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占豪：雅俗共赏的艺术

上海之春是青年音乐工作者的舞台，提起上海之春，我有说不尽的感动。我的成长和后来写就的一系列受欢迎的作品，和老一辈音乐家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上海之春的创办人是我的恩师丁善德先生。在筹办上海之春时，他狠抓创作队伍，把全市的作曲家都组织了起来，我有幸和萧白、王强、陈钢等一起参加了青年创作组。音协要求我们每个月都去开创作交流会，还要汇报创作计划、作品构思、写作进展，这些给了我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也是一种责任。

为了写好反映现实生活、大众化的原创作品，在音乐学院领导的鼓励下，我们每年都去农村体验生活。年轻的我们创作热情高涨，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我72天里写了28首作品。这些作品在农村很受欢迎，我也为自己摸索出音乐“大众化”道路而暗自得意。

回到市区后，我们进行了汇报演出，为了能保持农村的“原汁原味”，我们赤脚上台，为大家演绎《织草包》和《小熟田间好景象》两首曲目时，台上热情表演，台下掌声热烈，外加一片笑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孟波看了演出后，对此持有了不同意见，他还把这一情况汇报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常年在上海以音乐会招待外国元首等国际贵宾，而我们这个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协奏曲《梁祝》、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姐妹歌》等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所以他对实验小组的民族化探索颇有好感，他要求大家既要尊重、学习民族音乐传统，又要努力学习西方的音乐艺术成就。

我记得“赤脚演出”后的一天，院办公室突然通知我，要我和实验小组的同学一起，向陈毅同志汇报下乡新创作的小提琴齐奏作品。我有些紧张，也觉得奇怪，两首小作品怎么会闹到中央领导那儿去？抵达锦江饭店附近，我看到孟波先生也在，心想，或许老领导担心实验小组的探索偏离轨道，有意让我们直接听取一下陈毅同志的意见吧。当时，我们先演奏了纯器乐作品《四季调》，再演自拉自唱的乐曲《织草包》。演毕，大家围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他的意见。丁芷诺同学还拿出了一个小本本，一手握笔，摆出要作一字不漏记录的架势。陈毅见了，用四川口音风趣地对丁芷诺说：“你可不要记哦，你记了我也不认账！”顿时，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陈毅表示，两首作品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听《四季调》。他还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自拉自唱的作品？”我回答：“为了让农民喜欢。”他告诉我们：“你们到农村去，写一些农民喜欢的、能够接受的作品是应该的，但不能所有作品都以农民的喜好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音乐与别的艺术不同，是一门有高度技巧的艺术，国家培养你们，你们也是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掌握了这些知识、技巧，应该发挥你们的特长，不能丢了你们的专长。”我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到惭愧不安。

后来，孟波送大家到电梯口，并特意叮嘱我：“好好领会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还是应该多写像《梁祝》《烈士日记》这类的作品。”我也明白了领导担心我为了普及群众而放弃高雅艺术创作的忧虑。后来，孟波先生代陈毅同志又特别嘱咐我，要保持原来这种高雅的风格，继续创作。这些话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后来我创作了一系列大型协奏曲，如《临安遗恨》《陆游与唐婉》《英雄泪》等，以雅俗共赏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上海之春这个舞台上，我得到了老师的教导，祖国的培养和首长的关怀，也明确了一辈子的创作目标：要把民族的艺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出作品、出人才的大舞台，我特别希望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能涌现出更多年轻人创作的受群众欢迎的新作品。（何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