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十一《郁达夫忆鲁迅之七》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忆鲁迅之七

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 鲁迅言下就笑着说：“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