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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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甘肃 姚瑞兰
我的父亲不但是一位聪慧、仁慈、善良、勤劳的普通劳动者，而且是一名对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忠心耿耿的优秀共产党员。
父亲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无钱上学。而酷爱文化、勤于学习的父亲，白天在家干活，伺候爷爷、奶奶。晚上一旦听说邻村或宫河有戏，他便不顾一天的劳累，跑到有戏的地方去“看戏”。
说是看戏，其实是间接地学文化。他每次看戏都要坐在最前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员的一举一动，全神贯注地听着演员的每一句台词。看完一场戏后，他马上用二、三分钱买一个小剧本，揣在怀里跑回家。晚上不睡觉，连夜拿着剧本，想着当时演员的台词及动作，边唱边对照着认字。而且平时干活的时候也将剧本带在身上，在休息时拿出剧本又唱，这样三番五次的对着剧本边唱边认字，甚至每顿吃饭前也要念，饭拿到他跟前，他也好像不知道，妈妈开玩笑地说：“鬼念桃木诀呢。”他也毫不在意。每看一次戏，他都能认一二百字。父亲一生仅有的那一点文化，都是他对着剧本自学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语文方面的文化知识能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程度。我小学毕业后，他考我的好多生字，我都不认识。我对父亲这种自学、苦学文化的精神，从内心非常佩服，从而也激发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他一向注重教育，酷爱文化。亲自倡仪和主导在本村办了一所三年制初小，找了有文化的人当教师。纪村（北庄）小学原来是初级小学，在他的积极申请、倡导和主持下，由初级小学变成了一所高级小学（完小）。
他不但自己热爱文化，刻苦自学，还在本村办了“夜校识字班”和“冬学”，组织群众在农闲时学文化。并且在农具上都写了名称，让农民随时随地认字。还在各个十字路口都设有“文化站”，让过路的人也要识字学文化。每年逢年过节都要组织群众耍社火、唱皮影戏等。
父亲他很善良。宽厚的仁慈之心伴随他为亲戚和村上的人做了数不尽、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令人敬佩的事情。姑姑坐月子由于难产，昏死在血泊里。留下刚出生的表兄无人照管，他将表兄抱回来，在自家经管抚养。
当时他和妈妈年龄还很小，无有孩子。他便和妈妈将刚出生的表兄照料起来。那时无有奶粉、牛奶之类的东西，他和妈妈每天用小铁勺子做面糊糊喂养表兄。面糊糊做成后，再将熟透了的软柿子里面的甜汁子挤出来，兑在面糊糊里面，这样使面糊糊有了点甜味，才给婴儿喂，一夜要起来好几次喂养小孩。等到表兄稍长大了点，就给他泡些白面馍馍吃。那时候麦面很稀缺，全家都吃着秋谷面，把麦面蒸成馍馍，擀成面条给表兄吃，泡馍馍时还要把馍皮剥掉（好消化），全家夏天吃生葱、生萝卜菜，冬天吃浆水菜，而给表兄在小铁勺里炒些炒汤给他夹馍馍吃，年复一年，终于将表兄养大成人，还给他娶了媳妇。庄村和邻村的人们无不说父母亲是好人，心底善良，做事长远。
除此而外，刚解放初，全村都很穷，村子里的光棍也很多。父亲为了让他们过上有家的日子，东走西奔给这些光棍们找了不同年龄的老婆，从此让他们过上了有家的日子，安居乐业，生活一天天有了盼头。
村子里有特别穷的几家人，父亲以村主任的身份经常向上级汇报情况，给他们申请粮食、衣服和被子，使这些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还有人找上门来要给他磕头，被父亲挡住了……
父亲他虽生在穷苦人的家庭，但他的思想很进步，很早就参加了地下革命组织，经常暗地里在宫河和永和寺村堡子革命据点开会，为了便于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革命真理，他扮作货郎，走村串户，联络革命据点，发展革命势力，增强和壮大革命队伍。从而在人们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三年里，为了支援前线，他经常动员本村和邻村的妇女做军鞋，做炒（chao）面（粉状），烙锅盔。等大家做成一批东西的时候，他便赶着我家的小麻驴连夜送往马栏，往返一趟得三四天。但他从不叫苦，每次回来，脸上便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笑容。从他的言谈中，好像完成了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使命似的。
解放后，他担任农会主任，便组织整个宫河区（乡）农民搞土地革命，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从此使所有贫雇农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安下心来经营来之不易的田地，过上了“一头牛、二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向往生活。父亲在村民中间威望很高，深受群众的拥护、爱戴和信任。村民之间有了什么矛盾，都喜欢叫他去调解。他一天到晚忙得不沾家，把群众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
一九五三年，国家搞粮食统购统销，收的公购粮无处存放（那时正宁县还没有几个大的粮仓），父亲就主动在各村查访、采点，找了能存放粮食的地方（我们村就有一个），也就是土粮仓。暂时解决了国家存粮的困难问题。由于本村的各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村子里风俗习惯也好，远近人都知道父亲的大名，从此在县上也有了名气。一九五四年，遇上了公私合营，县商业局长李治安直接点名让父亲当县上第一任商业供销合作社的主任。商业供销合作社后来改作“商店”。父亲也曾有当货郎经商的一点小经验，尤其对进货的渠道很熟悉。这样他经常到杭州、西安去进货。
父亲将商店的经营工作搞得有条不紊。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父亲在各地也招收了不少有才干的年轻服务员。当时商店设在罗川，人们都络绎不绝地去罗川商店买东西，既便宜质量又好。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商品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方便群众的需求，父亲先后在榆林子、宫河、周家、任家等地陆续办了分销店。后来榆林子和宫河也逐步成了大商店，大大地方便了群众，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后来为了响应国家发展农业、支援农业的号召，父亲毅然决然地辞退了商店主任的职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宫河纪村北堡子大队。紧接着当了本大队的支书，以后还陆续担任了大队指导员、政治主任等职务。
在任支书期间，他组织和带领社员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环境；兴修水利、平田整地、积肥沤肥、制造沼气等。大跃进期间带领社员苦干实干，为了抗旱救灾，他一马当先，晚上在榆林子的马槽沟里担冰，抗干旱。带领全公社在榆林子打井；为了防霜防冻，在田间地头泥了土火炉，如果天气预报第二天有霜冻，便带领群众后半夜放火生烟，以烟抵抗霜降。为了确保丰收，在麦田、秋田喷洒“六六六”粉和“滴滴味”，以防虫灾……这样大队及公社在各方面有了新的起色和气象。
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被县上抽调在平凉土谷堆担任指导员兼连长，带领正宁人民在平凉大炼钢铁。由于成绩突出，受到平凉市委、市政府的奖励。那一张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奖状在我家客位窑墙上贴了好多年。父亲当队里干部期间，不论分什么东西，他总是先别人后自己。那时，队里已经剩下仅有的最后一点粮食，大家都主张分给群众救命。好心的父亲便先给所有的群众分，到最后剩下的那些粮食由于挨着地面、受潮，都发霉了，他只好给自家分下。就是这些发霉的粮食吃得父亲得了肝癌。
在家里，特别是生活紧张的那几年，他宁可自己饿着，把从自己口里省下的一口口饭食或菜汤让孩子们吃了，他这才觉得高兴……更令人心酸心寒和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为了供给哥哥上大学，竟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皮大衣、自行车和墨眼镜。大冬天自己只穿一件薄薄的小棉袄。一九六四年后季，父亲身体虽然已经很差了，但他还是挑着行李担子徒步送我上师范。
在路上他给我说：他很想吃一碗羊肉泡馍，就是没有那四毛七分钱……我听了父亲的话，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钱了，一定让父亲将羊肉泡馍吃个够！可未等我毕业分配，父亲因患肝癌未愈，于一九六七年农历三月十七日晚走了。他永远地离开我们走了，享年五十三岁。
父亲在病重期间，以一个共产党员惊人的毅力和忍性与万恶的病魔作斗争。一阵剧疼袭来，父亲脸色腊黄，额头和鬓角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落，可他从不吭一声。用手按着肋下，以断断续续的话语，安顿后事……
父亲终于走了，他带着对党和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带着一生的艰辛、劳累和痛苦忧伤、带着对全村人民及亲朋好友的万般不舍和对家庭的眷恋、对子孙后代的无限牵挂走了！父亲的一生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在全村人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深受大家的尊敬、信任和爱戴。他不仅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村干部，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大队革委会的主持下，全村男女老少，包括学校小学生都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村干部）。
父亲的走，给我留下了难以补偿的遗憾、内疚和愧欠……父亲虽然走了，但他聪慧、仁慈、善良的人格以及对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忠心耿耿的优秀品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和典范。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鼓舞我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我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感到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但愿天堂没有痛苦，安息吧！父亲。
您爱的女儿 瑞兰
瑞兰,生于一九四三年，系甘肃省正宁县宫河镇人。1966年毕业于庆阳师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36年,获奖省市级奖励二十多次。2001年退休后，笔耕不辍，曾在《老年之友》《子午文学》《黄河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许多文章。已出版诗集《暮年之歌》、散文集《求学三部曲》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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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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