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诚信：立身处世的道德名片 ——从龙门孙潮独造南门埠说起
富阳龙门，是孙权后裔聚居地，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旅游线上的国家一级景点，村内以独特的明、清古建筑群而闻名，是现今江南地区明清古建筑群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山乡古镇。孙承安、孙华、孙伟良三位孙氏后裔，通过自己的笔触细腻解读龙门，汇集成书《在龙门读中国》。本文为“儒家文化”的第六篇《诚信：立身处世的道德名片——从龙门孙潮独造南门埠说起》。
《在龙门读中国》三月即将出版
作者介绍
孙承安
1951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在农村中小学任教30余年，后供职于富阳区教育局教研室。曾任富阳区第6届政协委员。已出版《且行且思说教育》《蛙声》等文集。
孙华
1966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教育逾30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浙江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场口中学副校长。
孙伟良
1973年2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小学教育28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杭州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三小副校长。
诚信：立身处世的道德名片
——从龙门孙潮独造南门埠说起
□孙伟良
龙门四十五阿太独造南门埠
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富春江涨大水，富阳南门渡埠头被洪水冲塌，两岸百姓受灾，来往船只难以停靠，几乎每天要出几条人命，百姓呼声甚急。既要救灾，又要建造南门渡，知县奚朴急得昏头转向。
其时，知县奚朴又接到府台大人的手谕，说下半年要来富阳，游览富春江风光山色。这样一来，奚朴就非得赶在知府大人来富阳之前修复南门渡不可。知县找来师爷商量，师爷出了主意：“如今百姓受灾，派款也收不起来，只有请地方士绅富商出钱、百姓出力，才是办法。”
当时，龙门四十五阿太孙潮也接到帖子，说是商议重建南门渡一事。事不凑巧，四十五阿太正好有病，于是就叫跟随多年的贴身管家孙兴代去赴宴。
孙兴是个头号老实人，服侍四十五阿太周周到到，无话可讲，也深得信任，但他从没读过书，没有文化。这天来到县衙，其他地方的士绅富商已在等候，见龙门孙潮只派来了一个管家，非常失望——莫非孙潮想推诿不成？
宴席开始，不少士绅和富商见孙兴老实，就故意推他坐首席，孙兴也不知道其中道理，坐了上去。这些人暗暗得意，逐个敬酒。几杯落肚，孙兴已是糊里糊涂。这时，知县奚朴叫师爷捧来笔墨纸砚，讲明缘由，叫大家资助，重修南门渡。众士绅富商向上头一指，叫孙兴落笔。孙兴一来酒醉，二来不识字，弄得莫名其妙。一个士绅拿出一张富阳元书纸，写了“孙兴独造”四个大字叫他照抄。孙兴昏头昏脑，照着样子在捐款簿上写了上去。众人一看，大喜，一抹嘴巴，溜之乎也。事后孙兴方知上当，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心中一急，竟生起病来。
四十五阿太见好端端的孙兴突然生病，其中必有缘故，便忙来询问，孙兴如实相告。四十五阿太没有埋怨孙兴，只是问他有多少积蓄。孙兴说：“银子倒有一角在”。“一角在”，四十五阿太听成了“一谷栈”（过去打稻子用的工具），高兴地说：“你就去造吧！不够由我保底，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也是好的。”一个月后，用青石条砌成的南门渡重新造好了。
为了造南门渡，四十五阿太花了大量的积蓄，据说光送到县衙里的银子就整整挑了三天。同年，四十五阿太还为百姓代缴了皇粮。后来知县私行察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孙兴独造南门渡，原来是四十五阿太保的底。奚知县甚是感佩，便请了能工巧匠，在龙门建了一座门厅，亲自写下“义门”两字，以彰义举。龙门古镇的“义门”，1983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四十五阿太孙潮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一个“义”字，“独造南门埠”这一义举的背后，更可以看出他的诚信，他做人做事一诺千金的品性。试想，如果不讲诚信，他完全可以推掉独造南门埠的责任，因为他并没有出席，签字赞助的也不是他，尽管孙兴是他管家，但这么大的事，孙兴根本不可能代他定夺，何况孙兴还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四十五阿太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觉得既然自己派出管家参加宴会，那么管家就代表自己，管家的承诺就是自己的承诺。
四十五阿太信守承诺、言出必行的事远不止一件两件。一次去景德镇买瓷器，碰到当地窑厂烧不好瓷器，废瓷堆满店铺的状况，他对店老板说:“这里都是泥路，下雨就不好走，何不把废瓷器打碎铺在路上?”老板说：“饭都没有得吃了，谁有钱来买破东西铺路?”四十五阿太接下去说：“我来买。”店老板以为他是说笑的，没想到他几天内就统计出各家所有的废品，商议价钱，付清款项，还亲自督工将瓷器敲碎铺到路上去，一铺就铺了十多里。瓷片铺的路面，天下独绝，为瓷都做了活广告，而不少瓷器店也因为四十五阿太购买废料而盘活资金，起死回生。直到今天，龙门仍然流传着四十五阿太“十里碗爿路”的故事。
“诚信”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民族最崇尚的品质之一，已传承和发展了数千年。
“诚信”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诚”从言，成声。《周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事而不伐，德博而化。”《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由此看来，“诚”在那时已具有人伦道德的意义。
“信”从人从言，表示对人说话的重视。《周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班固在《白虎通·情性》中认为“信”就是“诚”，都是“专一不移”之意。“信”由最初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于神”，到春秋时期演变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意为人言要诚实守信。
从古文献对“诚”“信”道德的阐释来看，“诚”更多是指“内诚于心”，是道德本体的内在德行；“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体现了社会化的道德践行。“诚信”是儒学所一贯提倡并力求履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诚”“信”的结合，正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为人必须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的道德思想。
诚，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以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诚”在孔子的学说中虽没有理论性的阐述，但与“诚”一脉相通的“礼”则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渊源。
孟子时期，“诚”不仅成为理论概念，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使“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
荀子指出：“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使“诚”与“政”相结合，由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
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诚笃的品德和态度，可以贯通多种仁义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礼记·大学》指出，“诚意”是“八条目”中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键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天下安宁等多种社会功能。到了宋代，周敦颐则在《太极图说》中进一步把“诚”看做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由此可见，儒学视“诚”为道德的根本，高度重视其在成己成事方面的重大功用，并不断地赋予其丰富的内涵。
“信”属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要求弟子要“言必信，行必果”。孔子对“信”的阐释影响着儒学伦理道德内容的产生和发展。孟子虽然强调“义”，并且规范了道德原则的“仁、义、礼、智”四德，但同时也赞赏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认为“仁、义、忠、信，此天爵也”。他认为“信”与“礼”具有同等的地位，是人的行为准则。
荀子也认为“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他认为“信”与“礼”具有同等的地位，是人的行为准则。他把“信”列为“义”之后，可见“信”在荀子观点中的重要地位。到了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信”，视“五常”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从此，自周以来所形成的这五种伦理道德规范，真正被官方认定，并对社会的道德规范有着深远的影响。到了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清末到民初，梁启超等维新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试图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的新道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由上可见，在儒学伦理道德形成的过程中，“信”是伦理道德概念的渊源。
在儒家学说中，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说文解字》曰：“诚，信也。”“信，诚也。”儒学将诚信作为人们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以“诚信”为主的儒学伦理道德，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新的开发、转化、创新和利用，表现出历久弥新的价值。（本部分文字摘自百度，作者黄常荣）
社会不能没有诚信
“诚信”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但又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无论对于社会或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诚信不仅具有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和评价功能，而且具有约束功能、规范功能和调节功能。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单位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哪个层面，诚信都是一张亮丽的道德名片。
诚信是立身之本。诚信是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的品德和素质，不仅难以形成内在统一的完备自我，而且很难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取得成功。“诚”不仅是德、善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信”是一个人形象和声誉的标志，也是人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于中而必信于外。一个人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心有诚意口有信语而身则必有诚信之行为。诚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缺失诚信，就会使自我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个人也难于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做出肯定性的判断和评价。同时，缺失诚信，不仅自己欺骗自己，而且也必然欺骗别人，这种自欺欺人既毁坏了健全的自我，也破坏了人际关系。因此，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如果是经商，就会坑蒙拐骗，用假冒伪劣欺骗大众；如果是公务员，就会贪赃枉法，滥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从政，就会欺世盗名，用谎言欺骗大众，骗取信任。所以，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永远无法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诚信是立业之本。诚信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建立行业之间、单位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道德杠杆。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规范。诚实守信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单位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为了发展就不能不讲求诚信。因为发展既蕴含着组织本身实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与提升，又蕴含着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外部以及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优化与完善，这本质上都需要诚信并且离不开诚信。诚信不仅产生效益和物化的社会财富，而且产生和谐和精神化的社会财富。可以肯定，一个不讲诚信、不守信用的单位或企业，在现代法治社会是不会有长久的立足之地的。
诚信是立国之本。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主权也归属于人民。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和方法去取信于民，进而达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太平清明。唐代魏征在给太宗皇帝的上疏中写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治国之道，在于贵德崇义，而德义的主要内容则是诚信。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致于败。”确实，诚信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诚信构成国德，支配国运，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能拥有长久而向上的国运。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更要求把诚信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公权意味着权力归人民所有，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的“诚信”就是取信于民的人文精神和不失信于民的执政理念。
总而言之，诚信，在人为立身之本，在国为立国之本。人而无信，则无人与之交往；国而无信，则将失信于民。很难想象，失去诚信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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