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万里： 李白的人生地理（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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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上）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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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童年，都背诵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在课本里读到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它们的作者李白，唐代著名诗人，千百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李白的一生，或因前途，或因游历，或因流放，自24岁离开家乡四川，就一直处于奔波迁徙中，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草地周刊将分上中下三部分，推出长稿《长风万里》，作者走访了1000多年前李白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从文学和地理的角度，将李白的一生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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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即将过去。
老去的人从病榻上起来，策杖徐行。他看到阳光下的山坡上，一簇簇红花明丽如霞。红花让他想起家乡的一种鸟。花和鸟有相同的名字：杜鹃。
记忆中，也是这时节，每当日暮，杜鹃鸟就会站在村居旁最高的树梢上，一声接一声地叫，一直要叫到次日凌晨天色朦胧。凄苦的叫声如泣如诉，人们称为杜鹃啼血。
老去的人由杜鹃花想起杜鹃鸟，又由杜鹃鸟想起故乡。在这个业已60岁的老人心中，故乡杳远而模糊——自从24岁那年挥手自兹去，他再也没有返回过。30多年前的故乡，虽然还点点滴滴地留在记忆深处，然而岁月消磨，已然慢慢又不可阻挡地淡了，远了，如同暮春时那些破旧了的春风。
惟有杜鹃鸟的哀鸣，依旧那样清晰，清晰得惊心动魄。
从杜鹃花到杜鹃鸟，是一个人长长的一生：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老去的人叫李白——在中国，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人格精神的代表与象征。
其时，李白已进入人生的最后时光。一年之后，他将在长江之滨的一座小城孤独死去。
临终前，他写下绝笔《临路歌》。诗里，他又一次用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比。他悲哀且不甘地承认，由于时运不济，大鹏从中天陨落了。他自信，像他这样的天才，将“馀风激兮万世”，只是，人世茫茫，后代还有谁能像孔子识别不世出的麒麟那样，为他这只大鹏而哀伤追怀呢？
李白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他逝去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的名字从未被人遗忘，他的诗文被一代代读者传诵，他赞叹过的山川，后人一次次登临并临风怀想。重访李白之路，庶几，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个更真实更生动的李白。
故乡：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三月的大地被几场细雨唤醒，成都平原春深似海。
灰白的高速公路笔直伸向远方，阳光下，发出质地坚硬的白光，像一柄长剑，把无边无际的油菜花一剖为二，而连绵的花香和忙碌的蜜蜂，又试图把它再次缝为一体。
为了李白，我又一次从成都前往江油。江油是四川盆地北部一座安宁的小城，视野尽头俱是青黛的山，仿佛要向所有到达这里的人暗示：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在此过渡。涪江和昌明河为城市带来了生机，一年四季，绵绵流水总是不慌不忙地从城中流过。当油菜花从眼前消失，接踵而来的是碧绿的杨柳，它们在春风中苏醒。
新世纪之初，当我第一次来到江油时，它的宁静和古老让我惊讶：早上走出宾馆，从杨柳夹岸的街道那头，竟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抬头看，是一匹吃苦耐劳的矮种川马，在一个农夫的驱赶下，拉着一车水灵灵的蔬菜往农贸市场而去。如果不是宾馆高大的楼房，你会以为时光重新回到了唐朝，一个叫李白的少年很可能就从马车背后飘然而过。
在江油，几乎所有我熟悉的人——至少30个——都众口一辞地说：李白就是江油人。江油出生，江油成长，直到24岁才离开。
与之相应的，是不少学者的另一种意见：李白是5岁那年随父来到昌明的——昌明是唐代的一个县，后改称彰明，再后来合到江油。李白的出生地，不在江油，甚至不在今天的中国，而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即使李白真的不是出生在江油，而是中亚古城碎叶；即使他真的5岁才随父迁居昌明，到24岁永别家山，他在江油仍然长达20年，江油仍然是他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20年里，李白在故乡读书——偶尔也到附近州县走一走，顺便修道、学剑——一流的诗人外，他还是二流的剑客和三流的道士。
青莲是江油以南的一座小镇，唐时，名为青廉，地处绵阳到江油之间。零乱的街道散漫地分布在涪江冲积成的小平原上，大多是两三层的小楼，在中国的乡镇乃至一些县城随处可见，似乎出自同一个想象力贫乏的建筑师之手。
李白生活了大约20年的故居陇西院，就在青莲镇外的一座小山脚下。如今，由于发展旅游，山上建了一座高大的仿古建筑，名曰太白楼。楼下，是一方方题刻着李白诗作的石碑。宽阔的游客中心和人迹稀少的停车场，把记忆里原本曲径通幽的陇西院衬托得很微型。
就像许多名人故居其实都是后人通过追思与怀念新建的一样，李白故居也不可能是唐代的初版——李白离家数十年后，陇西院沦为寺庙。宋代，首次重建。明清鼎故之际，四川遭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几乎所有老建筑都毁于兵火。今天，我看到的陇西院是清朝乾隆年间所建。
总体上说，李白并不是一个有多么厚重乡土观念的人，他甚至很少怀念故乡，他生命中的那份豪爽与洒脱，决定了他是一个唐代的暴走族，他的根在远方，诗在远方，梦想也在远方。只是，如同任何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都有涓涓细流的源头一样，李白这条大河的源头就在江油。
得天地英才而育之，这是江油的幸运。
陇西院是一座川西民居风格的三合院，院子里，有一间李白书房――当然也是后人想象的产物。书桌上，陈列着笔墨纸砚，一把硬木椅子放在桌前，灰尘让它有一种历尽沧桑的错觉。这些文人书房里最普通的必需品指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时代。当它们各自散落时，它们是普通的，也是廉价的，但当人们把它们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它们又是华贵的，特殊的。面对历史的忘川，后人的确需要用许多模拟之物，去假想天才和一个时代的紧张与松弛，光荣和梦想。
站在小小的书房前，春天的午后有一种令人眩晕的寂寞与感伤：恍然之间，你会以为那个叫李白的少年才刚刚出门，或许在溪边看桃花李花的风景，或许在山上放一只扎了彩带的风筝。总之，你没感到岁月已经流逝了1300多年，你也没感到那个叫大唐的时代早就杳如黄鹤。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许多年后，当李白因永王之乱被流放夜郎时，客居成都的杜甫又一次怀念他毕生敬重的老友，并为他的命运担忧。他希望，漂泊天涯的李白，能够在暮年重归故里，重归昔年读书的匡山。
查《江油县志》可知，江油市区西北面的匡山，因“山石方隅，皆如筐形”，故名筐山；又因筐与匡同音，再称匡山。此外，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戴天山。从青莲到匡山，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据说李白就是沿着这条曲折如蛇的小路，往来于陇西院和匡山书院。一来一往的时间长达十年，小径经行的村落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都见证了那个稚嫩的少年，如何一天天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
今天，通往匡山的路依旧崎岖。山不算高，林不算茂，风景却有殊胜之处。三月的微风暖如熨斗，吹得人心里发痒。远远的农舍隐在大山的皱纹里，偶尔传出一两声温柔的鸡鸣狗吠，旋即又淹没于无边的宁静中。
李白的读书处在一座寺庙内，唐时称为大明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龙安知府蒋德钧感于李白匡山读书旧事，发起乡绅捐款，重建匡山书院。匡山书院最好的模范当然是李白，因此原有的李祠、太白楼、双杜堂和中和殿也联为一片，成为当地最具人文气质的地方。然而，蒋知府的善举没能长久地维持，时过境迁，高大的建筑早就沦为残垣断壁。
我前往匡山走的是公路。由江油市区西出，沿302省道行驶几公里后北折，不远处那些耸立的黝黑山峰就是匡山，父老口耳相传的李白读书台，便在其中一座山顶的平旷处。
李白出川前的诗作只留下不多的几首，其中一首写他去拜访山中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我眼前的匡山依旧森林密布，山道崎岖，虽然没有野鹿踪迹，但带露的桃花，飞挂的山泉，云中的翠竹却比比皆是。
这首诗也暴露了李白的秘密：从少年时起，他就对修道十分感兴趣。培养了李白这种兴趣的，固然有李唐推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也和江油境内的一座道教名山不无关系。
道教名山即窦团山。
与匡山相比，窦团山名气大得多。虽然只有区区几平方公里，却因奇险闻名。远远望去，三座山峰笔直冲向蓝天，除了其中一座有小路可蜿蜒而上外，另外两座均无路可通。三座山峰之间，架设着沉重的铁索桥。方志表明，早在李白的时代，铁索桥就有了。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新的铁索。最近一次更换是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近三百载光阴后，今人已经不知道祖先是如何在又高又陡的悬崖上架设铁索的了。
窦团山原名团山。唐代之前，山上就有不少道观，旺盛的香火和虔诚的香客，使这一脉既不算高、也不算大的山远近闻名。唐初，彰明县主簿窦子明弃官隐居山上。据说他苦心修炼，后来得道成仙。为了纪念窦神仙，团山更名窦团山。
李白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但他毕生好道，求仙得道曾是他念念不忘的追求。
道教圣地近在咫尺，李白与窦团山相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与描绘读书十年的匡山不同，李白给窦团山留下的诗作只有短短十个字，甚至不能称为完整的作品，更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片断：
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
相较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佛教，产生于我国本土的道教追求的是修炼成仙，白日飞升。普天之下，得道升天的事谁见过呢？不过，对李白这种浑身长满浪漫主义骨头的诗人而言，道教的追求却天然地契合了他生命中的浪漫元素。
那位居住于戴天山的李白访之不遇的道士不详其人，另一个道士却对青少年时的李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就是盐亭赵蕤。
赵蕤长李白42岁，二人的年龄相当于祖孙的差距。几十年里，尽管朝廷多次征召，赵蕤俱不应。他隐居蜀中，潜心道术、帝王学和纵横术。作为他最得意的弟子，李白悉数继承了赵蕤的衣钵——不仅思想，还包括人生观和处世态度。是故古人把师徒并称为蜀中二杰，所谓“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李白初访赵蕤时，令他感到非常神奇的是，赵蕤养了上千只不同种类的鸟儿，他一呼唤，鸟儿就会飞到他身上——不久，李白也能像老师一样和鸟儿打成一片了。
中亚富商的家庭出身，汉夷杂处的生活环境，长途迁徙的童年漂泊，熟读儒家经典的少年时代，学道击剑的青年时期……诸种落差巨大的生活，造就了李白复杂甚至对立的性格：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好文又尚武，既醉心山水又热爱红尘，既好高骛远又脚踏实地，既乐观豪迈又忧郁敏感……总之，他是唐代诗人中罕见的异数。其他诗人太像诗人，如杜甫、王维、孟浩然，而他更像一个闯入诗坛的侠客、醉汉、浪荡子和道士，同时还是一个满怀政治热情的治国空想家。
终其一生，李白一直在儒与道之间摇摆。当人生出现顺境和希望时，他立即豪情万丈，仰天大笑出门去，相信或者说幻想他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尔后功成身退，像范蠡那样浪迹烟波五湖。然而，一旦现实不顺，挫折当头，他马上回到了道家，修仙炼丹，寄情山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飘飘然如方外之士。
已故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认为，李白“的确想当一当宰相，把天下治得太平，功成身退，就学范蠡和张良。这是在他一生的诗文里都一贯地这样表示着的。可是他也有学道的心，想当神仙，那也是同样很诚意的。在他政治的热心上升时，他就放弃了学道；在他政治上失败时，他就又想学仙；自然，他最后是两无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他的从政，的确有种抱负，那就是要治国平天下，所以做官要做大的，同时也不只是功名富贵的个人享受就满足。这一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愿望，是他在壮年时形成的。这一种学仙与从政的根本矛盾，此后支配他一生。”
我以为，李先生的论述相当精准。李白大约属于○型血，激情四射而又容易感到倦怠，热情似火而又无法持久。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得有些任性的人。
不过，在江油时，李白才20出头，还没遭受过任何人生挫折，不可能像老师赵蕤一样隐居山林，以野鸟琴书为伴。他要出山，要建立一番不世的功业。
自唐以降，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想释褐做官，似乎只有科考一途。但唐代科举成型未久，虽最为重要，但尚有其他道路可走。比如举荐，比如献赋。
京师重臣或封疆大吏一旦向朝廷举荐，常常事半功倍。至于献赋，那是汉代以来的惯例。如杜甫屡试不第，先后两次献赋，终因《三大礼赋》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不仅举荐和献赋可得官，甚至隐居有名也可得官，如称赞李白仙风道骨的司马承祯，他隐居天台山，名气甚大，从武后起，朝廷就屡次征召，死后还追赠银青光禄大夫。
要想获得举荐，就必须干谒。在唐代，为了获得达官贵人举荐，读书人——尤其是以诗文擅长的诗人，几乎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干谒。
干谒的字面意思是有所企图而求见显达者。具体到唐人干谒，就是为了在科场胜出或是直接入仕而拜访显达者，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才华，赢得好感，得到举荐。为此，甚至产生了一种称为干谒体的诗歌品种——说白了，这些文辞典雅的诗作，类似于当代的自荐信。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皆如是。
李白的干谒生涯自19岁开始。那是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春天。当匡山上的草木又一次吐出亮晶晶的新芽时，他前往彰明以南的成都。在成都，他拜访了益州长史苏颋。苏曾官至宰相，是一个温厚的长者。按李白后来的说法，苏很赏识他，指着李白对手下官员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如此，苏颋却没有举荐他。不知苏颋是出于客气才待李白以布衣之礼，还是多年后李白的追述有所修饰？
拜访苏颋没结果，李白又沿着成渝古道去了渝州（重庆）。在渝州，他拜访了刺史李邕。李邕之父李善乃《文选》的注释者，此书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年轻学子使用的教材，李邕本人则是知名书法家。但是，李邕对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礼貌而拒绝——他令手下一个复姓宇文的官员把李白打发走。
成渝干谒，李白唯一的收获就来自宇文——他送了满脸失望的李白一只桃竹制成的书筒。
冬时，李白重又回到家乡，回到匡山，并在诗作里流露出归隐林泉、终老青山的念头。其实，李白才20多岁，所谓归隐，所谓林泉，俱不可能落到实处。就像几百年后侯方域下第，煞有介事地写文章表示从此杜绝儒士，闭门隐居一样，皆不过是有口无心地发发牢骚而已。
远方：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天文学上有个词叫红移，意指光源远离观测者时，观测者接收到的光波频率比其固有频率更低，即向红端偏移，故称红移。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中的其他星体都在红移。也就是说，从浩瀚的空间看，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变得越来越孤独，因为所有星体都在远离我们。
如果把红移这个词借给历史，历史上的人和事也同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红移。祖先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的呼吸和欢笑早已在风露中凝固。他们曾经的苦难与欢乐，以及难以逾越的艰难苦恨，到如今，都不过是旧籍里了无生意的文字。
幸好，依凭文字，我们也许还能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关于李白，我们也只能依凭他留下的几百篇诗文以及同时代和稍晚者的记述，而我一直相信，对这些先贤人生轨迹的重访，尽管由于时过境迁，很多地方不仅名字变了，甚至连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但仍有可能让我们在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时，更多一些真实与妥贴。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24岁。春天，他买舟东下，写下了平生第一首民歌风的作品：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按古人说法，人生的机缘与遭遇是前定的，于诗人，就有诗谶一说——诗人灵感所至写下的诗句，完全可能在日后兑现，成为他们对命运的自我预言。李白这首《巴女词》似乎就有诗谶的意味：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是啊，远去的巴蜀儿郎，你几时才会回来？终其一生，除了流放夜郎时溯江而至巫山外，李白漂泊的脚步如同暗夜远去的灯盏，再也没照亮过沉寂的故乡。
检阅李白留下的全部诗文，回忆故乡的篇什并不多，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那些忆起故乡就涕泗纵横的诗人相比，李白对故乡似乎缺少更多的眷爱。我曾经奇怪于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却更有勇气踏上漫漫征途。他们壮岁的游历，动辄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山川阻隔，故乡和亲人杳如黄鹤，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匆匆上路了。长亭与短亭之间，名山和大川之间，古人意气风发的样子令人嫉妒。
反观今日，古人一年半载才能走完的路，飞机几个小时就可安然抵达，但多少现代人有过诗意的远行呢？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今人虽交通便利，可几人能重复太史公的足迹？对古人来说，渺不可知的远方不仅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方式。
李白的轻舟在开元十三年春天驶出了故乡巴蜀，东去的浪花顶托起那叶小小的木船。江流浩荡，春暖花开，眼前的景象令第一次出远门的李白心旷神怡，他的内心深处是否天真地认为：从此，人生之路也将顺水行舟一样写意而美满？
出川后经停的第一站是江陵。在江陵，李白认识了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很有好感，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还年轻，既没名气也没影响，除了梦想和才华一无所有。司马的称赞对李白便很重要，好比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表扬往往会改变他的人生一样，司马的表扬也令李白激动。为此，他写下了《大鹏遇希有鸟赋》，把自己比喻为大鹏，把司马比喻为希有鸟。那只李白想象中“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大鹏，从此成为李白坚定不移的精神自况——终其一生，他是如此渴望像大鹏那样搏击云天，扶摇万里。
黄鹤楼向来被看作武汉的地标，它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和山西鹳雀楼并称中国四大名楼。初次漫游的青年李白由江陵来到江夏（武昌），耸立于长江之滨的黄鹤楼，自然不会忽略。
今天的黄鹤楼是一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尽管竭力修饰出古意，但粗糙与仿冒感依然扑面而来。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自然不是如今的样子，甚至也不在如今的位置，而是更靠长江——20世纪修建大桥，黄鹤楼楼址作了移动。我曾看过日本人常盘大定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黄鹤楼。它矗立在一大堆高高低低的民居中，虽然最高，却不像现在这样鹤立鸡群。当然，常盘大定拍摄的黄鹤楼也不是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这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名楼命运多舛，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灾难就像它的名声一样鲜有出其右者。1884年，黄鹤楼毁于大火，此后一百余年，黄鹤楼只是一个令人追思的遗址。我们现在见到的黄鹤楼重建于1985年。三楼一座大厅，墙上绘有众多登临黄鹤楼的名人，李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位。
登临送目，必然有诗。李白读了壁上所题的崔颢的七律后，竟然没动笔，感叹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个故事说明两点，其一，崔颢的诗的确好，至少这首黄鹤楼，令诗仙也扼腕称赞；其二，后人认为李白一生自负，几乎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以他对崔颢作品的表现观之，并非如此。
自从有了遥感技术，人类就得以从渺远的高空俯瞰自己的大地。对这些从太空发回的照片，我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原本辽阔的山河被浓缩到一张小小的照片上。虽然地图也能缩地千里，却没有遥感照片的真实具体。
在一千公里高空，当卫星对着中国大地拍摄时，我看到了一片赭黄中夹杂着一些淡蓝，淡蓝中的一个小分部，静静地淌在湖南北部。当卫星更靠近，这片淡蓝的小分部变大了，略似于一只扭曲的葫芦。这就是洞庭湖。
古人云：“四渎长江为长，五湖洞庭为宗。”意思是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水，数长江最长；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五大淡水湖，以洞庭为首。这不仅就洞庭湖当时面积最大而言，也与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这片浩荡的湖水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商隐、孟浩然、范仲淹等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即便在湖区不断缩减的今天，面积依然超过两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县辖地。
李白漫游的脚步数次抵达洞庭湖，他的目光几度注视八百里洞庭浩渺的烟波。
第一次是他出蜀后的壮游。在荆楚期间，他遇到了同样来自蜀中的友人吴指南，于是结伴而行，同游潇湘。
愉快的旅程很快因吴指南的暴死戛然而止。抚摸着同伴的遗体，李白大放悲声，他第一次感觉到生死如影随形。擦干眼泪后，他把吴指南暂葬于湖边，尔后东下。三年后，李白再次前往洞庭湖，把吴指南的遗体取出来，骨肉还没分离，他就亲手用刀把骨头剔下来，背着它徒步走了几百里，安葬在武昌附近。
很多年过去了，当李白不再年轻，他龙钟的脚步还将重合青春的脚步。那是他被流放夜郎遇赦后，他还会来到洞庭湖边，登临那座古老的楼。
就像黄鹤楼业已走进丰沛的中国文学史一样，岳阳楼的光辉也笔直地烛照千秋。自从开元初年张说在洞庭湖畔筑楼起，一千多年间，它多次遭受重创倒下，又多次倔强地重新站立。
时至今日，几度兴废的岳阳楼依旧屹立于洞庭湖边。登楼远眺，眼前还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描绘过的景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当李白初次登楼时，那种带着惊讶的喜悦在他诗里触手可及。是的，那时他还年轻，年轻得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年轻得有些目中无人。然而，命运始终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它最擅长的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多年以后，当年的翩翩少年须发如雪，洞庭湖仍旧水光接天。在与时间的比赛中，除了大自然，没有人能获胜。李白如此，我们亦然。
同为大诗人的杜甫一直是李白身后的小兄弟，这位命运比李白还要乖张的诗人，青壮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没有换来晚岁的安宁与幸福。相反，他的晚岁生涯甚至比青壮年时代还要凄凉。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李白已去世六年，杜甫也是风烛残年，要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亦将终结。那一年，杜甫登上了李白数次登临的岳阳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五律：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君山是洞庭湖无数岛屿中最知名的一个，从岳阳楼望过去，它像是在水天交接处浮动。虽然海拔不过几十米，面积也不足一平方公里，却是整个洞庭湖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最引人入胜者。
然而在李白看来，举目风景的君山还是不要为好——把它刬掉的话，湘水就畅行无阻地平铺远流了；整个洞庭湖倘若用来盛酒，足以醉杀无边无际的秋天。
奇特的想象不减当年。虽然遭遇了人生的种种苦难与不测，李白依然葆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之心。与杜甫的沉郁悲壮相比，李白把人生的苦难统统过滤掉了，他让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的瑰丽与想象的高远。
暂厝了吴指南后，李白独自上路。种种迹象表明，李白此次壮游有一个大致的目的地，那就是剡中。当他从湖北境内又一次出发时，他在诗里写道：“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剡中是哪里呢？即历史上的剡县，也就是今天浙江嵊州及周边地区。这一带山海相接，景色清幽，尤其自魏晋以来，高人逸士多汇于此。如李白一生最敬佩的先辈诗人谢灵运，其家族就在这里有大片庄园。
李白并不是直奔目的地而去的。他顺江东下，一路走走停停。首先，来到庐山，在感叹了庐山瀑布乃银河落九天后，来到金陵，即今天南京。关于金陵，或者说南京，作家叶兆言的说法深合余意。他说，“南京在历史上不断地被破坏，被伤害，又不断地重生和发展，这个城市最适合文化人到访。它的每一处古迹，均带有深厚的人文色彩，凭吊任何一个遗址，都意味着与沉重的历史对话。”
一生中，李白多次前往金陵，也多次凭吊不同的江山遗迹。流放夜郎遇赦后，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李白又一次来到金陵，他登上了一座著名的古台。那就是因他的诗篇而名扬至今的凤凰台。
凤凰台的得名，据说是南朝刘宋时期，有三只凤凰飞临城西的小山。为了纪念这一祥瑞，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台，称为凤凰台。凤凰台所在的小山，称为凤凰山——今天南京南部的百家湖边，有一座圆形高台，上面树着三只巨大的红色凤凰雕塑，人们把它称为凤凰台。但它并非李白所游的凤凰台。李白的凤凰台遗址在夫子庙西侧的秦淮河畔——更具体的位置，有人说在一所校园内。那年，李白登罢凤凰台，留下了七律：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人生的种种不得意让豁达的诗仙也未免愁闷滋长。当他历尽沧桑，脚步遍及大半个中国却一无所获时，他终于生出了三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恍惚。
不过，第一次到金陵时，李白还年轻，有的是时光，有的是金钱，也有的是豪情和酒兴：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南京之后是扬州。扬州之后，李白深入剡中。镜湖、若耶溪、王右军故宅，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屐痕。726年晚秋，李白从剡中回到扬州，兴尽悲来，陷入了此前很少有过的忧伤中。原来，年轻的他，因家境殷实，带着大笔盘缠，甚至还有一个书童随行服侍。一路上，他纵情挥霍，“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么一笔巨款，除了自己消费，还仗义疏财：“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没想到，这么大手大脚，很快就千金散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雪上加霜的是，钱花得差不多时，人也病了。窘迫中，他突然怀念他的老师赵蕤。然而老师远在故乡，根本没法帮他。
最终，帮李白的是一个叫孟荣的朋友。孟荣系江都县丞，李白尊称他孟少府。孟少府给了李白一笔钱，并请医生为他诊治。在病中，豪放的李白也变得敏感，那个深秋的夜晚，他独看天上明月，不由思念故乡，以及故人的亲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着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孟少府不仅解了李白的燃眉之急，还为他指明了另一条更长远的路：他给李白介绍了一门婚事。他觉得，26岁的李白应该结束漫游成家立业了。
李白听从了孟少府的建议，于727年春天离开扬州。烟花繁茂的江南远了，他的客船溯江而上，去往一个叫安陆的小地方。
蹉跎：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十多年前，围绕谁才是名副其实李白故里，江油和安陆有过一次影响甚大的争论。我的朋友老蒲是当事人之一，说起此事，至今犹自愤愤不平。在这个江油人眼里，只有江油，才是货真价实的李白故里。当年工商部门却判定：安陆使用李白故里不侵权。之后不久，甘肃又提出李白故里在天水——加上吉尔吉斯坦，李白故里一下有了四个。其情其景，让人想起古稀之年自杀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的感叹：“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则一针见血地说，“李白就像一个大蛋糕，每个人都想分一块。即使李白现在没有死，我想他自己也会笑死的。”
是的，犹如许多在世时不为人重，死后却被封神的大师一样，李白亦如此。同样的例子，梵高在阿尔发疯，可怜的他用剃刀割下一只耳朵，作为礼物送给一个妓女。阿尔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将梵高赶走。而今天，阿尔却以梵高而自豪。
人类的悲哀就在这里：必须等到那些怀才不遇的大师已成为天地间的过客后，才会在怀念与伤感中想起未曾把他应得的景仰与尊重给他。凯撒的归了凯撒，上帝的归了上帝，大师的却没有归大师。
如同江油一样，安陆也是一座小城。历史上，安陆忽而称安州，忽而称安陆，忽而为州治，忽而为郡治——不论哪一种，大多时候，其行政级别都比今天的县级市要高。并且，唐宋时，安陆处于繁忙的交通线上，它“北控三关，南通江汉，居襄、樊之左腋，为黄、鄂之上游。水陆流通，山川环峙。”
江汉平原边缘的安陆，其西、北和东北都是隆起的山地。如果从空中鸟瞰，平原与山地交错，就像一个人摊开的手掌，掌心是平原，指头是山地。
同样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出了安陆城，向西北而行，不到二十公里，就进入了翠黛的山中。
山名白兆山，但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碧山。不仅碧山更富诗意，并且，它本身就来自李白在这里写下的一首诗：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如今的碧山，或者说白兆山，建成了李白文化旅游区——当然，必须的标配是纪念馆。纪念馆是供人凭吊和缅怀的，而眼前的青山绿水，尽管和唐时相比肯定有了变化，但应该大体相差不多。一千多年前，李白从扬州来到碧山，居于山中。不久，他按之前孟少府的介绍，作了许家的女婿。然后，又回到山中。
许氏是李白一生中有据可考的四个女人之一。这四个女人，分别是两位正室，即许氏和后来的宗氏；另两位没有名份，仅为同居关系，一个姓刘，称刘氏，还有一个姓也没留下，因是鲁郡人，后人称鲁妇。
安陆周遭几百里，许家都是声名最显赫的官宦世家。许氏的祖父许圉师曾官至宰相，许圉师的父亲、祖父、曾祖以及儿子，也做到了刺史一级。许圉师的六世孙——算起来，比李白晚三辈——乃晚唐著名诗人许浑，“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他的名句。
可以说，李白一生都在寻找前途，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寻找前途。按理，唐代科举已成型，学而优则仕乃社会共识，李白应该像他同时代的王维、崔颢、祖咏、王昌龄等人那样应科考，在金榜题名后取得入仕机会。奇怪的是，李白从未参加过科考。
原因其实很简单。唐朝规定：“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得参加科考，李白的商人家庭出身，决定了李家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连科考的资格也不具备——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其社会地位反倒不如一个躬耕垄亩的农夫。但重农抑商的时代确乎如此。只有农业才是本，其它都是末。
所以，对王维年纪轻轻就高中状元，李白只有羡慕的份儿。他必须另谋出路，另辟蹊径——这蹊径竟然一辈子也没有辟出来。他一生都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中循环，直到垂垂老去。
无论怎么看，李白的两次婚姻，都带着浓厚的功利色彩，正是他试图另辟的蹊径之一。
许家累代官宦，许氏的祖父更是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李白一介布衣，出身卑微。这样的婚姻，显系高攀。作为对高攀的回应，许家并不让李白娶走许氏，而是入赘许家。
赘的本意指多余之物，入赘就是男子就婚女家，相当于女家的多余之物，称为赘婿。在我老家四川南部，入赘称为倒插门，为人鄙夷。绝大多数时代和地方，赘婿地位都很低下。不仅自己要随女家生活，生下孩子，也要随女家姓。秦朝时，常把逃亡捕获者、商人和赘婿抓去服徭役。如《史记·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尽管赘婿名声不好，地位低下，唐代却很流行——其中很大一部分赘婿都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末达者，亦多乐于就赘，藉为趋附之梯。”
李白也希望通过入赘许家，获得一张趋附之梯，从而实现他自比管、乐和诸葛的政治理想。
入赘许家前，李白去了一趟距安陆不远的襄阳。襄阳位于汉水中游的唐白河汇入处，交通极为发达。水路而言，从襄阳出发，既可溯汉水达陕西，也可顺汉水进长江，还可逆唐白河上中原。陆路而言，襄阳是南襄隘道和荆襄驿道的连接点。水陆枢纽的便利，为襄阳赢得了南船北马交集地的美誉。与襄阳城一江之隔的汉水东岸，有一片连绵的低山，望之蔚然而深秀。李白时代，山中住着一个著名隐者，即田园诗人孟浩然。
李白由安陆到襄阳，就是为了拜访孟浩然。其时，比李白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已是成名大诗人，作品风靡天下，骄傲如李白，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敬仰：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查李白全集可知，他一共为孟浩然写了五首诗。孟浩然集中，却找不到回赠李白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孟浩然在李白心中的崇高地位——因为，隐逸的孟浩然，其实代表了李白人生目标的另一半——一半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一半是功成身退，弄舟江湖。孟浩然，正是后一半的代表。
见过孟浩然后，李白回到安陆与许氏成婚。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了，算是标准的晚婚青年。
李白对许氏的颜值很满意。他带着新婚妻子到安陆南边的应城泡温泉，并称赞许氏“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但是，新婚燕尔的李白似乎并不快活。不快活的主要原因是许氏的堂兄对他充满敌意，不断诋毁他，算计他。李白只好说服许氏，从城中的许氏大宅搬到白兆山。
李白希望借助许家人脉进入仕途的梦想，最终看来，也只是梦想罢了。唐代以安陆为中心，既设置过安州，又设置过更重要的安州都督府。按李白后来的自述，首任安州都督马公很欣赏他，“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并对手下长史李京之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而“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句句动人”。
李白的自述有夸大嫌疑。首先，马都督乃一介武夫，尽管好文，未必真的发自内心推崇李白。且马公身寄封疆，原本有权向朝廷推荐李白，而这也是李白干谒他的目的，马公却没有这样做。不久，马公调离。按李白的说法，马公的长史李京之，曾听到过马公对他的称道，但李京之对李白却没什么好感——甚至，李白还曾为一点小事得罪他，令李长史耿耿于怀。
李白毕生好酒，几乎是饮者的代名词。在安陆时，一天晚上，李白与友人喝醉了酒，午夜才回家。路上，他看到李长史的车驾，冒失地冲上去想打个招呼，不想，马受了惊，差点把李长史丢翻在地。李白的冒失行为，不仅冲撞长官，而且违反宵禁。当然，由于许家的声望和李白本人的名气，他没有受皮肉之苦，却不得不写了一篇低三下四的书信向李长史认罪。这就是收录在李白全集中的《上安州李长史书》。
大多数人固有印象里，李白不畏权贵，狂放不羁，用杜甫的说法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读了他给李长史的信，这种印象将为之颠覆——你甚至怀疑，这些诚惶诚恐的文字，真的出自李白之手吗？他在信中自贬妄人，“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偶然遇到老朋友喝高了，不小心冲撞了长史车驾，只有“敢昧负荆，请罪门下”。如果李长史原谅他的“愚蒙”，“免以训责”，那他将不惜性命回报，以此“谢君侯之德”。
卑辞曲意的信使李白免受了李长史的训责，但也使李白在后人印象中大大减分。幸好，此事不久，李长史调离了，裴长史来了。李白赶紧又给裴长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向朝廷举荐自己。
给裴长史的信中，李白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不无夸大地自我表扬了一番。然后是对裴长史的吹捧，这些吹捧今天读来仍感肉麻：“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
吹捧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但即便从李白带有褒义的描写看，裴长史也非善类：“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差不多就是一个不理政事，天天狂喝滥饮，左拥右抱的酒色之徒。到了李白的笔下，他不仅“贵而且贤”，更有甚者，李白还编造民谣把吹捧进一步深化：“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将华轩”——颇像他后来吹捧韩朝宗时编造的另一句民谣：“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无须为尊者讳。海子诗云：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来浇灌家园。古今中外，概同此理。我猜李白写这些比等因奉此的公文更无聊的作品时，心情多半是恶劣的――公文至少不用肉麻地放弃尊严吹捧长官。但李白必须写，他企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带来转机。
转机却没到来。裴长史毫无反应，李白又一次失望了。
李白留下的作品中，有一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散文，却最能体现他的人生态度。那就是《春夜宴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在桃李芬芳的园子里饮酒赋诗，兴尽悲来，叫人想起人生的短暂和世界的偶然，最后，只有劝君更进一杯酒。情绪的起承转合，意境的大起大落，于李白的一生，都能找到佐证。
这座美丽的桃李园就在安陆，这里见证了他的快乐和忧愁。这时的李白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古人寿命不比今天，而立之年不再年轻。然而功业未建，只能写些不能安邦济世的诗文，这于从小就渴望出将入相的李白而言，桃李花开的春夜未必尽是欢乐。或者说，欢乐的尽头是莫名的忧郁。
安陆这个小地方看不到希望，那就只有去首都长安了。就像在给裴长史的信中说的那样：“西入秦海，一观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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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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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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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偌大的别墅里，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唯一的客人是李白。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女道士。当然，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因为，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
李唐重道教，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公主中间，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甚至出家做道士。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同父同母，地位显赫。年轻时，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后来赐号持盈法师。终南山中的别墅，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拿着许氏的信，找到许家一位远亲。远亲官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给李白出主意说，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不妨找找他。张说身居高位，文章驰名天下，受封为燕国公，与许国公苏颋——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已经64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海上钓鳌客。
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问他，你要钓鳌，请问用什么做线？用什么作钩？
李白侃侃而谈，回答说以虹霓为线，以明月为钩。
张说又问，用什么为饵？李白答，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虽然没有举荐他，但把儿子张垍介绍给了他。张垍不仅是相门公子，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
张垍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那个热心修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她十分喜欢王维的诗，王维借助她的力荐，一举中了状元。对这些京城往事，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
所以，当张垍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墅时，李白充满期待，他甚至能感觉得到，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他即将跨上彩虹，一步登天——从年轻时起，他就不屑于像普通官员那样一步一迁、按部就班，而是立志要像管仲、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立抵卿相。
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李白为尚未谋面的公主写诗，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想象她修仙习道，行踪无定，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神秘莫测。
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然而，一等数十天，玉真仙人毫无踪影。后来，他从看守别墅的仆人那里得知，事实上，玉真公主已经一两年没来过了。失望之余，李白隐约感到被张垍骗了，可他只能给张垍寄两首诗，含蓄地发发牢骚。张垍没有回应他。李白只好离开。“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的终南山恍如梦魇。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与唐代其他诗人如杜甫、高适、李商隐、韩愈等人相比，李白的确更热衷山水。他的热衷山水，既有因好道而“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成分，也有发自内心对或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
从终南山下来，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坊州等地，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心情稍稍平复后，他重返长安。意外的是，许氏远亲避而不见，张说去世了，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
幸亏在坊州时，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靠这笔钱，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大约干谒无门，这一时期，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为此，他遭遇了北门之厄。
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李白虽会剑术，然寡不敌众。正在危急时，陆调纵马奔来，把李白救走；旋又报告官府，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
经此波折，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不仅对长安失望，甚至，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他在《行路难》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方面，他安慰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另一方面，他又仿佛看破红尘，心灰意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的一生，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731年暮春，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不过，他没回家——尽管在长安期间，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但是，他不想回家，也无颜回家。毕竟，在长安一无所获，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无论是真关心的惋惜，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
李白向东而行，经东都洛阳，折向东南而至宋城（河南商丘）。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梁园。关于梁园，还有一段题外话。十多年前，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看到一座门坊，上书：梁园。开封不少地名，也冠以梁园或梁苑，如梁园小区、梁苑小学。甚至，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也称梁园在开封，就在古吹台一带。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甚受其母窦太后爱怜，地位尊贵。受封梁王后，建都睢阳，即商丘。梁王在世时，建造了一座方圆达300里的园林，称为东苑、兔园，后人称为梁园，或梁苑。梁王雅好文学，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枚乘等招至麾下，出没于梁园。
那么，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尽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开封，但更多迹象表明，梁园其实在商丘。因为，商丘才是梁国都城，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距王城却有100多公里。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然而到了故址一看，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吹一同消失。池水干涸，古木幽森，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既然人生如此，世事如此，他只好“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其间的意绪，颇像古人目睹“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之无常，亦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感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不如及时行乐，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因此在诗的结尾，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它虽无甚名气，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颍阳到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李白交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有一种说法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应约相见，要么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并结为知交。聚会结束后，李白不得不回安陆——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为期3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一年多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
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不过，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
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这个名字，来源于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由老城村向北，几公里外，黄河日夜东流，大桥西侧，耸立着一座高塔，塔身竖列红色大字：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
由标志塔上溯20公里，便是黄河的最后一道峡谷：小浪底峡谷。出此峡，黄河进入一马平川的下游地区。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口。汉语里，津就是渡口的意思。那么，孟津古渡在哪里呢？主流说法认为，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间的扣马村。
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据说是武王伐纣时，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村子里，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一方石头上刻着“商夷齐扣马地”。当地人说，老屋是明清时的夷齐祠旧址。
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他只知道，要前往太原，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
扣马村外的黄河，平缓宽阔，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唐时，供人们过河的，不是船只是浮桥。当时，利用水中沙洲，建成了两道浮桥，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维护浮桥计有水手250人、木工10人。严耕望认为它是“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由南而北，大约再步行两三天，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
那便是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呈东北-西南走向，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有一年4月，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沁阳往北十多公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当年，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1000多年过去了，公路斗折蛇行，时而爬上半山，时而跌进山谷。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年久风化后，坚硬的石头缝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
与残留的古道相比，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羊肠坂的得名，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有如羊肠。
查史料可知，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却因扼京洛之咽喉，加之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曹操的《苦寒行》就写于此：“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很多年后，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
北游太原时的李白，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诗名却已遍及海内。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李白诗作表明，他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其间，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更多时候，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曾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
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晋祠里，一株斜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自周朝时被栽种于此，它已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2600年以上——即便李白时代，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了。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只是，有可能，那时，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
在太原，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李白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他认为，如果从军，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甚至博个封妻荫子。
元演制止了他。元演告诉他，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他的父亲守边多年，早该调回内陆，可因朝中无人，很可能就终老太原。元演的父亲如此，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
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一年多后的初秋，李白辞别元府尹。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银两之外，还有一匹五花马，一件千金裘。归往安陆途中，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并经元丹丘介绍，结识了新朋友岑勋。李白与元、岑二人痛饮之余，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将进酒》。诗里，他不无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功名：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一入长安与二入长安之间，有12年的间隔。李白从30岁到了42岁。
40岁前后两年，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人们常说哀乐中年，其实，以哀为主，以乐为辅。或者说，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从太原归安陆后，李白罕见地在家待了一年。读书、写诗、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他很快就“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担心岁月流逝，马齿徒长而功名未就。毕竟，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年近不惑，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龄。
38岁那年，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他先后在南阳、颍阳、宋城、下邳、扬州、杭州、温州、荆州、襄阳等地，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陪他们喝酒，为他们吟诗、作文，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努力推销自己。
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为此，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圆”，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根本不准备落到实处。
39岁那年，李白作了父亲，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41岁那年，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
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这年，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很可能要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
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此前，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痈疽的毒疮——现代医学认为，这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不料，王昌龄来了。诗友相聚，免不了觥筹交错。要命的是，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鲜，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鳊。纵情之下，孟浩然忘了医嘱，大吃特吃。于是，悲剧了，“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而终。
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那么，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李白结束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安陆岁月。这个人，就是许氏。许氏出身高门，自与李白婚后，聚少离多。当李白漫游天下时，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许氏既死，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对安陆这座小城，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兴趣。李白搬迁了。目的地是山东鲁郡，即山东兖州。选择鲁郡，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到了鲁郡，在族人帮助下，他在瑕丘（今济宁市兖州区）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购了几亩地，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并且，最令李白愤怒的是，同居后，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竟然跟人私奔了。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40，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奴婢眼里无英雄，奴婢眼里也无诗仙。
郁郁寡欢中，李白去了一趟嵩山。那里，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今天，从兖州到嵩山，高速公路400多公里，驾车约5个小时，但在李白的唐朝，至少要耗费十几天。餐风露宿半个月，李白赶到颍阳山居，不是为了聚会，而是为了告别——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
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从兖州到嵩山，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
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向朝廷举荐他。
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次年秋，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他一边杀鸡酌酒，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此时，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否则，李白出游时，谁来照料年幼的孩子？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而失态：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无论什么时代，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早春二月，燕子斜飞，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斜视的目光。
1961年，经过4年多的发掘，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20世纪的阳光下。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极盛时，这里的居民至少在200万以上。
发掘证明：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70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5倍。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
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朱雀大街的宽度，考古实测为155米，足以并行45辆马车。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条平行大街，与14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每4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用了这样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顾炎武感叹：“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学者周时奋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后来证明，他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第一次，他失败了；第二次，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所以，他几乎算成功了。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论才气或名气，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若论爽快与真性情，贺知章却名列前茅。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结识了贺知章。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灵犀相通。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比李白大了42岁，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他不仅年龄大，社会地位也高，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他在朝50年，耳濡目染，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却很深。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既得意又感动。后来，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李白为他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他不无动容地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纵情诗酒中，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从有关记载看，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李白进入大殿后，李隆基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然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只要有一才一艺——斗鸡养狗、写诗作画都算——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严格地讲，它根本不算官，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其情其景，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
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
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这年春天，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一时间丝竹如云，清歌如雨。唱得欢快时，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如此良辰美景，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
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他只赞美女人——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
坦率地说，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力透纸背，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文人要想安身立命，难免写点遵命文学，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
二入长安，前后3年，近2000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
翰林供奉位置尴尬，地位低下。这不是李白要的，更不是李白的理想。李白之前1000余年，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气话——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
3年的张望与待诏，3年的酒局与饭局，3年的烟花与落拓，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公时，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关节发出“吱吱吱”生锈的声音。
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这就是长安，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
之前，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以《送贺宾客归越》赠别——送一个80多岁的老者前往3000里外的故乡，既是生离，也是死别：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江湖：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
在我看来，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变得格外昂扬外露。大师也不例外。
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
即使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比如席勒与歌德，福楼拜与莫泊桑，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无端地，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那么李白身材修长，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有论者以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理由是杜甫写过10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长兄性格。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日后仍然会反复在李白心里中游荡，如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唐才子传》称他“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年轻时，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这么一干，名气却更大了。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因缘际会，出任蜀州、彭州等地刺史，官终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仕途甚为得意，以至《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那就是与杜甫相比，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友谊也有轻重。
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
天宝三年初夏，李杜初逢于洛阳。几场剧饮后，二人分手。不久，两人再次相遇，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三人一起漫游梁宋。
天宝四年春天，三人同游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说起往事，李邕一再致歉。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
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余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经“比你阔多了”。
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名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做吹台，一直沿用到今。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看来，当时世人眼里，李、杜、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庭。
李白、杜甫，还要加上一个高适，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杜、高同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高适告辞后，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此后，两人分手。过了不久，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为此李白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亦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公路延伸到山麓时，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石门山。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石门山并不算知名——当然，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易经·系辞》的话，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400米的小山肃然起敬。
那一年，漫游、剧谈和狂饮是李、杜的常态，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天宝四年深秋，分手的时候到了。此前一年多，他们也经常分别，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戛然而止了。
在石门山，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离，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如同春天的古树；李白将漫游东南，好似日暮的浮云。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诚哉斯言。对于告别的悲怆与隐痛，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石门一别，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在石门山，李、杜以一场酒告别——尽管他们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但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
石门一别，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交通极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办法。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首推写李白者。多年以后，杜甫在历经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世辛酸后，头发花白了，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这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诗题就叫《不见》，题下则注“近无李白消息”：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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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下）
特约撰稿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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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
黄河捧土尚可塞
北风雨雪恨难裁
石门别后，李白大病一场。有人认为是服食仙丹和饮酒所致。他剧烈咳嗽，精神委顿，并陷入对刚刚离开的杜甫的思念中。兖州城外，夕阳西垂，秋风劲吹，古木摇落，北方的深秋令李白更加愁绪满怀。几十天前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杜二应该到长安了。为了镜花水月般的前途，知音也必须天各一方，唯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一年，李白46岁了，即便是人均寿命远超唐朝的今天，这个年龄也标志着进入了人生下半场。李白12岁那年，唐玄宗即位，李白56岁那年，唐玄宗被唐肃宗尊为太上皇。也就是说，李白的一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唐玄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君王之一，既缔造了开元盛世，也导致了安史之乱。李白和他同时代的人，既有幸生盛世，也不幸遭遇离乱。他们见证了一个伟大帝国如何在风雨中转向。当李白的人生进入下半场时，大唐帝国的命运也进入了下半场。只是，李白没有察觉，唐玄宗也没有察觉。
病中，李白梦见了远在浙东的天姥山——很有可能，浙江绍兴人贺知章曾向他说起过这座缥缈的仙山。大病初愈，李白上路了。他又作了一次江南之游，足迹所到之处，江山固然使人流连，但令人伤感之事也一桩接一桩。
贺秘监祠坐落于绍兴市区的一条小街上，它本是祭祀贺知章的祠堂，后来成了绍兴贺家的宗祠。于绍兴贺家而言，贺知章肯定是一个足以令他们永远自豪的杰出祖先。青年即有文名，应试就金榜题名，尔后仕途顺畅，一直做到部长级；致仕时，皇帝赠诗，太子宴别，朝廷还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并且，得享天年，活到了86岁。可以说，贺知章这种顺风顺水的人生好境，历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对贺知章这位忘年交，李白既敬重又感激。因此，当他来到绍兴时，一定要做的就是到贺知章故居去拜祭。贺知章与李白既是诗友也是酒友，同入“饮中八仙”——对一个嗜酒者的最好怀念方式，莫过于摆上一瓮好酒、一只酒杯。所以，李白忆贺知章，乃是“对酒忆贺监”。
从绍兴来到金陵，又一个朋友的不幸消息传来：王昌龄被贬往边远的龙标作县尉。王昌龄长李白三岁，诗名早著，在当时就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誉，其名声甚至在李白之上，李白向以兄事之。李白闻讯，为王昌龄的命运担忧：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命运难预，此时李白为王昌龄贬夜郎而伤感，不承想，十余年后，他自己也将在垂暮之年流放夜郎。（编者注：虽同名，王昌龄所贬的“夜郎”在当时湖南新晃县附近，李白所贬的“夜郎”则在今贵州境内）
王昌龄曾中进士，正途出身，但仅做到了校书郎。“不护细行”，就是小事不检点，得罪权贵，贬往龙标。安史之乱起，他逃回老家，途径濠州，为刺史闾丘晓忌而杀之。后来，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率军平叛，闾丘晓畏敌不前，导致宋州失守，张镐下令将其杖杀。刑前，闾丘晓求饶说家里有老人要赡养。张镐回道，那当年王昌龄的老人，你又交给谁在赡养？
张镐不仅为王昌龄复仇，还先后搭救过杜甫和李白——算起来，他虽然不以诗著名，却是这些顶级诗人的守护神：杜甫为房琯说话，得罪唐肃宗，肃宗要治他的罪。张镐站出来劝谏——如果治了杜甫的罪，今后再也没人敢讲话了。李白因入永王幕下狱，经他斡旋，重罪轻治，流放夜郎。途中，张镐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李白的诗记下了此事：“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
很快，李白50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少年时起就埋藏于胸的政治理想依然没有着落，李白不再去干谒，他大概习惯了诗酒漫游的林泉生活。就像之前写下的诗句那样，他希望“且放白鹿青岩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而不愿再像供奉翰林时那样摧眉折腰，“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再婚。他娶了第二任夫人：宗氏。
与宗氏的婚姻却暴露了李白的秘密：一方面，他在诗里倾诉隐居林泉、山水自娱的生活旨趣；另一方面，对仕途与远大政治理想的渴望并没随年岁渐长而熄灭。只不过，更隐蔽了。
如同许氏的祖父曾是宰相级高官一样，宗氏的祖父宗楚客三度拜相，地位更显赫。不过，由于依附唐中宗李显皇后韦氏，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将韦氏及宗楚客处死。而李白与宗氏结婚时，唐玄宗尚在位上——今上亲自处死的乱臣，其声名显然不会太好，只是，唐人宽厚，未牵涉家人而已。李白似乎并不在意宗楚客的家族声誉，甚至作诗以宗氏的口吻不无炫耀：“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
此外，就像与许氏的婚姻一样，与宗氏的婚姻，同样是李白入赘——李白既不以宗楚客狼藉的声名为意，也不因赘婿的低贱为难，可能不仅在于他想借宗家的余荫，更在于他一生中对贵族身份的强烈认同与艳羡。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曾有论断：“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以李白而言，他的宦途晦暗不明，如果再不娶名家女，其社会评价与自我定位更加乏善可陈——尽管他是天下闻名的诗人。但再好的诗人，在皇帝那里，也不过娼优蓄之而已。
与宗氏结婚不久，李白又一次远行——哪怕年过五旬，他仍然好动如青年。他总是离开，总是告别，在他眼中，诗和远方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尽管他也曾写过一些怀念妻儿、思念家乡的诗，但他的整个表现却像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批评的那样：“李白身为一家户主，或作为一位丈夫，是指望不上、靠不住的；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
这一次远行，李白抵达了平生去过的最北之地：幽州（今北京）。
去幽州的目的，其说有二，都与一个叫何昌浩的人有关。何昌浩曾是一个不第秀才，李白给予过他不少照顾。这一年，何昌浩忽然从幽州捎来一封信。信中，他告诉李白，他不久前到范阳，现在已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何昌浩认为，李白文武全才，如果愿到边塞，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即便无意入幕，也可边塞一游。
何昌浩的信让李白怦然心动，他不顾宗氏强烈反对，坚持要去幽州。目的之一，李白真的希望如何昌浩所云，建功边塞，曲线达成政治理想。这有他后来写给何昌浩的诗为证：“……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目的之二，幽州等地节度使为安禄山，其时，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个深受唐玄宗宠信的胡人很可能叛乱，李白想深入他的老巢一探究竟。这，也有他写的诗为证：“……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岐泪滂沱。”
到底哪一个目的才是李白内心的真实想法，除非起李白于地下，恐怕很难判断。我以为，很可能前一个目的是他最初的想法，而后一个目的是到了幽州的所见所闻触动了他，由是产生了新想法。
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粟特人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手握重兵。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唐玄宗对他的绝对信任：曾有不少人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要么斥之，要么将其发与安禄山处分。
初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李白受到了何昌浩热情款待。不过，何告诉他，安禄山到首都去了，还要一些日子才回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在何昌浩的安排下，李白要么寻幽，要么打猎。边防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甚至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总而言之，军营的行伍生活让李白变得更加浪漫，更加富于想象力。想象的核心，和后世词人辛弃疾差不多：“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过，辛弃疾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李白却只是诗人悠远而又漫无边际的想象罢了。
并且，这种浪漫想象也很快遭到了现实的迎头一棒。
这天，有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年轻人姓崔名度。崔度乃是李白故人之子——他的父亲崔国辅，曾任礼部员外郎，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崔度屡试不第，几年前从军，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从李白不久后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崔度告诉李白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安禄山即将谋反——这消息天下传闻已久，现在就快坐实了。崔度应该还告诉李白，要他尽早离开是非之地。两人会面不久，崔度就以探亲为名离去。而李白正好接到宗氏家书，他便以妻子生病为名离开幽州。在这一时期写就的《北风行》《公无渡河》等诗里，李白感叹大乱将作、兵戈将起，朝廷却无人可以依托：“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离开幽州后，李白去了长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长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他只去过两次。去长安的目的，是向朝廷报告安禄山行将谋反，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到了长安，一个消息令他瞠目结舌：在这之前，曾有来自幽燕的正义之士到长安揭发安禄山，却几乎无一例外被唐玄宗下令，将其押回幽州，由安禄山处理。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处死还算有人性的，有人竟然被剥皮。
尽管李白常常为江山社稷担忧，一辈子渴望为君王效力，但在如此是非不分的君王面前，他也只有离开。归根到底，江山是别人的，只有生命才是自己的。
三次离开长安，第一次是失望，第二次是怅然，第三次是绝望。时近暮春，长安城外，李白登高远眺，但见苍榛蔽丘、绿草掩谷，他感叹，凤凰没有栖身之地，乌鸦却呼俦引类。时局如此，唯有穷途一哭：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
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
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
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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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北方黑云压城，李白决定逃往南方，温暖明媚的南方。
老年的李白带着一身疲惫与忧伤来了。我猜测，进入老年后的李白心中的冲动一如年轻时代，年轻时他常为到底该选择儒家还是道家而矛盾，到了晚年，现实的无情与酒后的壮烈则成为另一对矛盾。它们纠结于胸，是一些用最烈的酒也无法稀释的块垒。
扬州，这座早年时曾在此散尽千金，留下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此刻重又走进那熟悉的长街短巷，已经年过五旬的李白岂能没有一些若隐若现的感伤吗？人类都是感性的动物，而诗人犹胜于常人，感伤简直就是他们的职业病。昔年来扬州，李白风华正茂；今日再临扬州，李白垂垂老矣。昔年来扬州，远大理想像扬州城外浩荡的春风吹拂得人骨头酥麻；今日再临扬州，一切荣华富贵的梦基本全部破碎，如同草间的露珠，日头一照，无影无踪了。昔年来扬州，富家子弟李白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不到一年的江南之行，竟然花费三十万金；今日再临扬州，贫病无告的李白常常为酒钱发愁……这就是李白的扬州，也是李白的人生。星河斗转，世事炎凉，纵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又怎能涤尽满腔忧愁与不合时宜？
两千多年前先民的一首歌谣也曾有过这种昨是而今非的感伤，这种感伤非李白独有，也非中国人独有，它如影随形于人类——只要人类不灭，感伤就是永恒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幸好，烟花扬州给予李白的，也并非完全是愁苦和感伤，正如一个钱币从空中掷出，不会每次都是背面一样。在扬州，一个叫魏万的年轻人找上门来。魏万又名魏颢，曾经隐居于王屋山下，《全唐诗》收录了他硕果仅存的一首作品《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这是一首长诗，诗中有“长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平生风云人，暗合江海心”之类的句子，它表明魏万乃是李白的读者、崇拜者和追随者，用网络语言说，是超级粉丝。这位超级粉丝追星追得前无古人：为了一睹李白风采，他从河南一路追到山东，再追到江南，终于在扬州找到了李白。
李白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表现得空前友好——与其说是李白奖掖后进，不如说他寂寞的晚年也需要一些荣誉乃至虚荣作为点缀。更何况，在与魏万交往之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老年人容易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从而心生怜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白不仅认为魏万“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还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魏万，嘱托由他来编定，这就是李白在世时第一部诗集的由来。两人从扬州一路饮酒，直到金陵分手。分手时，李白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首长诗送给魏万。只是，魏万后来没有以诗而“著大名于天下”，而是以李白最忠实且最早的超级粉丝而为人所知。
安徽南部的泾县一带沟谷幽深，青山绿水中藏着一个个古意盎然的村镇：连绵的山峰带着青翠从天边驰过，清澈的小溪自山中叮咚游来，又叮咚游走，池塘里，几只白鹅在戏水，高大的院墙起起伏伏，古老的门厅里坐着安详的老人……这就是皖南民居构成的村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那是一个仿佛被时光遗忘，从而停滞不前的世界。走进爬满植物藤蔓的长长小巷，让人极其疑心，前面就会走出一个峨冠博带的古人，向我们微笑、打拱，带我们梦回唐朝。
距泾县县城30公里的陈村就是其中一处，或者说是一个代表也行。这座古名南阳的镇子，保存有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其中明清建筑就多达七百余处。
陈村的光荣足以为它赢得名声和目光，但与它境内的另一个地方相比，诗书传家的陈村也稍逊风骚。那就是桃花潭。
全国以桃花命名的小地方，诸如桃花源、桃花山、桃花泉、桃花溪、桃花潭……实在不可计数，但要从中选一个最深入人心的，我以为非泾县桃花潭莫属。
这是一个小学生们都熟知的地方。翻开小学语文课本，我们会找到那首题为《赠汪伦》的李白诗作，它是如此简单而又饱含深情——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地方史料说，汪伦是泾县的一个财主，也是饱读诗书的名士。和魏万对李白的敬仰一样，汪伦也想结识李白。为此，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看来汪伦对李白的性情摸得十分清楚，天底下大概再也没有比他更爱出游、更爱喝酒的人了，其他一概不谈，只以美景和美酒来诱惑他就足够。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果然吸引了李白，他乘兴前往泾县。等到和汪伦见了面，汪伦告诉他，“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这种情形有点形同欺骗，只是骗得很风雅。李白很配合地没有恼怒，他已经从汪伦的“欺骗”中读出了人世间难得的一种境界，那种境界也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就是真性情。
是的，李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真性情的诗人和男人。率真洒脱，挥洒自如，在大唐那个充满阳刚与自信的时代，李白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时。
青弋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全长不到300公里，发源于黄山北麓，一路北流，在芜湖注入长江。青弋江流经的几个县市，泾县即其一。桃花潭，就在泾县境内。
泾县县城西南40公里的青弋江江段，水面平静，江水幽深，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花潭。也就是说，桃花潭并不是孤立的深潭，而是青弋江的一段。
桃花潭一带，多为低山和丘陵。行走潭边，远处是青黛的山峦，时常有浓重的烟岚像白色的薄纱一样缠在山腰。近处是一年四季碧翠的树林，江阔云低，静水深流。
桃花潭边的万村，几条古旧的老街，保存完整的民居历经沧桑，却依然是旧时模样。村子里，书院、会馆、宗祠一应俱全。最妙的是，汪伦曾向李白夸口的万家酒馆也被复制出来——它选址在一座老房子里，粉壁斑驳，马头墙缝里挤出不少青草，在风中轻摇。
位于万村西面的青弋江滨，传说就是当年李白乘舟远去时汪伦踏歌相送的地方。为了给这一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留一个纪念实体，明朝时，修建了踏歌岸阁。阁楼几经兴废，至今犹在。登阁远眺，桃花潭在村庄和山峦的护送下缓缓北上，继续它的征程。
自晋朝以来，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东北面的宣城管辖。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公里，沿途都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村落人家，如一首婉约的绝句，虽无振聋发聩之音，却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很有可能，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很明显，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幽的地方。自然风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以及他本人的偶像。
李白的偶像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准确地说，是楼的遗址；然后，后人在遗址所在地，用不断地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兵火的摧毁。
楼并不高，只有上下两层，位于宣城市区一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百多年，李白的偶像做过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他的名字叫谢朓。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人之一，他与其本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谢灵运是大谢，他是小谢。
53岁那年，李白第一次前往宣城，并在谢朓做太守时建的楼上与族叔李华共饮。饮宴而有诗，对诗人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李白在诗里感叹光阴疾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断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世事就是这么荒谬，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云儿想做一只鸟，鸟儿想做一朵云。历史上，不少达官显贵希望做文人，而一流的文人李白却想出将入相。站在53岁的人生高处，酒后的李白满腹怀才不遇的幽怨。不过，他仍然没有忘记表扬自己的偶像：“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从大的向度说，天下名山有名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来自其天赋的自然形态，比如特别高或特别险，或是其他地理方面的特别之处。比如珠峰，全球最高；比如梅里雪山，特别险要，难以攀登。另一种来自后天的人文加持，比如佛教之于五台山，道教之于武当山。
敬亭山属于后一种。不过，这座海拔只有三百多米的小山（与西部的极高山峰相比，还不如其零头），之所以跻身天下名山行列，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诗歌。
说敬亭山是诗歌之山，一点不算夸张。除了李白的偶像谢朓外，为敬亭山写过诗的还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李商隐、韦应物、陆龟蒙、苏东坡和梅尧臣等。
当然，所有关于敬亭山的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无疑出自李白之手。这首只有20个字的五绝，谁都读得懂，谁都可能读出不同的滋味：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曲终：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出于对宣城的热爱，李白在初到宣城之后两年，也就是55岁时，又经金陵而来。如果不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很可能，李白会一直生活在宣城——和来往的官员、文人喝喝酒、游游山、写写诗，顺便在诗里发发牢骚，感叹襟抱未开。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也由盛转衰，由治而乱。
李白也蹚了毕生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
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一路摧枯拉朽，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唐玄宗仓皇逃往李白的老家四川。李白也深知宣城不可再居，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复觉杭州亦不安全，于是一路向西，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
庐山也是李白的旧游之地。首次到庐山时他才25岁，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他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留下了妇孺皆知的《望庐山瀑布》。人生易老，转眼之间，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萧疏的垂垂老者。
庐山属于山崖陡峭的断层山，如果从足够高的高空鸟瞰，你会发现，庐山呈椭圆形，近两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峰，构成了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的山体。五老峰位于庐山东南部，山的顶部被垭口所断，分成了五座相连的山峰，远远望去，像五个席地而坐的老人，人们形象地把它命名为五老峰。年轻时游庐山，李白既为瀑布写诗，也为五老峰流连。诗中，他表示希望结庐五老峰：“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渴望辅佐君王、志在天下的青年，在诗里表示要归隐，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只是，那时的李白恐怕万万没想到，30年后，他真的将在一事无成中隐居到庐山的云松下。——根据李白的诗可知，他的隐居之地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
然而，隐居才几个月，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三次带着厚礼来到李白草堂。他代表唐玄宗的儿子永王李璘，邀请李白下山入幕。
如同上一次李白要去幽州一样，这一次，宗氏仍然坚决反对。这个妇道人家看时局的眼光，远远高过李白。
此前，唐玄宗逃往蜀中时，自知无力平叛，于是令太子李亨留下。李亨到达灵武后，即皇帝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三的事。时过三天——玄宗应该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采纳房琯的建议，实行诸王分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导致皇室内乱的馊主意。
诸王分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四王之中，太子李亨本在北方统兵，而盛王和丰王并不出阁，只是遥领，事实上真正外放的，只有永王李璘。并且，唐玄宗授予他自行辟置官属、筹措粮草的特权，这就给了永王偷窥神器的机会。
《资治通鉴》称：“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永王欲分裂天下，划江而治，不得人心，其时大多数人都已看出来，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合作。如江陵长史李岘见永王不遵从唐肃宗要求他归觐于蜀的指令，知其早晚必有大祸，立即称疾辞职赴行在。又如与李白同为“竹溪六逸”的孔巢父，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入幕时，婉言谢绝。
令人纳闷的是，聪慧过人的李白却在众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成为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全国知名”人物。这不能完全用政治上幼稚来解释——他再没有政治智慧，毕竟多年来与无数王公将相甚至皇帝打过交道，耳濡目染，所历所经，恐怕非孔巢父所能比。甚至，就连他的夫人宗氏也看出其间的风险，并力阻他下山，他却欢天喜地下了庐山投入永王幕中，并写诗歌颂永王：“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很显然，这仅仅因为渴求政治出路，一生都在下意识扮演管仲、乐毅、诸葛亮的李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尤其是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年华所余无几，政治抱负却完全没有施展。现在，永王派部下三顾茅庐，他自觉不可多得的机会已然来临，因之踌躇满志，进而以谢安自居：“安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腊月，永王率军顺江而下，不到两个月就兵败丹阳并身死。至于踌躇满志的李白，也因投身永王而下狱。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唐政府主要官员，便是当年与李白和杜甫一起豪饮壮游的高适。李白下狱后，托人把一首诗送交高适，希望他出手相救。李白的妻子宗氏，也出面去找高适。但是，高适既没有回李白的诗，也没有见宗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后来杜甫流落蜀中，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杜甫不少照顾。
旧友对李白的呼救不置一词，验证了杜甫在诗里道出的李白在永王兵败后面临的险境：“世人皆欲杀”——的确，刚刚承受了安史之乱痛苦的人们，对永王企图割据的反叛行为深恶痛绝，而李白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竟然追随永王，并为他鼓吹，自然罪该万死——只有敦厚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
幸好，在宋若思和崔涣等人的帮助下，李白的性命总算保住了，最终的处理是流放夜郎。更幸运的是，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他长达一年的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竟相当于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酒设宴。一年后，他走到奉节，朝廷大赦令传来。于是乎，他立即买舟东下，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中获得自由。东下之后，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浮沅湘，游零陵——与此同时，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他由洛阳而华州，由华州而秦州，由秦州而同谷，由同谷而成都。最绝望时，全家面临冻饿之虞，不得不在风雪天里跟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上山挖黄精糊口。
温暖的南方，山明水丽，劫后余生的李白享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三年后，像一只躲在僻静处舔好了伤口的小兽，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在政治上崛起：李白想去投奔李光弼——李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以功进封临淮郡王。不想，走到半路，年事已高的李白病了。他只好悻悻而返，经金陵而至当涂。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今天属于马鞍山，唐代属宣城。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令，他成为暮年李白的主要依靠对象。有了族叔，至少衣食无忧。
在当涂，李白病重时，向李阳冰交代后事，并将草稿托付给他，希望他在自己去世后编定诗集并作序。李阳冰一一应允。 次年春，李白的病神奇地好转了一些——其实就是回光返照。他最后一次出游，目的地是当涂南边的宣城。在宣城起伏的山峦间，他又一次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春阳下灿烂的杜鹃花，让他想起了与它同名的鸟儿，也想起了故乡四川。
杜鹃花转瞬即谢，如同春天眨眼而过。63岁的李白走到了人生尽头。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吐蕃却侵入长安，即位不久的唐代宗只得逃往陕州。
这一年，高适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是有名有实的封疆大吏；杜甫则从成都移居梓州，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写下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无论人间值得与不值得，李白在之前一年已经辞别人间。
作为诗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首诗是《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到底是什么疾病终结了李白的肉体生命，历史语焉不详，大多是“以疾卒”“以病终”之类的只言片语。晚唐诗人皮日休则明白无误地说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什么是“腐胁疾”呢？对此，我以为郭沫若的推测比较有道理：“腐胁疾，顾名思义，当是慢性脓胸穿孔。脓胸症的病因有种种，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在上元二年的发病，估计是急性脓胸症。病了，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便成为慢性。于是，肺部与胸壁之间的蓄脓，向体外腐蚀穿孔。这可能就是所谓‘腐胁疾’了。”
令人叹惜的是，李白似乎对他死于酒精中毒的命运有所预感。他晚年经常到一个姓纪的老者那里买酒，纪老者几十年来都靠酿酒为生，李白为他的酒倾倒，两人成了朋友。后来，纪老者辞世，李白于761年写了题为《哭宣城善酿纪叟》的诗：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夜台没有李白这样的酒中知音，纪老者你酿出的美酒又卖谁呢？一语成谶，很快，李白就循着那缕酒香追寻纪老者去了。
一辈子厌恶平庸的李白终于在平庸中死去——除了他不朽的诗文。偏偏，在他生前，他并未太把这些诗文当成一回事，至多只是叩开官场的敲门砖。偏偏，在他身后，却是这些诗文让他永垂不朽。
在一些民间传说里，李白的死要浪漫得多。人们说他乘着酒兴跃身到江中捞月亮，月亮没捞着，诗人骑着鲸鱼成仙而去——这个故事说明，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热爱的人在天地间得到永生。殊不知，正如梵高说的那样：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死去的人也活着。对于李白，我们也不妨下一定论：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汉语还存在，他就永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困惑不已的问题，对短暂的肉体生命而言，或许精神世界可以长久，至少可以存留得更久。
所有的人都得死，只有在死亡面前，人类才真正平等。唯有因为死亡，生命也才变得珍贵且富于意义。
李白并不是一个畏惧死亡的人，生亦何欢，死亦何惧，这原本是中国大儒们追求的崇高而淡泊的境界，李白亦然。唐朝是一个诗人遍地的时代，也是一个诗人非正常死亡比较多的时代——比如王勃因渡海溺水惊吓而死，卢照邻不堪疾病折磨投水而死，李贺穷青春之精力作诗呕血而死。与之相比，李白的死要平静得多。人类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李白能活一个甲子以上，算得上善终了。
因此细细探寻李白到底病死还是醉死，抑或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溺死，意义都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李白墓地。李白墓地竟然有三处之多。
第一处墓地在长江采石矶边。宋人赵令畤的《侯鲭录》载：“太白坟，在太平洲采石镇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也说：“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
不过，采石矶边的这座墓，乃是李白衣冠冢。它呼应的正是李白在江上捉月而死的民间传说。今天，衣冠冢被圈入采石公园范围。圆形的坟前，一块汉白玉石碑上，是林散之书写的“唐诗人李白衣冠冢”。
李白晚年流连于当涂山水，绝壁临空的采石矶是他经常前往之地。采石矶又名牛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晚年李白曾有一首《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诗中所说的谢将军，乃是东晋时镇守牛渚的名将谢尚，此人慧眼识才，举荐了“少孤贫，以运租自业”为生的袁宏而传为美谈。“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烈士暮年的李白心里仍然放不下那一份怀才不遇的苦闷。谢尚那样的伯乐江流一般远逝了，只留下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李白感觉到了无边的寂寞和阴冷。
第二处墓地在龙山。龙山位于安徽当涂东南12里，因山势蜿蜒若龙而得名。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序》称，他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时曾访得李白的两个孙女，她们告诉他：“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李白生前因喜欢青山的风景而希望葬在青山，但由于“顷属多故”——多半是经济原因——又不得不暂殡龙山。
和采石矶一样，龙山同样是一个曾经的风流雅聚之地。东晋时，名士、大司马桓温曾与手下官员们于九月九日在此宴集，在座的有参军孟嘉。孟嘉酒喝多了，帽子被吹到地上也不知道，桓温令人把帽子悄悄藏起来，然后叫孙盛作文嘲之。孟嘉即席以文作答，挥毫立就而文辞优美，四座为之嗟叹，孟嘉帽也就成了一个著名典故。
这些先人的风流故事，李白当然烂熟于胸。他甚至也像距他几百年前的桓温一样和朋友在龙山聚饮，并有《九日龙山饮》为证：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第三处墓地在青山，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当涂李白墓园。青山又名青林山，在当涂县东南30里。李白殡于龙山55年后，他昔年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被任命为管辖宣城等地的地方官，此人和李诗爱好者、当涂县令诸葛纵一道，将李白改葬青山。新坟“西去旧坟六里，南抵驿路三百步，北倚谢公山，即青山也”。至此，李白的遗愿成为现实。
青山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山之一。此山左带青山河，右与龙山遥遥相对，峰峦晴翠，林壑优美。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青山上修建别墅，与人把盏言欢，故得名谢公山。谢朓死后，人们将其别墅改建为祠。谢朓祠与李白墓相距仅十几里。
多少年来，人类总是追寻生命的意义。所谓生命的意义，按我的理解，就是人类用来抵抗虚无的力量。于李白，他所设想过的生命的意义也许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最终，命运女神赐予他的却是诗歌，是那些闪烁性灵之光的文字。借助不朽的文字，李白抵抗了虚无，他的生命有了掷地有声的重量。
古人曾说，世间最令人叹息的事莫过于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其实还得加上另一条，那就是祖先声名显赫，后代却泯如常人。
宋朝诗人曾巩也是李白的粉丝，他拜谒了李白墓园后由衷地感叹诗人身后寂寞凄清：“曾无近属持门户，空有乡人拂几筵”——曾巩陈述了一个在古人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李白没有后嗣。
如前所述，李白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正室许氏所生的伯禽，一个是同居女子鲁妇所生的颇黎。关于颇黎，除了这个奇怪的名字，再没别的记载。至于伯禽，其平淡的一生，与任何一位乡间老农没多大区别。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范传正到龙山为李白扫墓，眼前一派凄凉。仅仅半个世纪的光阴，李白坟上早已杂树丛生，乡人在这里打柴割草，放牛牧羊。范传正一面派人为李白洒扫设供，一面四处寻访他的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
直到四年后，才终于找到了这两个没留下名字的李白后人，此时两人皆出嫁，一个嫁给陈云，一个嫁给刘劝，都是普通农民。范传正把她们请来相见时，她们“衣服村落，形容朴野”，但“进退闲雅，应对详谛”，还隐约留有书香门第的残余。
李白的两个孙女为范传正讲述了她们的凄苦身世：“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闾逼迫，忍耻来告。”
祖父一世英名，却不能给子孙一点余荫。而父亲老死乡间，兄长离家出走，这两个可怜的弱女子只得嫁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为妻，以求混得一碗饭吃，苟全性命于荒诞人间。李白泉下有知，该会是怎样的伤痛和无奈？
范传正劝李白的两个孙女改嫁，他可以出面为她们找更好的人家——没有程朱理学束缚的唐代，妇女改嫁再嫁是很普通的事。但她们婉言谢绝了：“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
当李白的两个孙女于840年左右相继去世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李白的亲人了。代表李白留在世上的，是他那几卷雄奇的诗文，它们是另一种无言的存在，提示我们：在唐代，在中国，有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李白，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