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蜕变为孔雀公主

杨丽萍：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蜕变为孔雀公主
“奶奶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敬爱的张老师：比赛像旋风一般横扫了'我们’……跳过小溪，趟过小河，面对着的是那大江和大海。剪一块蓝天做裙子，再扯一条彩虹做头巾，飞过大江，越过大海，溶化在那远远的天际边！！！对于我，您该做的已经做了，从天上到地上，在我心里重复三个字—— 谢谢您！”“你看看，这是她在《雀之灵》拿大奖以后，给我写来的信。她写得多好！”中央民族歌舞团老编导张苛拿出珍藏已久的信。他素来将杨丽萍视为女儿。“她调进我们团真费了一番周折。她原来所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她，是她自己跑过来了。”张苛说。1971年，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朱兰芳在一所小学里，相中了一名正在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这名女生正是杨丽萍，白族，原籍云南洱源，1958年生于昆明，后随双亲下放至西双版纳。“杨丽萍跟她母亲一样坚强。”殷晓俊说。他是《云南映像》的参与者，也保留着一份手稿。这是杨丽萍为四妹画展所作序言——“我6岁时母亲总把小四背到我后背上，而我最怕背的就是她，因为她比别的弟妹要胖得多，害我在喂猪和做饭时常常东倒西歪站不稳，村里人见到后说：“哎呀，这是蚕豆背豌豆嘛。”“杨丽萍的父亲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文革’初就挨整。他承受不住，把4个儿女扔给妻子，独自跑回了老家。这让杨母十分痛苦，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杨丽萍肩上，她是长女。”殷晓俊告诉记者。“上次上朱军的节目，他一个劲煽情，想让我哭。我怎么会哭？他说，你小时候很苦啊。我说一点都不苦，不晓得有多好。大自然，劳动，随兴起舞，苦什么苦？”杨丽萍挺直了身子，继续喝酒。“小时候，我奶奶在我手心上画了一只眼睛。她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孔雀窝服装店里，三妹杨玉燕边修剪华衣，边说姐姐的事儿。在歌舞团时，别人都在打闹，她不爱与人接触，一个人埋头练基本功。排《孔雀公主》，选她演女主角，几乎全团人反对，甚至有人扎破了她的自行车轮胎。还是朱兰芳撂下话来，“谁跳得好演得好就让谁上。”1979年，杨丽萍因主演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荣获云南省表演一等奖。80年代初，《孔雀公主》进京。一位文化界官员看了杨丽萍的表演，感到震惊：“这女孩的手真是不得了，我从没见过，快把她调进北京。”在京的众多文艺团体想要她，她想进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哪能说走就走。“还有一层说法。她当年的追求者很多，有些是当地有权势的子弟，不想她离开。”殷晓俊说。“那时候常有不认识的人跑来我家里挑柴担水，莫名其妙献殷勤。”杨玉燕微笑着承认。杨丽萍选择了团里一名北京知青。朋友们都说，那人极好，颇懂音乐。俩人在西双版纳结婚后，北京知青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折腾数年，杨丽萍终于盼来一纸调令。“因为我没有对手！”“她1982年进团，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样。”说起往事，张苛有些激动。采访时杨丽萍向弟子发问，“虾嘎，你26岁想要什么？你知道么，我26岁时，最大的心愿是买台电视机。团里工资才一百多块，一台电视机要两千多。”“她最大的不一样，是她不去练功。”赵军说。杨丽萍拒绝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赵军是《云南映象》的记录者，80年代他是总政摄影师，杨丽萍管他叫“小解放军”。杨丽萍说，团里曾让她练一套类似“芭蕾舞”的动作，“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团里连练功服都不发给她。她白天睡觉，看各种录影带，等到晚上教室空出来她再去，一跳就是一个通宵。”张苛形象地将杨丽萍的艺术敏感性比作一只小松鼠，“她在艺术上最大的优势就是敏感，她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吸收。”1986年，杨丽萍的独舞《雀之灵》获得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有人请教她：为什么你能获奖？她脱口而出：因为我没有对手！“我和别人路子不一样。别人都是正规科班，舞蹈学院出来；我是自己练。”为了制作服装，她卖掉了心爱的手表。但领导没批准《雀之灵》报名参赛，他们认为它不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那时我是比赛的评委，一伙人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我看见她骑着自行车自己去报名。总政的干事对她说，你不能自己来参赛。她当即就哭了。干事说，这样吧，你把带子留下来。评委们休息时，我放给他们看看。放出来一看，她的作品最好。”张苛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