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说不出老师哪伟大，就是觉得他伟大

文：阎连科，选自《一个人的三条河》

我又见着我的老师了，如朝山进香的人见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应愿之神。

在今年正月的阳光里，也在正月的冬寒中，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丧事，也去赴办我大伯逝世三周年的庄重礼俗和纪念。

在这闲空间，张老师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乡间室内的空旷和凌乱，纠缠分隔着我与老师的距离与清寂。

相向而坐，喝着白开水，削了苹果，说了很多忆旧的伤感和喜悦，诸如三十几年前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我的逃课，还有我的某某同学学习甚好，却因家庭成分偏高，是富农，似乎爷爷有所谓剥削别人的疑嫌，他便没有资格读高中了。

自然，1977年之后的那场平地起雷的高考，他也无缘坐入考场改变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位命运多蹇的同学，不仅在学习上刻苦，在书法上也颇具灵性天赋，人在初一时，其楷正墨字，已经可与颜帖乱真。

可是后来，因着形势家境，他不仅未再考，而且由于疾病，早早地就离开了这个荒凉热烦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有的人荒凉到寸草不生，对于有的人，却是繁华热闹到天热地烫，一举一动都会有草木开花、果实飘香。

然而对于我的老师张梦庚，却是清寂中夹缠暖意，暖意里藏裹着刺骨的寒凉。

老师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读书辍学，辍学读书，反反复复，走在田埂与人生的夹道中，经历了来自日本人的刀光枪影，经历了国共征战的循环往复，之后有了1949年的红旗飘扬。

记忆中从来都是饥饿辛劳，土改时却忽然成了地主，这样的命运，大凡中国人都可想见其经历与结果的曲折变形、荒凉怪异。

可是，好在他终归识字，厚有文化。乡村其实最为明晓文化的斤两，虽然文化不一定能带来尊严富贵，可让孩子们认字读书，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术计量，也是生活所必需。

于是，老师就成了老师。从一个乡村完小到另一个乡村完小，从一个乡村中学到另一个乡村中学，直至改革开放，他被调入县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导主任，最后主持这个学校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闲急高低，一晃就让他全部人生的金贵岁月，43个春秋的草木枯荣，都在布满尘土、青草蓬生的乡村学校里枯荣衰落，青丝白染。

不知道老师对他的人生有何感想与感慨，他写的一本名为《我这一生——张梦庚自传》的简朴小册，读下来让人心酸胃涩，想到世事的强大和人的弱小，想到命运和生命如流水般在干涸的沙地上蜒蜿涓涓，奔袭挣脱，流着可谓流着，可终归无法挣脱干涸与强大的吞没。

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毕业了，老师头发白了;我们步入中年了，老师身体枯衰了。

我们成家者成家，立业者立业，而老师却在寂静的人生中，望着他曾经管教、训斥、抚疼过的那些学生，过着忆旧的生活，想着那些他依然记得，可他的学生早已忘却的过往。

还记得初一时，他是我的班主任，又教语文。在一个酷暑天，我家棉花地里蚜虫遍布，多得兵荒马乱、令人恐惧，我便邀了班里十几个要好的男同学，去帮我母亲捕捉蚜虫。

自然而然，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闲置，学生寥寥，老师无法授课只能让大家捧书阅读。

从棉花地里回校的来日上午，老师质问我为什么带着同学逃课，我竟振振有词地说，是带着同学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虫，还反问老师，地里蚜虫遍布，我该不该去帮我母亲捕捉半天蚜虫？

说蚜虫三天内不除掉去净，棉花就会一季枯寂无果，时间这样急迫，我家人手不够，我请同学们去帮忙，又有什么错？

事情的结果，似乎我带着同学们逃课正合了校规宪法，符合了人情事理，反让老师在讲台上一时有些哑口无言。

回忆少时的无理取闹，强辞拙倔，也许正是自己今天在写作中敢于生搬硬套，努力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开始。

可是，在这次见老师时，面对这位耄耋老人，给我一生养育呵护的父辈尊者，我心里三十几年不曾有的内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坐着喝水聊天，说闲忆旧，直至夕阳西下，从我家院墙那边传来风吹日落的细微淡红的声响，老师才执意地告别离去，不无快意地说他的子女们都工作在外，孝顺无比，真是天有应愿，虽然他一生坎坷，到了年老，却子女有成，学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须，终于也繁衍出一片树木林地。

老师从我家离去时，是我扶他起身;离开院子时，是我扶他过的门槛;送至门口看他远去时，是我扶他过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太早，扶着老师的时候，我就像扶着我年迈的父亲。

望着村头远去的父亲般的老师，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行走的一棵年迈的老树，直至他在村头渐缓地消失，我还看见他在我心里走动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脚步，如同宁静里我在听自己的心跳一样。

说不出老师哪儿伟大，可就是觉得他伟大;说不出他哪儿不凡，可就是觉得他不凡。

也许这个世界本身，是凡人才拥有真正的伟大，而伟大本身，其实正是一种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