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生活】关于顾城（四）：自由写与任意读
诗歌，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表达；阅读，是读者个人经历的解构。诗人挥洒自己的才华，他们不关心读者如何理解；而读者各自从歌里面获取的情感，也不必强求和别人一致。
文/ 郑辉
“火焰是唯一的读者”，顾城的爸爸顾工回忆道：“这些诗句，那时是决不能发表，也不能让人看见，光是'太阳’二字，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杀身之祸”。了解了时代背景，就会知道，“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样童话的诗句，当时也可能是刀戟矛戈，或加诸己身、或刺向黑夜。
后人能正常使用曾被固化的文字，是因为前人付出了代价。80年代初的朦胧诗人，疯的疯、死的死、逃的逃，写诗并不是浪漫的事，好的诗必以痛苦、鲜血甚或生命为代价。所以那批诗人之后，少有好诗是正常的，因为太少人愿意付出写好诗的代价了。
诗人不负责解释自己的诗。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觉得无需解释，可能是没法解释，更可能是不敢解释，最后只好胡乱解释。所以顾城会说《一代人》是在梦里写在墙上的，自己也无法说清想表达什么。顾城的帽子也是如此。保暖、长城上的一块砖、家的围墙，等等，顾城会随意给问帽子的人一个解释。
那些说顾城只关注自身不关注世界的人，应该是误读了，哪怕《一代人》真的是写于梦中。朦胧诗这个名字就是从批判顾城的《结束》一诗得出的，童话诗人的童话诗，从最开始就是战场。战场从北京延续的上海，再一直延续到新西兰。杨炼在一篇回忆顾城的文章里提到他们曾经在新西兰搞过一个活动，顾城穿着背上用几百个像章拼出一个“卐”字的披风，一言不发，在广场上走来走去。所以顾城的帽子其实很好解释，那就是一名战士的标志。戴着帽子，就是不妥协，就是一直在反抗。
所以最后我觉得杨炼的说法应该是对的，顾城的悲剧既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也是一个个人的悲剧，源于那个年代。就像谢烨接李英来激流岛，我更愿意相信的说法是出于侠义之心在90年初接她出来避祸。历史车轮碾过，命运既避无可避，悲剧也微不足道。
“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顾城对文字的运用，在10几岁时就已经炉火纯青。
顾城随手写的戏谑诗《思乡曲》，更是可以直接拿去做贯口：“旧时蒜，已结瓣，拿大碗，吃早饭，甜面酱，葱来蘸，拍黄瓜，炒鸡蛋，不在咸，不在淡，而在稀稀溜溜、筋筋实实、呼呼噜噜的，扯不尽、舀不断、绕不没、吸不完、来回卷的，一挑挑可心可口可意可人可吃三天九顿过节过年过生日长岁数的，肉末、香油、辣子、胡椒、虾皮、红醋、韭黄、炝点莫明其妙小蚶干的，清清爽爽、一塌糊涂、串了味的炸酱面。”
才华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文字就成为对才华的束缚。顾城开始尝试摆脱文字。他明显在几个方向上同时展开探索，例如在书写形式上，一行一字或倾斜、交错，来表示不同意象。例如用拟声字词，试图突破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界限。最极端的时候，他在一场和外国人交流的诗会上，用毫无意义的声音和语调朗诵自己的诗，就像龚琳娜在唱《忐忑》。这些尝试当然没那么容易成功，《滴的里滴》可能是那时候顾城还算满意的一首诗了。
顾城这段时期的诗，就如同金庸的小说《侠客行》里描写的：最后能看懂“赵客缦胡缨，白首太玄经”所藏武功秘籍的，是不识字的乡下少年。当然对学计算机的人来说，对无意义的符号排列来表达各种意象，早已司空见惯。在我的某本旧书里，应该还夹着一张用ASCII码打印出的米老鼠头像。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专门提到过《男子》这首诗，曾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看了几个晚上也看不懂，最后评价是精神分裂，nonsense。
《男子》
苹果布
食
一九八七. 五
而当我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笑喷了，这明显就是用字摆出的男子性征。这是最直白的对男人的讽刺，只有下半身。初看诗中的文字没有意义，那就是更深一层的讽刺，即男人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混乱的。然后有人开始提醒我，苹果当然是有含义的，这里的苹果应该是亚当夏娃吃的那个啊。深以为然！所以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人有了道德判断，然后穿上了衣衫“布”来遮挡，但这还是人性本身的一部分，饮“食”男女，“食”色性也。诗里无缝融合了东西方文化。
诗就是这么奇怪的一种文体，同一首诗，有人完全读不懂，有人会心一笑。
也许因为，顾城此时的诗，已是禅。
诗人有远超常人的对自身、对世界的敏锐感觉，他们用诗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诗的表达一方面有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意象固化的作用。常人本来模糊的感觉，读到诗以后，这些模糊的感觉立刻清晰起来，这就是诗的启蒙作用。
“窗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月光代表思念被诗人反复使用，这个意象就被固化下来了。同样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化里，含义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月光也可能代表爱情。即使在同一个文化里，同样的意象也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例如秋天可以代表悲伤也可以代表收获，乍暖还寒既可是春初也可是秋末。
诗人写诗最完美状态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常常面对的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文字束缚了诗人的表达，这时候诗人就需要创造新的意象或新的表达方式，这是诗人的困难时刻，不单要摆脱自身的困境，也要抵挡外部的苛责。
顾城说：“就说写东西吧，我父亲就认为这玩意儿有一个极限，你超过去了，这社会就不接受你，这人呢，也不理解你”。但顾城有自己的态度：“我就觉得写诗跟人喘气儿似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不让你喘气就不喘，或者让你怎么喘，说嘴喘气好，我就用嘴喘不用鼻子；那我鼻子喘气舒服我就得用鼻子喘。”
诗人写诗的时候，是自己某时某刻心境的表达，他是不去考虑读者感受的。何况读诗的人下到初蒙稚子、上到耄耋老叟，不同的人对同一首诗的感受也是千差万别的。杨炼讲“万里悲秋常做客”有五层意思：“做客”、“秋天里”做客、“悲伤的”秋天做客、“万里之外的”悲伤的秋天里做客、万里之外的悲伤的秋天里“常”做客。
读诗的人因为自身文化、经历的限制，对这句诗的理解会落在五层意思的不同层面。而杨炼自己说他看着那个“常”字，心如刀割。没有海外长期流亡的经历的人，无法体会他读这句诗的心境。然而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感受的，很可能他的感受并不在杨炼总结的五层含义之内。
有时读诗的人会故意对原诗做出曲解，例如我们常做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顾乡在回忆顾城的文章里说：“他看完书后，总会跑来讲给我听。讲的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我忍不住找来书看，却不免大失所望，书远没有他讲的那样好看。时间久了，我就知道，他看一本书的时候，常常也是重新写了那本书。”顾城在解读“红豆生南国”的时候，会把“生”解释为“生出”。然后在他的想象里，从一粒小小的红豆，慢慢生出满是爱情的春天，慢慢生出满是花的世界。
在诗人的自由写和读者的任意读之中，诗只是媒介，双方都在追求自己独有的那份愉悦。契合诗人原意的时候，是神通古今的愉悦。延伸解读的时候，是自我放飞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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