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逼出来的文抄公
前几天写了篇《侠义周作人》的文章，有读友不满，说他母亲也不养，还侠义？我知道这说法大多来自许先生和所谓的鲁学专家，他说得很坚定，似乎很有研究的样子，让我觉得有解释几句的必要。
我当时的回复是，你查一下周老太太是什么时候死的，朱安是什么时候死的，谁替他们送了终？如果这问题弄明白了，相信他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结论。
当然，周作人大节有亏，也没什么可掩饰的。我写文章的目的，只是想恢复真相，就事论是，从未想过给谁涂脂抹粉。
记得胡适说过，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非要替他说话干嘛（大意）。其实，我文章写到的任何人，都和我没有恩怨，我只是根据我掌握的史料写文章，对与错，自然是基于历史的真相。
至于这历史真相到底真到什么程度，这牵涉到历史学的问题，不在此讨论。
总之，我所说的历史真相都不是我自己编的，都是前人留下的资料。
民国时期出名的知识分子，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尽管观点有分歧，立场有不同，但他们从未因此而把对方当成你死我活的敌人。比如，张道藩这样的“党棍学者”也保释过进步青年。至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等，无不保释过进步学生。陈独秀被抓以后，要求政府释放陈独秀呼声最大的，胡适可算一个。所以周作人帮助李大钊后人，在当时也属正常。按现在的说法，他们都没有阶级立场。
当然，个案肯定也有的。可和解放后比，这两者的不同是：以前帮是常态，不帮是个案，后来，帮是个案，不帮是常态。这也说明，后来的人阶级觉悟高了。
在现代学者中，一般人觉得书读的最多的是钱钟书。在我看来，如果钱钟书算书痴的话，周作人可称书魔；如果钱钟书的知识如大海，那么周作人的知识就如天空。
为了读书，周作人几乎把所有的世俗生活都放弃了。周氏兄弟交恶的核心内容，我觉得就和周作人想一心读书有关。当然，这话题被炒复杂了，不是两句话能说清。
鲁迅也是手不释卷的，可鲁迅抽烟，周作人不抽烟，理由就是抽烟浪费时间，影响读书，所以他不抽烟。兄弟两的读书态度，据此也就有了不同。
周作人读书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人。人，是周作人一生最关注的课题。比如光研究性心理学，他几乎把蔼理斯的性学著作都看完了，总的阅读量不少于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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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不只是博览群书，还记忆超群，别人问他学问，他能告诉你谁谁怎么说的，哪本书上是怎么写的？让人感觉这本书、这个作者，他刚了解过一样。
周作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人，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他对人并不了解。比如许先生在民国时一直是喊他先生的，解放后就直呼其名了，这中间的原因，他思考了很久才明白。
当然，周作人也有生气的时候，像对学生沈启无那是发了《破门声明》的，把这位沈同学赶出了师门。
但生活中的周作人和人相处大多都是这样的。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零用的话，银元要换成铜币。市价是一银元换铜币四百六十。
有次刚好和朋友闲谈涉及银元兑换，周作人坚持说市价是二百多，证据是家里的佣人就这样换来的。
大家一致认为周作人被骗了。
周作人决心考察一下，这一考察才发现不只是银元，连家里的整包大米也被偷走了。
处理佣人成了周作人最棘手的事，但这事又不能不处理。他思虑再三，把佣人请过来，委婉地说，现在家道不济，也没多少家务可做，“希望高就吧”。
佣人听周作人这么说，一下跪在周作人面前。这让周作人很吃惊，赶忙把他扶起，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这样的周作人会不养母亲，打死我也不信。再说周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女人，按绍兴人的传统，父母都是跟长子的，如果她对老大没有看法，对老二没有好感，老太太早就去上海了。谁都知道，相比于北京，上海离绍兴更近，生活习惯更接近。
虽然生活中的周作人是个书呆子，但其思想的灼见不一定亚于他的兄弟。无非是前者用的是炙热的态度，让大家都感受得到；后者是平和的心情，让许多人感觉不到他文章中的情绪。
比如关于韩愈，是被苏轼捧得很高的圣人。周作人特地指出韩愈普及很广的文章，于人们习见处一眼看出了他的矛盾。周作人说“《送孟东野序》（韩愈的文章，《古文观止》收录）开口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后边就说伊尹鸣殷，周公鸣周，直至和声鸣盛，话都说得前后不兜头。”
于人人认可的文章中看出它的错谬来，这是读书人的真本事。
建国后的周作人生存成了问题，他的生活来源就靠写文章。可那时的文章也不像以前可以随便写，一篇文章没写好，不像现在再多把你删了，而是可能有牢狱之灾的。
所以我们看周作人晚年的文章，简直成了文抄公，整篇文章都是摘抄别人的。写个苍蝇，跳蚤，写个大家很常见的事物，都能从古希腊到法国，从西方到东方，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能引用许多人的著作。一篇文章下来，他不过是写了几句串词而已。
这样的文章写法，相对安全。这也形成了中国文体史上的新品种，我给他命名为文抄体。
本来文抄体很适合于现在的我，可惜学问太差，我到现在都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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