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家王铎、徐渭、傅山的雄狂书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人
在明代的书法大家中，和董其昌不同，徐渭虽然也是一个文人，但他穷愁潦倒的生活、狂迫的心境，使他根本无法做到萧散，心中的郁闷愤疾，借笔直书，“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所以，他的书作和董其昌不同，“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恣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其草书用笔大起大落，纵横自在，笔势跌宕多姿，波澜起伏，表现出特有的雄放博大的风格，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
王铎在书史上与董其昌并称，时谓“南董北王”，他是一个在深谙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变革的书家，其草书具有颇浓的时代气息和顽强的个人风貌：狂肆酣畅的用笔，奇崛险绝的结字，纵横奔突的章法，吞吐风云的气概，典型地表现了狂草跌宕雄狂的风采，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可算是明代草书第一人。
王铎的“苍郁雄畅”在明清之际一枝独秀，一方面有赖于他精研传统，熟谙草书源流，一方面又敢于否定传统，超越传统。对于传统，王铎身体力行耽玩于斯，“余从事书艺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日多”，“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由此养成了深厚的传统功力，但他并不为传统束缚，而是在赵、董书风的笼罩下力振柔媚，以雄刚之气融入书作之中，把旭、素之精神化为己用，又极力变通。同时，处在动荡的社会旋涡之中和降清失节的矛盾、痛苦、彷徨又对王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多种因素的催化，使王铎书风终于形成，而且在书史上显得特别突出：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雄强剽悍、真率奇诡的抒情风格，使“神笔王铎”成了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
力倡“四宁四毋”的傅山，是一个颇重民族气节的志士，我们从他谈论书法的诗文之中，可以发现傅山是把书法当作人品的观照来醉心追求的。所以，他尊崇颜真卿：“平原气在胸，毛颖足吞虏。”鄙薄赵孟頫：“痛恶其书浅薄，如徐偃王之无骨。”反对奴俗气：“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这些书学观点支配他的创作，使他的草书和当时风靡一时的赵董书风迥然有别。傅山是位富有爱国心的明代遗民，历来盛誉他以气节自重，其抑郁不平之气发而为书，故显得雄肆宕逸，倔强不羁。傅山曾师王铎，故其书有王铎之迹，但其笔势的矫健流畅，笔意的连绵缠绕。结字的支离拙丑，都让人感到另一种雄狂风格；既雄浑澎湃，又舒卷自如。傅山的草书作品都显出连绵崛突，振笔而抒，时时流露出其豪迈的心境。他的“四宁四毋”的主张也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以媚态示人，而是根据感情的需要奋笔疾出，不避丑怪，不嫌倾斜和支离，同时又力去流滑，虽速而法备，在跌宕起伏、盘旋振迅之中贯融雄浑的正气。后世书家对傅山推崇备至，盖在于此。
徐、王、傅皆为一代大家，都有自己突出的个人风貌，但他们的创作又明显具有共同的审美特征——雄狂，体现出共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所以，从审美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创作纳入一个共同的流派之中，这一流派和董其昌书风分庭抗礼，表现了明代文人书家的另一种审美趋向。
从美学角度看，雄狂的审美意象比宁静祥和的审美意象更具有抓住人心的审美快感，易于造成一种“审美惊叹”，很快使人们进入审美共鸣状态。徐渭的波澜起伏，王铎的奇险跌宕，傅山的纵横振迅，比起董其昌的优美闲雅，欣赏的兴奋度和审美的快意自然要显得更加突出，他们书作中表现的狂态意象往往先声夺人，能—举引起欣赏者的审美注意。
我们说，徐渭、王铎、傅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实际上也正是从他们冲破了“中和”的审美观念而另辟蹊径，开辟了另一条创作道路而言的，如果把董派书风和徐、王、傅的雄狂书风纳入不同的美学范畴，则很显然，前者属“优美”，后者属“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