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逢（1904—1989），安徽石埭人，20世纪知名语言学家，一生治学专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的姑母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因此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学历程与赵元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926年，杨时逢自金陵大学毕业。同年7月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助教，一直到1938年赵元任赴美，在此期间他一直作为赵元任的助理，协助赵元任的教学、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1927年9月，赵元任赴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调查吴语，杨时逢亦一同前往，前后历时两个多月。一共调查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被访问者多达200余人，记录的发音人有63位之多。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中国首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影响深远。通过此次经历，初出校门的杨时逢学习了调查和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为此后进行独立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做了准备。1928年，赵元任前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的工作。1929年，杨时逢亦调去史语所任助理员，同组专家除了赵元任以外，还有李方桂、罗常培，助理员有刘学浚、陶燠民。1929年夏天，杨时逢随同赵元任在广东、广西进行语言调查。后因赵元任右手摔伤，只能对着录音机口述自己的研究报告，之后再由杨时逢协助整理。1930年，赵元任出版此次调查成果《广西瑶歌记音》。1929年9月，赵元任准备在北平寻找粤语发音人进行调查研究，杨时逢协助他做好制定表格等相关事务的准备工作。同年，赵元任的《新诗歌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中国尚无排印乐谱的设备与懂印刷乐谱的技术工人，杨时逢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后来赵元任称赞杨时逢以“无穷的耐性跟美术的眼手，把这些谱画成现在这整整齐齐‘sempre a tempo’的样子，又有商务印书馆的热心，费了好些事把这谱印得这么清楚”（赵元任：《新诗歌集》，《赵元任全集》第11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史语所迁往南京后，赵元任拟订了两大计划：“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在语言研究方面，准备动员语言组所有的研究人员，在几年之内把国内汉语方言与非汉语方言都调查一遍，将资料整理出来，作以后研究语言参考。实验方面，计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语音实验室，把所有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成永久性的音档，以便随时供听写和整理之用。”（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在建立语音实验室时，赵元任负责绘图、设计，以及向国外订购仪器、设备，杨时逢予以协助。同时，语言组拟订1934年春至1937年春开展语言调查，汉语领域的调查由赵元任领导，因此在1934年7月，赵元任就前往安徽进行语言调查，随行的有杨步伟、杨时逢、罗常培等人。此次调查使用了当时美国费尔查尔德（Fairchild）公司新的盘式录音设备，杨时逢事后追忆此次调查时称：“安徽府所属的六县，因交通不便，所以语言也较复杂，各县四乡都调查一过。”（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赵氏夫妇在7月23日便返回南京，杨时逢、罗常培留在安徽完成后续调查。1935年5月8日，杨时逢随同赵元任、李方桂前往江西进行田野调查。途经九江、南昌、吉安和赣州等地，三人分工合作，对57个方言点进行录音，所得留声片达80多张，保存了大量赣语语音的相关资料。此次调查记录，后由杨时逢整理出版《南昌音系》《江西方言声调的调类》。同年10月，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葛毅卿前往湖南进行方言调查，共调查75个方言点，录得留声片144张。40年后，才由杨时逢将此次调查报告整理完毕并出版，即《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36年1月至5月，赵元任专注于湖北钟祥方言的调查研究，编写了《钟祥方言记》，杨时逢与丁声树帮助灌音、记笔记、整理材料、校对等，“做了许多很啰嗦而必不可少的功夫”。同年的4月28日至5月14日，赵元任与杨时逢、丁声树、吴宗济三位助理去湖北汉口、武昌等地做了一次很详细的方言调查，涉及60多个县，每县选取两个学生为发音人。三名助理在他的指导下，每人一个房间，分头调查记音，一共记录了64个方言点的方言。因日军侵略，国土沦陷，北平、天津等各地机关、学校等纷纷撤向内陆，1937年底语言组决定从长沙前去昆明避难，杨时逢及家属一同前往。1938年1月，史语所语言组迁到昆明城郊拓东路663号，众人中断研究达两个多月之久。3月11日，从长沙寄出的书和资料终于到达昆明，整理工作全面恢复。7月7日，赵元任在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四位助理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这份报告长达1575页，并配有方言地图。但调查报告清稿全部完成交给商务印书馆后，又因出版社工厂被炸，不得不两次重排，直至1948年，才最终出版。此报告一经出版便获得国际语言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方言报告的蓝本。1938年8月1日，赵元任离开昆明，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学研究所任教。此后，杨时逢与董同龢、丁声树等史语所同事在四川、云南进行了大量的方言调查。1949年，“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语言组的研究人员就此分散。赴台以后的杨时逢以一人之力整理了语言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避居西南时调查所得的绝大部分记录，陆续发表、出版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成都音系略记》《昆明音系》等几十种论著。从调查到发表，时隔十余年甚至长达半个世纪，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杨时逢笔耕不辍，即便是在晚年罹患癌症之际，依然坚持整理、发表，语言组的调查工作因此不至于湮没。杨时逢以金陵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先是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助教，后又转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最终被评为研究员，这样略显“传奇”的经历，与其姑父赵元任有很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杨时逢的个人学术发展归功于赵元任的指导、培养。正因此，他的生活经历、治学方式，都无法脱离赵元任的影响。杨步伟曾经记到：“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杨步伟：《杂记赵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版）而赵元任能够有这样一位勤恳、认真、负责的学术助手，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正因为有了像杨时逢这样耐心、细致的助手来承担繁杂的助理工作，他才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他在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方言调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离不开杨时逢的无私协助。（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