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深悦读 | 红山文化璧形玉器研究

【引子】

璧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玉器类型，也是传统的六器之一，

即便是在今天，“珠联璧合”“完璧归赵”等成语也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但若论对“璧”这种玉器本身的了解，

恐怕值得我们探索、研究的地方还有许多。

有“远古玉器中心”之称的红山文化

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一支极具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其重要发现已多为世人所熟知，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红山文化的年代处于距今5000—6500年，地域覆盖今天辽宁、内蒙古及河北的广阔地域，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绚丽的玉器、陶器与石器等，为世人了解中华远古文明成果增添了大量物证。关于红山文化的认识历经曲折，最初发现时只不过当作一种普通的地域文化，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质掘土工具为基本特征，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时间步入20世纪80年代，在北起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都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涌现出了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组合和大量精美玉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红山文化性质与地位的认识。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做了整版报导

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都与原始宗教有关，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程度。其玉器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等哲学观念，因此，红山文化又被称为“远古玉器中心”。玉石被人们发现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绚丽多姿的红山玉器中，玉龙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形象灵异，相关著述颇多，研究比较深入。其他种类的玉器，囿于资料或证据，尚有不少存在较多疑问，值得深入研究，这其中就包括璧形玉器。

璧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玉器类型，是传统的六器之一。所谓六器，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可见璧是古人曾认为可以用于敬拜上天的器具。璧的具体造型古人也有一定的规范。《尔雅·释器》载：“肉（器体）倍好（穿孔）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可见璧的突出特征是中心孔较小，玉质的实体部分比较宽大，基本呈大体小孔的造型形式。当然这些是后世人们对于玉璧等器形的规定，虽然貌似严格但其实并不一定符合各个时代的特征，实际存在的玉璧可能形式会更加多样。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中展出的部分玉璧

一、璧形玉器的种类

红山文化的璧形玉器形式多样，从结构方面可明显分为单体和联体两种形式，具体形状上又可分为圆形、方形、椭圆形、异形等造型。

圆璧

图一　红山文化圆璧

（1）牛河梁N16M14:2，外径11厘米，内径5.2厘米，厚0.4厘米。玉质略呈鸡骨白色，器表有土渍和灰渍及红烧土痕。器形为较规整的正圆形，内外缘均磨成刃状，器身扁薄，通体抛光（图一：1）。

（2）牛河梁N2Z1M7:2，外径11.4厘米，内径4.9厘米，厚0.5厘米。白色玉，微泛青，表面光滑，可能是蛇纹石玉白化而成。璧体较薄，内外缘磨薄似刃，璧面平而略有鼓起（图一：2）。

（3）牛河梁N2Z1M21:13，外径8厘米，内径3.7厘米，厚0.6厘米。淡绿色玉，有浅褐色和白色瑕斑，内外缘均为不甚规则的圆形，内外边缘均磨薄。顶部边缘有一个小圆孔（图一：3）。

（4）牛河梁N2Z1M21:5，外径8.4厘米，内径3.4厘米，厚0.5厘米。淡绿色玉，侧边有红褐色和白色瑕斑，璧身不甚圆整，顶部近边缘处对钻一个小孔（图一：4）。

方璧

图二　红山文化方璧

（1）牛河梁N16—79M2:6，长11.5厘米，宽10.1厘米，内径2.5厘米，厚0.7厘米。青绿色玉，有大片白色瑕斑，应接近于玉材的皮壳部分，外缘为圆角方形，内缘为不规则圆形，顶部边缘正中对钻一个小圆孔（图二：1）。

（2）半拉山M12:3，长14.5厘米，宽13.3厘米，孔长6厘米，孔宽5.5厘米，厚0.7厘米。绿玉，局部有白色瑕斑，器体平面近圆角方形，内孔也为圆角方形，内、外轮廓边缘薄似刃，扁平轻薄。顶部边缘中部有两个小孔（图二：2）。

（3）牛河梁N2Z1M15:4，长12.9厘米，宽12.5厘米，内径4.6厘米，厚0.65厘米。深绿色玉，璧面下部遗有多处原玉料岩面凹坑点。外轮廓为圆角方形，璧面较平，边磨薄似刃。顶部边缘中部有两个小孔，以一面钻为主，小孔上部还遗有两个残孔痕（图二：3）。

（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方璧，长8.3厘米，宽8.2厘米。璧身中间厚四周薄，通体素面无纹，边缘打磨如刃状。顶部边缘有两个小孔（图二：4）。

异形璧

图三　红山文化异形璧

（1）半拉山M72:8，乳白色玉，体表有红色土沁，质地坚硬，含有青绿色矿物质颗粒。平面近椭圆形，中部稍厚，外边缘薄如刃。壁中央对钻一圆孔，孔壁中部形成一道凸棱（图三：1）。

（2）凌源田家沟第一地点M4:3，淡绿色玉，局部有白色水沁。形状近椭圆形，两侧宽窄不等。壁中央为大圆孔，边缘有一小孔（图三：2）。

（3）半拉山M72:4，长5.22厘米，宽4.58厘米，内径2.35厘米，厚0.35厘米。黄绿色透闪石玉，平面近椭圆形，中部稍厚，外边缘薄如刃。壁中央对钻一圆孔，孔壁呈圆弧状微凸。一侧边缘保留一段切割形成的沟槽（图三：3）。

（4）半拉山M39:1，直径4.35厘米，孔径2厘米，厚0.26厘米。黄绿色玉，圆形牙璧，在璧外缘有三个大小不一、形状相似的月牙形凸出部分。器形扁平轻薄，中部稍厚，边缘薄似刃。近中部对钻一椭圆形孔（图三：4）。

连璧

图四　红山文化连璧

（1）半拉山M23:1，长8.21厘米，宽3.08厘米，厚0.28厘米。黄绿色玉，质地细腻通透，二璧相连之状，边缘渐薄如刃。顶部呈圆弧状凸出，对钻一细孔，作为系挂之用。中部两侧边缘内收，二内孔均为对钻而成。底部边缘刻三个凹口（图四：1）。

（2）半拉山M62:1，长8.96厘米，宽5.37厘米，厚0.35厘米。乳白色玉，平面近圆角长方形，整体不平整，中部稍厚，外边缘薄如刃。上下端各打磨出一大孔，形成二璧相连之态，孔径不甚规则（图四：2）。

（3）牛河梁N2Z1M21:6，长5.5厘米，宽4.7厘米，厚0.3厘米。淡绿色玉，较透明，有淡褐色斑痕。上小下大，顶部尖圆，体两侧有短槽沟，将器身隔为两段，内外缘薄似刃状（图四:3）。

（4）牛河梁N16M1:2，长9.1厘米，宽5.6厘米，厚0.4厘米。绿色玉，有沁蚀。器体平面近等腰三角形，两侧边各有一“V”形凹槽，成双璧相连之形。上璧小，呈三角形；下璧大，近圆形。内外边缘磨薄似刃状（图四：4）。

（5）半拉山M39:3，长9厘米，宽4.2厘米，厚0.34厘米，孔径1.4—1.5厘米。淡绿色玉，较透明，局部有黄色瑕斑。器体中部对钻三个大孔，孔近圆形，形似三璧相连，体扁平轻薄，边缘薄似刃（图四：5）。

二、璧形玉器的功能

玉璧是中国传统玉器中较早出现的类别，新石器时代产生以来，历代得以延续，形式和功能也不断演变和发展。在后世逐渐定性的几种瑞玉当中，璧是一种流传较广的玉器。璧的形状和结构一般并不复杂，但功能和影响却比较大。作为饰品它起到装饰的作用；因为材料难得，制作工艺要求高，只能为少数社会上层人物所拥有，所以它又是权力等级的标志；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大型墓葬内，形成不同的陪葬制度，因此它们又是礼仪用具；圆形璧的造型特点常常让人联想到视觉中的太阳形象和天圆地方的古代哲学思想，从而又赋予它们沟通天地，祭祀上苍等功能。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些特征总括起来，核心其实都在标明它是古代高等级阶层使用的特殊玉器。

红山文化的璧应该是目前较早发现的璧形器实物之一。几种类别的璧形玉器，一方面共性特征明显，加工手法醇熟，另一方面却又造型多变，器形不规整，制式特征不突出，统一中蕴含着矛盾，显示出器物发展阶段的特征。但是，因为璧的种类和形制相对稳定，特别是璧的内外边缘加工成刃状的形式，以及在璧面钻凿小圆孔的特征，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同类器物，所以明显不符合玉璧制作初始阶段的特征，又说明红山先民的治玉思想和特色工艺必然源于非常悠久的传统，其起源应该更远。

图五　牛河梁 N2Z1M21 内玉璧摆放状态

璧形玉器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其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积石冢是红山文化最高级墓葬形式的代表，以冢为基建造的高规格墓葬更是体现当时对于礼仪的重视，其中，璧形玉器的功能在墓葬内可见一斑。牛河梁N2Z1M21，墓葬保存比较完好。长方形墓圹，长2.1米，宽0.48米，深0.37米，顶有石盖板。随葬玉器遍及墓主周身，兽面玉牌饰、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双联玉璧、玉龟壳等，多达20多件。其中的璧形玉器，占总数的近一半，分布至少有三处，分别位于墓主头骨左侧、头骨右侧、头骨侧颌下，左小臂内侧、右小臂内侧、右手下端、左手下端、左股骨外侧，左小腿骨下、双小腿下各处。两件双连璧位于左肩部（图五）。另一座墓葬牛河梁N5Z1M1，两璧位于头部两侧（图六）。牛河梁N16M1，两件双连璧分别位于肩部和胸部（图七）^[1]。

（左）图六　牛河梁 N5Z1M1 内玉璧摆放状态

（右）图七　牛河梁 N16M1 内玉璧摆放状态

由这些典型墓葬可以看出，璧形玉器分布有几个特点：一是位置大体分布在头颈部、身体中部、身体腿足部三处；二是基本以身体中线为轴呈左右对称分布；三是璧上均有小钻孔，显然是被悬挂于身体的外侧或摆放于身体下方；四是璧的方圆形状在红山文化墓地中没有明显的差别。

唯玉为葬是红山文化的墓葬特点，但实际上红山文化大墓中随葬品对称放置的现象并不十分普遍，虽然也有成对玉龙放置于人身上或玉龟分别握于双手中的现象，但大部分玉龙、兽面玉牌饰、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等在同一墓葬内多为单件。因此，从成组分布和对称摆放来说，璧形玉器的分布显得极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在带有唯玉为葬特征的墓葬里，不仅玉璧而且其他玉器在墓葬里也遵循着相对规律性的排列，其目的都在于以物化的产品来表现这些墓主人的地位和权力，不仅是生前表现，死后也要进行相应的象征，借此来维系某种社会秩序与规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已经不止是装饰玉器这么简单，而已经是礼仪玉器。如果再结合红山文化气势恢宏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大型礼仪设施，那么玉器的礼仪功能更是确定无疑。

图八　半拉山墓地M12 钺璧龙组合情况

从玉璧与其他玉器等陪葬品的组合关系也可以洞察其在文化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在半拉山墓地M12号墓的墓主人胸部出土一组器物，其中两件叠在一起，分别是一件石钺和一件玉璧，两件器物旁边放置一件玉龙（图八）^[2]。钺是公认的军权和王权地位的象征，玉龙是红山文化的标志器物，璧与这两件至高无上的物品置于一处，相互交叠，其实已经表明它与其他两件玉器处于相当的地位，足见璧在礼仪制度中的重要性，钺、璧、龙组合三位一体，具有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

璧形玉器的功能从红山文化的大型礼仪设施中也可看出端倪。在牛河梁遗址，由女神庙、积石冢群和祭坛等大型遗迹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群，其场面之大、设施之全、等级之高，史前时期极为少见。积石冢平面形状分为圆形、方形两种，以石板搭建成墓室、墓盖、墓底、墓界等，边缘垒砌规整。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一个冢内一般只有一个中心大墓，均居于冢的中心部位，与小墓之间形成明显的主从关系。祭坛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是由石桩围成叠起的圆坛结构。

图九　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祭坛平面形状示意图

1.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 　2.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和积石冢

3. 牛河梁第五地点积石冢　 4. 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

祭坛呈圆形，内外的同心圆结构与红山文化的圆形璧结构相似；积石冢呈方形，以大墓为中心也形成了内外两层结构，其形状与红山文化的方形璧有相似性（图九：1、3）。值得注意的是，祭坛、积石冢这些重要设施与璧形玉器还不只是形状上的相似，在结构上也有紧密关联。在牛河梁遗址区，祭坛与积石冢实际上是排成一线的，冢与冢之间大体呈连珠形排列，而祭坛与积石冢之间则是方圆相间排列，这两种组合方式结果都是形成几何形的相连，其平面结构与红山文化的连体玉璧存在极强的相似性（图九：2、4）。而且，红山玉连璧中的不少器体上小下大,上端呈半圆形或圆弧形,下端接近正圆形或略呈圆角方形,中部的两个钻孔亦上小下大，这些特点与牛河梁祭坛和积石冢的平面关系都十分相像。据此有理由推测，红山文化方圆不同的玉璧造型可能与其祭坛和积石冢之间存在极强的文化共性。红山文化之所以盛行玉璧这种看似形式简单但地位十分重要的璧形玉器，也许正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先民心中至高无上王权的象征物——祭坛与陵寝，其形状寓意了对“王陵”的崇敬，王璧成为这些高等级设施的微缩版，因此受到人们格外的尊崇和重视。联体玉璧的串联结构，环环相扣的组合形式，其实是成行列分布的积石冢和祭坛的物化体现。

三、璧形玉器的演变与流传

璧的造型特点是片状、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等，均中心处有穿孔，除了单体的璧，也见连璧形式。与众多复杂器型相比，属简单器类。目前可以确知的是，璧产生于新石器时代，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在距今9000年前应该已经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玉器制品^[3]。从玉器构成来看，此时小南山已经有玦、环、管、坠、珠等形式各异的玉器，其椭圆形玉器与红山的椭圆形璧在形制方面颇多近似。红山文化也有一定数量的椭圆形璧，但并不是璧的主体，红山文化主流的璧还是近圆形和圆角方形的制品，纯方和椭圆的只是少数，因此，目前并不能断定小南山的椭圆形玉器就是红山玉璧的直接源头。

红山文化作为璧形玉器发现较早的文化之一，拥有形式多样和种类丰富的璧形玉器，且单璧和连璧共存，开后世璧形玉器的诸多先河。红山文化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璧形玉器演变序列，玉璧的发展过程呈现由方到圆、由简到繁、由单到联的特征。关于璧的起源以往有源于石斧的推断^[4]，综合各种现象推断，红山文化特有的方形玉钺可能是璧形玉器的主要来源。钺身中部的大孔、磨薄的刃部、边缘琢钻的小孔等特征，与标准的红山玉璧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而且，在方钺和圆璧之间确实存在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璧等过渡形式，更证明了钺、璧演化路线的完整性。至于从单璧演变为连璧，正如前文所述，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受到部族高等级积石冢和祭坛的结构启发，借助玉璧来表达对祖先崇敬而创造出来的特殊礼器。玉璧承担了显然很重要的祭祀功能和礼仪功能，不但制作精致，而且种类多样，富于变化，在墓葬中也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它成为这个时期特殊阶层彰显身份、明确地位的标识（图一〇）。

图一〇　璧形玉器演变示意图

１.牛河梁N2Z1M11:2　2. 牛河梁N2Z1M23:2 　　

3. 牛河梁N16-79M2:6　4. 牛河梁N2Z1M21:20

5. 牛河梁N2Z1M7:5　6. 牛河梁N16M1:2

7. 半拉山M39:3

年代与红山文化大体同时或略晚的其他地域文化中也有与红山文化相似的玉璧形器，体现出红山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和远古文化之间广泛的交流与影响。在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红山文化影响比较大的是大汶口文化及其继任者龙山文化，有人认为这是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系环形器传播到山东地区的余波^[5]。大汶口文化中也可以见到与红山类似的方形璧和多组连璧的器物，还出现了少见的四连璧，区别是大汶口的连璧呈现体径大小均等、外廓呈长方形的排列形式，与红山连璧体径大小有别、上小下大的结构略有不同。与红山文化类似的牙璧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都有反映，而且形式更为变化，牙璧边缘的凸起沿一定方向旋转，形成涡状的形式。

三牙玉璧　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4６0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的连璧同样在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有所发现。凌家滩文化的玉人、玉龟、玉璧等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均存在极大的一致性^[6]，两者还都有玉龙、玉凤（鹰）等神化形象。这些现象说明，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不止局限在玉璧这一种单一的因素上，而是呈现突破性的多点渗透。两地的璧内外边缘均磨薄呈刃状，常用减地打凹法制作出弦纹和瓦沟纹，这些器型和工艺技法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特色。与玉器方面的高度相似性相悖，两地的陶器差异则比较大，因此研究者认为，在红山与凌家滩两支文化之间当时应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的大规模交往，而更可能是掌握政权与神权的社会上层间的交往，有可能是直接的交流^[7]。带有红山文化典型风格的玉器在亳州傅庄、海安青墩、南京营盘山等地也有出土^[8]。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青墩和营盘山等地出土的连璧与红山文化的特征十分接近，璧身呈上小下大的形式，边缘也有磨薄的现象，在外观和工艺方面都显示出与红山的密切联系，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区域对红山文化治玉理念的承袭。

红山文化年代大体处于距今5000—6500年，其时代早于良渚文化距今4200—5300年的历史时期，并且存在一定交集。在玉器工艺最繁荣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两者之间具备了交流的时空条件。但二者的地理位置相距较远，时间上的重合较短，而且在玉器风格上反差较大。因此，一般把它们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玉器中心，有“北红山、南良渚”的说法。从实际发现来看，两个文化虽然都有璧形玉器，但相比之下，良渚文化重要的玉礼器璧变得更大更圆，形状圆整，中心通常小圆孔，边缘并不流行钻凿的孔眼，方璧极少，也不见连璧的形式，璧造型扁平，不流行红山文化边缘磨薄的工艺特点。与红山文化素面的玉璧不同，良渚时期已经出现在璧上刻画符号的现象，有些符号已经被解析为带有表意的原始文字。良渚文化流行大量兽面纹及完整的神人兽面形象，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识物玉龙，在良渚文化中却极少见。以团龙团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已转变为琮璧争辉，礼器的核心对象发生了变化。诸多特征显示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本质上的不同，很难断定两者之间存在确定直接的文化关联。

玉璧　良渚文化（距今约4300—530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如火如荼的发展之后，璧形玉器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被后继的青铜文化所承续和改造，在各个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夏代兵器型玉器占据了重要地位，璧的作用不明显，物证也较少。商代玉璧作为礼玉与当时的礼仪文化关系密切，璧面大多饰弦纹。西周时期璧成为礼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璧与圭、琮、璋、璜、琥同属六瑞之一，承担着祭祀天地四方的寓意。玉与政治结合紧密，包括璧在内的玉器成为当时政治、礼法系统里统治阶级所用的一种工具。根据礼法和审美需要，从东周时期开始，玉璧上开始雕琢精美的纹饰，题材主要是龙纹、凤纹、鸟纹、云纹、谷纹、蒲纹、蟠螭纹等，这种传统在先秦以后继续得以沿用并不断创新，有的还饰以题刻或吉祥文字等，玉璧等玉器种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趋势。

注释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78页。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年第7期。

[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

[4] 张明华：《良渚玉璧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

[5] 杨美莉：《试论新石器时代北方系统的环形玉器》，《故宫学术季刊》1994年第12卷第1期。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7] 李新伟：《红山文化的位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9—200页。

[8]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负责人、研究馆员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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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2020年10月17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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