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一段鲜为人知的民间航海史:小人物下“西洋”
在探索海洋世界方面,中国古代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新唐书》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远至非洲。当然,最有名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郑和之前,元代还有个叫汪大渊的航海家,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岛夷志略》,记载了他海外游历的见闻,其中就包括菲律宾,也包括现在的澳大利亚。
汪大渊,字焕章——这是一组从字面到内涵上都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焕章”二字或许取自《论语·泰伯》中“焕乎其有文章”一语。遗憾的是,名字虽然流传下来,但名字的主人却生平事迹不详,甚至连确凿的生卒年月、出生地也无从得知,后人考证其出生于1304年。虽然号称“西江”“豫章”人,但各个版本的南昌方志中,仍旧找不到他的名字、事迹或诗文。究其原因,可能汪大渊作为民间航海家,其个人的经历难入古代官史。不过,但他的《岛夷志略》被《四库全书》收录,这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汪大渊的海上旅程,或许和同时代千百位在海浪中谋生的舶商没什么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汪大渊怀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心,用文字记录下各种诡异。于是,他的《岛夷志略》充满了“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汪大渊自称这些事情:“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汪大渊附舶东西洋航程示意图
身世不明的小人物
汪大渊名列中国航海史、中西交通史等领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得不说的地理学家兼航海家。
但是,关于汪大渊的生平事迹,只是隐约见于《岛夷志略》的序跋和正文片段中。汪大渊是小人物,明代官修《元史》中没有传记,甚至不愿意在他的名字上浪费笔墨。在修撰正史的这帮笔杆子看来,汪大渊和身边的阿猫阿狗一样,都是不值得书写的小人物。
因为是小人物,所以汪大渊以与大人物交往为荣,未免要借大人物的名气抬高自己。汪大渊《岛夷志略》提到的大人物有两个。一个是给他作序的张翥(1287年至1368年),另一个是名列元代“儒林四杰”及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1272年至1348年)。
张翥的学术、诗文,在元代算得上一流,官也当得足够大,给汪大渊作序时还是翰林修撰,后来则官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焕章将归,复刊诸西江,以广其传,故予序之”,这里的“西江”是南昌的别称。也就是说,汪大渊想在自己的老家重新刊刻《岛夷志略》,为了扩大影响,所以请张翥作序加以宣扬。
虞集在元代文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张翥。汪大渊虽然没有能请他作序抬高身价,但在书中“大佛山”一节提到了他与虞集的交往。不过,虞集似乎并不把汪大渊不辞辛苦带回的珊瑚树当回事。虞集有数部诗文集传世,今人辑有《虞集全集》,收录诗文过万首,其中充斥唱酬应和之作,但是也找不到汪大渊的名字,更没有提汪大渊不辞辛劳带来的奇珍异宝。
至于汪大渊的身份,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也有人说他“为船主或客商担任文墨工作”。如果回到历史场景,元代外贸船队的人员一般包括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梢工、碇手等。在这些名头中,肯定有一个适合汪大渊。至于航海家、旅行家等名号,不过是今人毫不吝啬的馈赠。
据史记载,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代以来,便是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良港。唐贞观时期,朝廷命洪州(南昌)造海船,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到了南宋,所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上千人。明永乐年间,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大宝船”的建造。可以说,家乡航运业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汪大渊的奇幻漂流之旅。
漂洋在岛夷世界
“泉州”这个城市和汪大渊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元代的泉州,绝非今天这座屈居于福州、厦门之下的闽东南城市可比。泉州在元代港口中的地位首屈一指,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就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等西方来华游历者,均对泉州大加颂扬。
作为最大的外贸港口,元朝在这里设置市舶提举司。伊本·拔图塔说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可见泉州是当时的造船业中心。既有专门行政机构,又有高水平造船工业,泉州当然是理想的外贸港口。
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风。风有周期性,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也就是季风。于是,“诸处舶商,每遇冬汛北风发船……至次年夏汛南风回帆。”可以想象,元代某个冬天的泉州港码头上,在挂满帆,拉起锚的商船上,人头攒动中就有汪大渊的身影。
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湾)。《岛夷志略》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此外,《岛夷志略》还附带提及若干邻近地区。两者合计,全书记录的地区或国家名称超过220个。这些地区或国家,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王成组先生对这99个地名的分布进行了分类统计,就范围之广、路程之远、记录之详而言,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在正统的地理学史研究中,《岛夷志略》被赋予两项发明权:其一,古代中国人对桑给巴尔地理的详细认识首推汪大渊;其二,最早使用“东洋”、“西洋”地域概念的也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汪大渊给我们呈现出的奇幻岛夷世界,是由99个区域构成的。在王成组看来,这些区域有的是具备通航条件的港口,剩下的似乎只是避风港,还有极少数是大小不一的岛屿。那么,在这港口、避风港、岛屿密布的海上,哪些岛夷才有资格写进志略呢?其实,汪大渊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有出产“异产”,具有经济价值,足以建立买卖关系的地方才值得写。《岛夷志略》提到的众多地名,之所以仅仅罗列名称,原因无外乎“无所产,舶亦不至”。有些地方,显然是是非之地,动辄有性命之忧。但因为既有物产可以购买,又需要从舶商那里采购商品,所以商船不得不去,汪大渊也就不得不记录在案。
这些高风险地区颇有几个。例如,占城(今越南中部)“俗喜侵略。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以鬻官家”;暹(罗),“俗尚侵掠”;重迦罗,“不事耕种,专尚寇掠”;毗舍耶,“俗尚虏掠”;龙牙门,“俗好劫掠”;昆仑,“舶贩西洋者,必掠之”;喃巫哩,“俗尚劫掠”。今天活跃在亚丁湾的索马里海盗如果读到《岛夷志略》,一定会热泪盈眶对着镜头说:“原来我的前辈、我的知音都在这本书里啊!”这99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名单确定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细节,描摹每一块土地的个性。否则,《岛夷志略》就成了干巴巴的《岛夷地名录》。(丁超)
中国科技馆展出的中国古代福船模型
■补白
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
提起中国古代航海家,郑和尽人皆知,事实上,除了郑和之外,中国古代还曾涌现出多位民间航海家,他们也给中国航海史留下了宝贵财富。
杜环:航海归来的战俘
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之前,唐朝有个叫杜环的旅行家,他写过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着意描述他从耶路撒冷启程,经过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涉及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可惜的是,《经行记》已失传,仅有后人摘录的千余字得以留存。
杜环之所以踏上“旅行”的道路,源于唐朝对外战史中著名的恒罗斯之战。在那场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战役中。唐将高仙芝长途奔袭700里,最终被大食援军包围,惨败后杜环被俘,流亡大食12年,成为第一个到过北非并有著作的中国人。公元762年夏,杜环结束了其游历生涯,从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踏上回国的征程,到波斯湾后搭上了大唐的商船,随商船在广州登岸,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中国。由此可见,唐朝对外的海上贸易已经非常发达了。据史料记载,唐代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全程约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在航海方面的领先地位。
海商家族杨氏三代
元朝,朝廷制定海外贸易制度——政府出船出钱给商户,承担经营风险,然后收取利润的七成。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海商家族“杨氏三代”出现了。
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海上贸易机构,也可称为海关)总司事,他儿子杨梓早年从事对日本、高丽和南洋贸易。后来,因熟悉南海路和东南亚风情,参加了元军入侵爪哇的海上战争,为元廷海上远征军出钱出船,并亲任远洋导航。杨梓征战归来,受封为安抚总司,后任杭州路总管,是海商海军兼而有之的航海家。杨梓的儿子杨枢19岁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归来在波期湾停泊时,巧遇波斯合赞王派出使中国的那怀等人一行,那怀于1303年平安到达中国,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请求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1304年(大德八年)初冬,季风盛吹,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风暴一再掩滞行程,直到1307年大家才安全抵达波期湾忽鲁模斯港,完成使命。杨枢的勇气和毅力为后人所称道。
法显从海路取经归来
在中国佛教史上,西行取经的和尚中,东晋的法显名气虽无法和后来的玄奘相提并论,但他的经历甚至比玄奘还要传奇,他65岁时从陆路西行取经,取经成功后,从海路只身归国。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法显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13年,历经艰辛,回到祖国时已经78岁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杨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