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是方案提供者
因为哲学发展至今，仍没人对全人类文明范围的本体认知进行终极调和，所以才会在哲学领域出现因没人真懂本体论而没人真懂哲学的整体尴尬。这其中反应的，是人类普遍的盲从，也即选择性排斥积极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展必要的理论创新，与哲学理论创新只能偶然由某些不特定的个体独立完成之间的冲突。反之，我们也很容易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通过自主进行的严谨反思清晰地触摸到上述理论边界的人，才有可能通过系统理论创新适度解决人类曾经的整体无奈，直到经历整个文明史的积累，才能最终形成终极常识化的终极解决方案，这说明哲学理论创新只是一个基于先在的理的方案提供者，要想终极正确解读这个先在的理，只能靠主观的逻辑与客观的自然规律之间基于主客观整体一致性的进化关系的正确解读。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启动自主进行严谨反思机缘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终极自圆其说，显然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普及视角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从一个哲学素人，通过自学哲学寻求终极自圆其说于哲学是什么问题，直到通过中西方哲学的互译让我对此无困于心之后，我才能执着于循序渐进地系统论证哲学的常识化转向问题。比如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因为医闹的存在而感觉很差，排除其他社会因素，通过常识化视角可以发现，仅作为技术工作人员的医生群体自己就很少知道，医生其实只是个治疗方案提供者，至于病人的病能不能好，以及好的速度快慢，一方面取决于医生的经验，一方面取决于患者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医生自己都以为病人的病是自己治好的，那么病人作为非专业人员，只能非理性地认为自己或自己亲人的病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医术，于是就会感性地和选择性地无视医生经验与患者自己身体状况之间双重客观偶然因素的消极影响，于是在出现某些不可避免的医疗事件，有些连事故都不算，时，患者或患者家属会感性地和非理性地把责任全推给院方。这说明社会转型期，我们的医患伦理亦需要支付大量的消极成本，因为任何个体层面对医生责任的放大处理，实际损害的都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为医生群体虽然以高度专业性奉献于人类的公共健康事业，但面对有限必死的生命，他们也是感性存在，任何脆弱的生命，尊重医生群体，就是尊重自己，反之伤害医生群体，实际伤害的，其实是自己和与自己构成命运共同体的不特定的一切人。在常识化视角下，任何人的哲学人生都是不同层次的方案提供者，不能实现哲学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你想不伤害别人，就是理论和实际上都不可能的事儿，正因为旧哲学不能如我一样常识化地阐明这个道理，所以人类文明无论怎样崇尚善的互助，最终都必然实际运作成本质上的互害机制，因为只有人皆自主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反思建立起圣人不仁的终极价值观，人皆天人合一之后的天下大同才能必然常识化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