆是只讲虚理、不务实际时，张君珊的评语可谓触目惊心。评曰“假道学还应骨醉”。骨醉，乃是唐代宫廷酷刑。语自《旧唐书·后妃传上·高宗废后王氏》，《大唐新语·酷忍》中也有记载。原是指将人剁去手脚后，投入酒缸的极为惨酷之刑罚。张氏评语称“假道学还应骨醉”，认为腐儒们不但该骂，还应当杀；不但当杀，还应极尽酷刑。张氏大有杀尽天下腐儒的气魄，实际上也是为杨慎大鸣不平。试想若天下腐儒尽除，杨慎的忠勇才情，自然得以施展。
在剧中，当杨慎女装面市时，张氏评曰“才人落魄，要仿内家妆，所谓改头换面。”这样的评语，无疑是说，落魄的才人要想活下去，只得做些平日里绝不可做的事，以此来改头换面，苟且偷生罢了。换句话说，在任何时代，落魄失势的才子，其实都是和女子一样柔弱无助的。这样的评语，与杨序中提到的《明史本传》记载，及其他时人评价都暗自契合起来。杨慎当年的惊世骇俗之举背后，实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杨氏行径并不完全是泄愤，更大程度上只是求生而已。
杨崇焕抽印本《簪花髻》杂剧，插图之一
到了民国时代，除了董康的《盛明杂剧》校刻本与杨崇焕的《簪花髻》抽印本之外，再鲜有人提及杨慎这段戏剧生涯。或许，距杨慎逝世已三百余年的民国世界里，这段戏剧生涯再也找不到时代契合点了。诚如杨慎晚年在云南自撰的像赞文一般，虽是为自己的画像题写赞辞，可杨氏笔下的文字却如同墓志铭一般，死寂而无奈。或许，三百余年的前戏剧生涯收场草草，再怎么跌宕起伏、惊世骇俗，仍不免落得个客死异乡的下场；而三百余年后的这个剧本，也终于在逐渐淡出各式文人的忆述，也终于要彻底退出世人视野了。
◎余韵：桂湖追思
现代人能记住杨慎的唯一可能，只不过是那一首《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而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既是杨慎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同样也是杨慎超凡却落漠的一生，并终至世人遗忘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即使人们对《三国演义》小说的内容滚瓜烂熟之后，也未必想得起这样一首开篇词，即使对此有印象，也未必再能进一步知道词作者竟然是杨慎。
《二十一史弹词》之“说秦汉”，《三国演义》开篇词即取此章首篇词作“临江仙”。
自明代万历年间，杨慎从子杨有仁辑录的《太史升庵文集》问世以来，八十一卷、十二册的文集规模，仍然不可能囊括杨慎生前的所有作品。就在明末大儒陈继儒所编《宝颜堂秘笈》中，尚有多种杨慎批点、校注、自著的著述遗篇。
到清代乾隆年间，各种版本、各种说法的所谓《升庵文集》已经在世间流行多年。乾隆六十年，杨慎的同乡，新都人周参元在《太史升庵文集》的基础上，又广泛搜辑、重新编校，刊印出了一部《升庵全集》，是书七十八卷、二十册的规模，实际上仍然失收杨慎作品多种。这些全集、文集中的杨氏作品，后来又被文人、书商、学者、乡贤出于各种不同目的，被翻刻、抽印、改编成多种单行本，在各式各样的读者群中通行不悖。清代中期以前，杨慎作品的研读方兴未艾，大有蔚然成风之势。但在清代中期以后，杨慎其人其文渐至湮没，究其原因，无非是清代“文禁”风潮之下的文风僵化、世风萎顿所致。杨慎在当年的所作所为、其人其文，在皇权视野中，始终是悖逆不安的因素。因而《升庵文集》并不为清代统治者所欣赏，更遑论提倡， 旋即被定为“禁书”，毁弃散佚无数。
《升庵全集》，清代乾隆刻本，二十册全。此集为辑录杨慎作品较齐备者，仍有失收。
民国时代，除了杨崇焕的抽印本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丛书的《升庵全集》以飨读者。无论如何，可以感受得到，杨慎的历史影响力，在经历了螺旋式的冷热潮流交替之后，还是逐渐冷却下来了。四百年的历史沉积与文化变迁，杨慎其人其事渐已不为外界所关注，也不再为世人所激赏了。生死系于西南一隅的杨慎，在川、滇两地尚有传说轶事流传，但于全国范围而言的公共文化场域中却渐趋沉寂。时至今日，少有人再谈论杨慎其人其文了，这个名字逐渐蜕变为地方性、地域性很强的话题了。
应当说，从治国大儒到闲逸乡贤，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这样的理想或者下场皆不易得。杨慎生前既未能实现治国大儒的宏愿，甚至至死也未能如愿做个闲逸乡贤。如今，杨慎在四川新都的故居，在其后人及多方守护之下，还算基本完好的存留了下来。虽然现在已为公园性质，但当年文士园林的景致仍算精致。
漫步于桂湖畔，厅堂楼阁间驻足或小憩，夏有四面荷风，秋来独赏木樨，流连于这样的景观之中，思忆着种种关涉“议大礼”与“簪花髻”的历史片断，仿佛园中尚有这位明代大儒一丝半缕的离魂幽影，随风徘徊往来，令人感慨无尽。到这里寻古觅幽也罢，到这里借时赏景也罢，杨慎的戏剧人生，好歹总算还有个可凭吊处、可追慕处、可落脚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