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四大： 寻找“广吉里”的年轻人

新民晚报2021.7.25

朱玺安

展馆内的“广吉里”石库门模型

当年，郑超麟实地寻访四大会址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

展馆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郑超麟晚年用过的放大镜、收音机、钢笔，及郑超麟在1995年出版的《怀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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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玺安

　　步入隐匿在绿荫深处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厅中有一座仿真的石库门，上书“广吉里”三个字引人注目。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在石库门前拍照留念，多媒体投影的动态展示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广吉里”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址里弄名称，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重现光芒。

　　1984年，中共四大的会址确认后，大会召开时会址所处的里弄却长期无法确定。会址所处的旧里弄一度被认为是和平坊。不过，《虹口区地名志》相关条目记载和平坊“建于1929年”，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介绍说。

　　检索申报数据库，发现“和平坊”最早出现在1932年10月27日的报纸上。提及和平坊的是一条招租信息“兹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罗路连及东宝兴路之间（即和平坊）建造双间单间石库门又广式住房一百余幢”。申报数据库的史料比《虹口区地名志》记载的时间更晚，两条不同来源的史料排除了和平坊的可能性。

　　与（东）宝兴路附近的“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1914年，最晚的为1932年，其中包括1924、1925年多项条目。后根据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这张地图比较完整地标识了1925年前后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对应的1929年的里弄是广吉里。最终确认，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当为东宝兴路广吉里。

　　广吉里来了一群年轻人

　　在距离中共四大纪念馆不远处的东宝兴路254弄（广吉里）会场遗址现场有一块纪念石碑，石碑上镌刻着如下文字：“会址原为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的石库门民居，1932年1月28日毁于日军炮火。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点。”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刚过，寒风呼啸，冬天的第一场雪仍未消融。临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的虹口东宝兴路上，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听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一个高鼻梁的外国人。这些异乡来客陆续拐进一条逼仄的石库门弄堂，上到二楼一个摆着大桌子和小黑板的房间中。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正是这些风尘仆仆的异乡来客，他们是由全国994名中共党员推选的20位正式代表。那位外国人，就是曾在早期指导过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局委员。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除了46岁的陈独秀，其他与会者几乎都是20多岁的青年：意志坚定的蔡和森，气质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维汉，风度翩翩的周恩来，还有工运领袖汪寿华、陈谭秋、李立三、项英……平均年龄只有29.3岁的代表们风华正茂。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又被誉为“顶天立地，力量之源”。据童科介绍，“顶天立地”中的这个“天”指的就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的变更。中共二大时，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称谓是“委员长”。中共四大将其改称为“总书记”，并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地”指的就是党的支部建设。大会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

“力量之源”指的则是这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基本框架。会议制定了党领导包括工、农、青、妇等各项群众运动的方针政策，提出吸收工、农等先进分子入党等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计划，开启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革命群众运动新浪潮。

　　寻找四大会址的老人

　　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四大”会址原建筑毁于日军的炮火。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对中共四大的记忆，就像它的会址一样，几乎一片空白。

让寻找工作出现转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郑超麟，他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25年开会之际，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1925年1月11日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是从党成立起就担任领袖，党员们私下称其为“老头子”。

郑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4年归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四大结束后，并没有马上退租会场，而是将此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郑超麟又多次来过此地。缘此，他对中共四大会址印象深刻。

郑超麟之子在7岁时夭折，郑老的晚年由侄孙女郑晓方照顾，她陪伴了郑老近二十年。郑晓方说，郑老晚年曾回忆，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到北四川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铁路轨道口转弯，不越过铁路，沿着轨道往北走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两三排房子，都是比较新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屋，就租定其中一幢作为开会场所。据郑超麟的回忆，这会场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它符合两大基本要求：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郑超麟在他的《怀旧集》中这样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还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1984年5月7日下午，郑超麟到实地寻访。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进去，不一会就看到当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但沿铁轨北行不远，周围环境大变。凭借超强的记忆力，郑超麟缓慢地梳理着历史的痕迹，最终在川公路与东宝兴路的一段铁轨旁站住，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明确地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就是当年四大的会场所在地。”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馆玻璃柜里，陈列着郑超麟晚年用过的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以及郑超麟在1995年出版的《怀旧集》。郑晓方的家里其实还珍藏着郑老用得断了腿缠上胶布的放大镜，但是，实在太旧了。

　　红色密码里的会址故事

　　“951120”，这是中共四大的一组“红色密码”与会址的故事紧紧相连。童科介绍，“9”代表中共四大及中共四大纪念馆在历史上的九个历史瞬间，包括：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中共四大在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会址毁于战火；1984年5月，中共四大书记员郑超麟根据回忆确定会址；2011年，建立中共四大纪念馆，并于2012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等。

“951120”中的“5”，指的是中共四大在党史上的五个突出贡献，包括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第一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本组织等。“11”指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20”则指中共四大的20位正式代表，包括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这些在上海虹口石库门弄堂里孕育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构筑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组织建设新的历史起点。

童科表示，“群众性政党”这一概念虽没在中共四大形成的文本中出现，但却体现在大会制定的各项政策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共994人；两年后中共五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已达57967人，增长了近60倍，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快速增长的时期之一。中共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党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广吉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会址的里弄名是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的里弄名是辅德里，而中共四大会址的里弄名却在历史长河中尘封了近一个世纪。1932年，中共四大的原建筑毁于日军的炮火，里弄也荡然无存，1984年经过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向导的郑超麟的回忆确认，会议原址定下，又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考证，一直到2021年，四大会址所在的里弄才被确定为广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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