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先知孙越生

孙越生是浙江绍兴人，1925年出生，厦门大学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97年逝世。

孙越生是王亚南的学生。王亚南以翻译《资本论》闻名，又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学者。他在1948完成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具有开创性，当年孙越生就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王亚南器重孙越生，看他生活清苦，就让他为自己的儿子做家庭教师，支持学业。文革中，孙越生获悉王亚南被迫害致死，决心继续老师的课题，对中国当代的官僚政治进行剖析。

1969年，他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在干校里，他悄悄地写诗，画画。他在1972年2月的一首诗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这是科学的踌躇；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这是民主的踌躇。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这不是短暂的烦恼，这是历史的踌躇。”1972年6月，他面对月夜下的碾子，做起了“麦收场上民主梦”：“你的作用表现为：施加压力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制约官僚政治的对策，也在民主压力下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国人后来面对的难题，竟然被孙越生以诗的形式点破。这些诗和当时创作的风景画，孙越生编成《干校心踪》一书，自费出版，只印了500册，流传范围很小，邵燕祥等朋友发表了公开评论。

孙越生干校年代的思考，改革开放年代得到进一步深化。1980年代初，孙越生把王亚南尘封多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重出新版，并结合现实写了新序。接着开始撰写《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他直面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政治现象，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官僚主义被他赋予特定的含义，它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官员作风问题，而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自利冲动，是和人类自身文明史同样悠久的痼疾。他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劳动创造人类论和国家必然消亡论，并依据考古发现，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图景。他从官和民的对立和制约关系中，重新考察了人类文明史。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

孙越生认为，官民关系本来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放眼全球视野，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官民对立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产生了官民分化。其中某些社会成员掌握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他们可能名叫头领、酋长、国王、皇帝、苏丹、可汗，也可以叫总统、总理、主席、首相、大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但共同的特点是掌控着支配其他社会成员权力。没有官民分化，无从产生国家，无从进入文明。有了官民分化，就有了官对民的伤害。如何减少这种伤害，成为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苦苦探寻的难题。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革命的路径，一条是宪政的路径。革命的路径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地主、资本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最后仍不能避免政权执掌者成为伤害人民大众的新官僚。而宪政的路径着眼于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放弃国家消亡的空想，承认国家的公共职能是文明所必需，通过竞选、监督、弹劾、罢免等制度，让掌权人由民众选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让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互相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官僚政治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前一条路径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没有看到希望，而后一条路径则已经显现出曙光。孙越生就是中国思想界告别前一条路径转向后一条路径的先驱者，是当年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想得最深、走得最远的一个。

师大一附中老同学常大林是孙越生生前友好。1988年他协助胡绩伟主编一套民主研究丛书，将孙越生的著作列入其间。次年丛书流产，此书手稿也被锁进抽屉。

孙越生病逝后，我通过常大林读到了此书的手稿，感到份量很重。于是和李辉商量，编成《孙越生文集》，请邵燕祥、常大林写了序跋。当时贺雄飞联系了内蒙的一家出版社，已经排版，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后来，郭沂纹有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想请王亚南的儿子作序或题写书名。王亚南的儿子这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他开始答应，看了稿子却再无下文。

我又将书稿推荐给赵虹，他在《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上连载了《官僚主义起源论》，《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仍无问世的机会。

2008年谢泳趁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之机，在《新京报》发表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注意。林冠珍找到我，与孙越生的女儿签约，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在2012年与广大读者见面。

袁伟时教授读后非常震撼，在微博上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顾准的代表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他生后20年出土，孙越生的代表作在他生后15年出土。或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