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七衡六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中国传统建筑“象天法地”的意匠，是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的。宫殿、宗庙等历史时期建筑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集中展现形式，其形制布局和坐向等内含诸多象征天人相通的因素。中国古代城池的空间格局，也是天文历法、易学堪舆等中国古代知识思想文化理论的重要表象。而闽南地区重视宗教信仰，区域内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建筑保存较多。泉州古城作为闽南地区历史时期的一座重要城池，其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坐向等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易学堪舆等思想理论，以及相关应用技术的发展变化关系密切。由于战汉以来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传承有序、脉络清楚，因此通过观察、分析、研究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等因素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易学堪舆理论、定向测绘技术等之间的关系，来逆向探寻相关历史时期城池和重要建筑的性质及其规划、修建和沿革等情况就成为可能。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诠释了这种通过逆推方式来分析、研究的可行性。泉州城的相地与其周边的戴云山、九日山、小阳山、紫帽山、清源山、晋江、泉州湾等山川地理关系颇深，泉州开元寺（以下略为“寺”）大雄宝殿（以下略为“殿”）是泉州城的规划原点，其位置在以九日山为圆心、以九日山至紫帽山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周和以晋江上游西溪东溪的合流口到晋江所入泉州湾和南海之间石湖半岛金钗山（烟墩山）上六胜塔连线的交点上。泉州古城的沿革大致可以分为晚唐之前、晚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4个时期，城池建设和城内区划、重要建筑坐向与天文学、易学、堪舆学等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关系密切。“寺”和“城”的相地选址、州治之“衙”和子城的规划修建、罗城及增筑翼城之后的唐宋泉州城规划思路有分别偏重于堪舆学、八卦易学、天文历法知识的现象（表1）。
泉州古城的修建及其城门位置、重要建筑坐向与“殿”及其与“寺”内东塔和西塔构建成的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以下略为“殿塔缝针”）有关。泉州重要建筑的坐向因其定向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殿”的“取正”方向、天盘缝针方向（以下略为“缝针”）相关的建筑，用极星定向，坐向与子午线、“缝针”相关；另一类如泉州府文庙、泉州天后宫、泉州市舶司和清源山巅三清之源和南台寺大雄宝殿等，或建于以“缝针”为基础的地（内）盘壬子正针（以下略为“壬子正针”）使用之后，有“壬子正针”子午线及其两侧约1/4山、乾亥缝线及其左侧约1/4山等几种坐向。从泉州城与周边山水的关系来看，泉州古城的相地选址几近完美，与觅龙、观水、察砂、点穴等堪舆学理论相关。城居“罗城垣局”，河沟和城壕如同血脉沟通其间；罗城垣局背后依托着小阳山、大阳山，西北为承接戴云山而来包含靠近九日山在内的山脉，东北有仙公山等，构成层层关锁；而位于城左、右的清源山、紫帽山形成左辅右弼，两山高度近似且与流经其间的晋江段距离相近。中国古代的堪舆学理论与易学关系颇深，晚唐之前与“殿”“寺”位置相关的州治之“衙”和子城的规划有如先天八卦太极图之东半，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罗城壕八卦沟无八卦之象而作如是称谓，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和释读与先后天八卦相关，都从侧面反映出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亦与易学相关。而易学又源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文上的三衡和七衡六间之说或是唐宋泉州城构建自我世界的理论基础。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与先天、后天八卦等易学有关，并且暗合古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之说。或许下述唐宋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的具体所指未必完全确切，然而构建成如此空间格局的规划思路或曾存在。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是“三衡”“七衡六间”的缩影，意味着以泉州城为中心的“天下”。《八闽通志》中有：“郡旧有衙城，衙城外为子城，子城外为罗城。又罗城南外为翼城，内外有壕，舟楫可通城市”。唐宋泉州的“衙”（衙城以州治为前身，均可为“衙”）、子、罗、翼城具有整体规划、营建有序、因地制宜等特征，子城修建前已有州治之“衙”，子城始建时间或早于罗城，子城和罗城同样均完成于五代十国时期；“衙”、子城的城圈平面形状和城内形制布局基本呈方形棋盘式格局，罗城、翼城的修建及其城门位置的选择与州治之“衙”、子城同样，均与“寺”关系密切。以下，按照泉州相关城池的始筑时代，分别探讨晚唐之前泉州州治之“衙”和子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泉州罗城、南宋增筑翼城之后泉州城及其与外围山水构成的空间格局。1.1.1 晚唐之前泉州州治之“衙”和子城的空间格局唐宋泉州城的修筑和扩建，与“寺”内“殿塔缝针”关系密切。“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初名“莲花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称开元寺。“东塔，号镇国塔。唐咸亨（670—673年）文
师始作木塔，凡五级。……咸通六年（865年），木塔成，赐名镇国”，宋宝庆三年（1227年）改建为砖塔，嘉熙二年至淳祐十年（1238—1250年）重建改为石塔。西塔名仁寿，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初为木塔，北宋时改建为砖塔，南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1228—1237年）改建为石塔。
建成东木塔的865年、修建西木塔的916年，或可作为与晚唐之前、晚唐五代时期泉州城营建相关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因为，东木塔建成东塔时或尚未使用“缝针”，而916年修建西塔则象征着“殿塔缝针”的完成。因此，700年始建的州治之“衙”、865年前后始筑时期子城的坐向与“缝针”相关的可能性甚小，而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特别是916年之后建成、再建的子城和罗城、衙城（州治）就会与“缝针”有关。从文献记载来看，“衙城旧址”在宋元时期尚存，乾隆《晋江县志》中云：“衙城即州治垣墙，留从效筑为开府建牙之地。宋淳祐中，旧址尚存。至洪武元年始废为卫”。据此或可认为衙城是留从效在保大年间（943—957年）以武周久视元年（700年）所设州治之“衙”为基础修建而成的，因州治之“衙”与留从效衙城有沿革关系，为了便于探讨“衙”而暂将留从效衙城与其前身即州治之“衙”均归入“衙”。因留从效衙城筑建于916年之后，故其范围或如文献记载亦是“周三里”，而坐向即可沿用原州治之“衙”的“取正”方向，亦可与“缝针”相关，诸多问题尚待解明。晚唐之前的泉州，北半西部以“寺”为核心，领有风水宝地而成为精神信仰中心；北半东部以州治之“衙”为中心，占据了“寺”左高地并更加靠近清源山，或是为了符合作为世俗政权所在地的需求。世俗政权对宗教设施拥有管理权，也是中国古代政教合一国体的表现。州治、子城构成了世俗的政治中枢。“殿”“衙”重要建筑的位置，分别相当于先天八卦太极图中的黑洞、白洞；“寺”“衙”所在区域为穴，亦即两仪。子城始建于唐代，志书中有乾元元年（758年）以前、贞元（785—805年）以前、天祐二年（905年）、天祐三年（906年）等说法。按道光《晋江县志》中的相关考辨，子城当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前。管见以为，探讨子城的修建及其与罗城的先后关系，需考虑到其始建、修缮或改建等情况。子城或始建于758年以前，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子城与始建时期的面貌未必相同。从目前泉州古城内相关区域内的地形、地貌来看，子城及其城门位置亦是以“殿”为核心规划而成的；子城十字街是子城内南北、东西向轴线。由此或可推测子城北半、南半偏角不同，子城横轴（肃清门以东的西街、东街）的形成或早于纵轴（泉山门以南的北门街、花巷承天巷路口以北的中山中路）。这或是子城北半部分的坐向或因受到州治之“衙”的影响而呈“取正”的方向，南半部分或因再建时间在“缝针”始用之后而与“缝针”相关。从子城与“寺”东塔的关系来看，东木塔建成的865年或早于“缝针”的始用，此时建塔的目的或亦是为了构建出修建或再建子城所需测绘系统的基本要素—以“殿”、州治之“衙”为两个测绘基准点，以在泉州城测得的子午线为方向线。换言之，此时子城的坐向或与“殿”相同，而与“缝针”无关。若能推定出州治之“衙”的位置，则该“取正”相关测绘系统即可成立。一般来说，州治之“殿”作为泉州的世俗权力中心且其位置又与“白洞”相关的话，则留从效衙城重要建筑的位置亦当在此。从目前推测的子城门的位置来看，子城的东门行春门、北门朝天门、南门崇阳门与“殿”基本位于同一圆周之上，其圆心或即州治之“衙”的南门，威远楼原位置或与之相关。从子城与“寺”西塔的关系来看，西街方向与东、西塔的连线几乎平行，而西木塔建成的916年方与“殿”和东木塔构成了最初的“殿塔缝针”。换言之，目前西街方向与“缝针”基本垂直，其形成时间或不早于916年。重建于1137年的泉州府文庙大成殿的坐向，或与916年形成的最初的“殿塔缝针”相关。“衙”中的核心建筑与行春门、“殿”能形成以“衙”的核心建筑为顶角或等边三角形中心的等腰或等边三角形，则“衙”的核心建筑位置及其与“殿”的关系即可解明，并能从理论上解决子城规划建设相关问题。子城西门肃清门，基本位于“殿”和子城十字街口的中间，即二分相关圆周半径之处。从罗城“七衡六间”空间格局来看，肃清门靠近内衡，十字街口、东门行春门分别在第二、第三衡上；子城的主体在内衡以东至第三衡，突出第三衡的东南部分为泉州承天寺。由此可见，以“衙”为中心构建而成的世俗世界的子城，与以“殿”为中心的精神世界得以并立。从“殿”和“衙”、子城的性质及相对位置关系等来看，推测有按照先天八卦太极图格局来规划的可能性，其规划思路中或存在一个将相关要素均包括在内、相当于先天八卦太极图外围的圆周。该圆周内或有分别以“殿”、子城十字街口（州治之“衙”的南门）为圆心、均以“殿”至州治之“衙”的南门为半径的两个圆周存在，象征着政治与宗教的并立和交叉，而后来罗城“三衡”“七衡六间”的空间格局完全是以“殿”为中心的。子城和罗城均是以“殿”为核心规划修建的，子城十字街口、东门行春门的位置是确定后来罗城第二、第三衡的重要因素，因此推测罗城的规划修建不早于子城。“先罗后子”的说法，抑或是将堪舆学中“穴”前的“罗城垣局”与作为城名称的“罗城”混淆了。“衙”和子城的规划使用了易学相关理论，而易学又源自古天文学，因此在修建罗城之际就会继续用易学的八卦、古天文学中的三衡和七衡六间理论作为城池相关规划的基础理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城包含子城和罗城，州治之“衙”终成“衙城”，子城或基本沿用，罗城始建之后有过修缮或扩建。罗城所在地势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或以先天八卦为体，西北为艮（山）而东南为兑（泽）。
罗城的空间格局，具有古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结构。综观整个泉州古城及其周边山水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其是由“寺”“城”“山水”等三部分构建而成的，“寺”和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殿”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正如三衡—“殿”为圆心，相当于泉州的“北极星”；“寺”似内衡，如“璇玑”；“城”居“罗城垣局”，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外围山环水抱，“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中衡如内盘察砂，外衡似外盘观水；位于中衡上的清源山象征青龙、左辅，而位于外衡上的六胜塔之所在地成“地户闭”之形。古天文学在三衡的两衡间再各三等分成七衡六间，而罗城的“三衡”结构亦可在上述泉州城“三衡”的基础上，在内衡“寺”至清源山所在的“中衡”之间、“中衡”至六胜塔所在的“外衡”之间再各三分，可划出七个同心圆，构建出唐宋泉州城的“七衡六间”—第一、第四、第七衡即“三衡”，同上；城门主要在第二、第三衡上，城壕八卦沟连通其间；九日山和小阳山、紫帽山在第五衡上，分别为后托、右弼；晋江上游西溪、东溪的合流口在第六衡上，作“天门开”之势（图1、图2）。
罗城第二、第三衡圆周位置的决定因素，或是因子城十字街口（州治之“衙”的南门）、州治之“衙”的核心建筑、子城行春门之所在及其与“殿”的距离。罗城东部、仁风门和通淮门等在第三衡外侧，看似缺乏规律，实则当是因为仁风门、通淮门的修建位置已被子城门、罗城门、“殿”和二十四等分线等诸多因素所决定，其选址定位是有内在原因的。罗城的西半部分位于第二衡之外、第三衡及其内的八卦沟之内，而东半部分则在与行春门相关的第三衡外侧、第三衡之外的八卦沟和中衡之内，不超出罗城垣局。罗城的平面形制是东南大而西北小，东半部分面积大于西半部分，这或与东、东南为阳象征春夏，而西、西北为阴象征秋冬有关，或因此子城东门称行春门、通淮门后改名迎春门。第二衡上有罗城的通津门、素景门和子城十字街口等。罗城初建时期有素景门，其位置或是第二衡、相当于先天八卦太极图外围的圆周、“殿”向外将“三衡”“七衡六间”二十四等分之夏历八月线（以下略为“夏历*月线”，历法相关参见后文）的交点；而通津门则在夏历五月（午月）线过第二衡之处。第三衡上先是有罗城的朝天门、镇南门和子城的行春门。朝天门、镇南门的位置分别在夏历十一月（子月）线、三月半线过第三衡处；后来素景门废弃，增添的新门、义成门分别在夏历七月、九月线过第三衡之处。仁风门、通淮门虽然不在衡上，然而其位置的选定或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推测仁风门或是子城崇阳门、行春门连线向东北与二十四等分夏历某条线的交点，而通淮门则是“殿”和崇阳门连线（或即夏历三月线）、通津门和镇南门连线向东南的交点。罗城东北未开城门的原因，或与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有关。以“殿”为圆心六分圆周而成“释六”，“六”是八卦八进位的极阴之数；“释六”加上作为“俗一”的镇南门则为“七”，成大阳之数。明代在东北修建翼城，除因防御之外，或亦有补足加强的意味。罗城壕八卦沟位于第二、第三衡至“中衡”之间，既是沟通城内沟渠、城外江河的脉络，又是“内衡”之“城”与“中衡”“外衡”之山水联络的通道。八卦沟的形成，应与修建罗城有关，挖堑垒城就是为了获取修筑城墙所需大量土方而开挖城壕。八卦沟围绕罗城，在罗城垣局的边缘部；罗城壕无八卦之象而称作“八卦沟”意味着其或与易学有关，而其位置恰好就在前述“殿”“寺”“衙”和子城规划相关的先天八卦太极图外围圆周的外侧。1.1.2.2 罗城门与子城门的位置关系及其“释六俗一”格局与历法的关系从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子城四门与罗城七门的位置来看，泉州城的修建极有可能是“先子后罗”。子城与罗城均是以“殿”为核心规划而成的，然而子城东门行春门所在的第三衡是确定罗城镇南门、朝天门、新门，以及后来的义成门位置的决定因素，因此可以认为罗城的规划和修建不早于子城的。“先罗后子”说法的出现，抑或把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泉州罗城这座城池的名称和堪舆学中“罗城垣局”的概念混淆了。子城十字街过子城墙处为子城四门，子城十字街及其延长线也分别是唐宋泉州城的南北、东西向轴线，或也包含着要用世俗的轴线来界定并表现出整座城池都在世俗政权管辖之下的理想。罗城门、子城门的位置均与“殿”关系密切，并且罗城朝天门—镇南门、仁风门的位置分别与子城泉山门—崇阳门、行春门有关，而通淮门、素景门的位置或分别与崇阳门、行春门有关，后来修建的新门、义成门的位置或与子城门关系不大。通淮门与崇阳门和“殿”在一线上，朝天门又与泉山门和“殿”在一线上，而子城门在修建之际或并无与历法相关的迹象。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朝天门的选址，是“殿”和泉山门连线过第三衡处，选定位置之后遂以之为夏历子月而建立“殿”和罗城与历法相关的体系；而崇阳门与“殿”和泉山门在同一圆周上，故崇阳门的位置必然与“殿”、泉山门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通淮门所在也就必然与相关历法有了关联。另一方面说明崇阳门、泉山门作为子城的城门，其位置也是罗城规划修建之际重要的参考因素。子城四门基本朝向南、北、东、西四个方位，而罗城七门亦可分为与之相关的四方城门：南城门三座（西南通津门、正南镇南门、东南通淮门）、西城门二座（西门素景门-义成门、南西“新门”）、北城门（朝天门）和东城门（仁风门）各一座，并因此推测罗城门的位置受到了子城门的影响，“先子后罗”的可能性较大。罗城初建时期城门有六（有素景门，无新门、义成门），五代十国时期在素景门的西南、西北修建了新门、义成门，素景门废弃，遂形成了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朝天门—“殿”—通津门、仁风门—“殿”—新门、通淮门—“殿”—义成门等三条通过“殿”的直线形成了以“殿”为中心的格局，象征着发自“殿”的六道阳光普照泉州城，故称之为“释六”；而另外一座城门罗城正南门镇南门虽然也与“殿”相关，然而其更多表现的是作为“衙”南门（或与威远楼相关）、子城南门崇阳门等世俗政权相关城门向南继续延续的意义，故而称之为“俗一”。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虽然是逐步完善形成的，然而在修建罗城之际当就有了通过其城门格局来与历法关联的规划。既然存在可以将“三衡”“七衡六间”六、十二、二十四等分的放射线，那么就会有用于观测的相关设施或标识，罗城门及其上楼橹就是最好的设立观测点之处，罗城圈上凹进、凸出之处或亦均可作为标识使用。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易学关系颇深。罗城门“释六俗一”的格局是建立在“三衡”“七衡六间”空间格局的基础之上的，“释六”相关的三条线可以看作是自“殿”向外作放射线而将“三衡”“七衡六间”进行了六等分。将三衡按照太阳在一年里的光照情况八分成先天八卦图，推测六分或当与十二分、二十四分泉州城的“三衡”相关。巧合的是，“俗一”镇南门基本在通淮门、通津门之间的“第三衡”四等分处，即“殿”与镇南门的连线或与二十四分三衡的线相关。如此，就有了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或有被二十四等分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与“释六俗一”格局相关的城门、城圈的规划建设中会有与夏历中的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十二辟卦相关的因素。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中，存在诸多易学八卦相关事例，那么“释六俗一”与十二辟卦及与之相关的二十四节气有关也就不足为奇了。管见以为，“释六俗一”的格局或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有关。由于夏历（今用）建寅而十二地支“子”为十一月，因此“释六”指向的是十二月中的六个奇数（阳）月，镇南门在相当于三月半的位置。即仁风门—新门为三月（辰，夬，清明、谷雨）—九月（戌，剥，寒露、霜降）、通津门—朝天门为三月（辰，，清明、谷雨）—九月（戌，剥，寒露、霜降）、通津门—朝天门为五月（午，姤，芒种、夏至）—十一月（子，复，大寒、冬至）有关；并且，罗城镇南门的位置或亦与空间格局的二十四分有关，故而或可认为罗城的空间格局中亦有与夏历的二月（卯，大壮，惊蛰、春分）—八月（酉，观，白露、秋分）、四月（巳，乾，立夏、小雨）—十月（亥，坤，立冬、小雪）、六月（未，遁，小暑、大暑）—十二月（丑，临，小寒、大寒）等偶数（阴）月相关的标识。另外，夏至在内衡（夏历五月）上，冬至在外衡（夏历十一月）上，因此也就意味着“释六”相关的三条线或可直至外衡。素景门的选址原因如前所述，或亦是二十四等分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之夏历八月线与第二衡的交点，有以之作为偶数（阴）月城门的意味。由于原“西”门素景门的废弃而没有了偶数（阴）月，唐宋泉州城的陆城门意象的或均为奇数（阳）月。唐宋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规划营建中，还含有一个子午线的世界。“寺”与极星子午线、日影子午（“殿塔缝针”）相关，子城泉山门—崇阳门或即日影子午，罗城朝天门—通津门或与月历子午相关，而泉州府文庙、泉州天后宫等宫庙坐向与“壬子正针”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相关，其中“缝针”的使用极为重要。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政治家理想抱负重要体现的建筑也是政治的延伸表现方式之一，城址及相关建筑遗址也是古代社会政治延伸表象形式的遗存。在阴阳家完成相地选址的堪舆之后，就需要匠人利用科学技术来营建，匠人是实现国家展示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在“营造”之前，需要“取正”“定平”并建立相关的测绘系统。因为大型建筑的修建需要规划先行，而规划就需要较为精准的测绘系统，大量建筑材料的使用计划和预备采购等也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故而有规划修建的、坐向准确、使用高等级建筑构件的建筑多属于官方或宗教类建筑。中国历史时期的城池、宫殿衙署寺观乃至民居等多坐北向南，宫殿“建中立极”，重要建筑的坐向通过“取正”来明确方向，定向方法有观测极星、利用日影、使用磁针等。泉州古城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坐向，反映出中国古代等级社会、堪舆理论及相关应用技术的发展变化。晚唐之前使用极星方向定位，晚唐五代时期开始使用的“缝针”仍以极星定向为基础，而赵宋时期使用正针用磁针测向并配以更为复杂的堪舆学、易学理论。如前所述，“殿”“寺”分别相当于泉州的“北极星”“璇玑”，与泉州子城、罗城、翼城的修建相关。现在仍然见于“寺”内的“殿塔缝针”，就是营建泉州古城及相关重要建筑的定向、测绘系统。“殿”的坐向（北偏西1.2°），即是在泉州测得的子午线角度，由此可知“缝针”在泉州为8.7°，最初构建“殿塔缝针”的时间当不晚于916年；现东塔北偏东6°且塔基与塔身偏角稍异，西塔北偏东8°，实测现存“殿塔缝针”为9.1°。东塔略高于西塔，东塔高48.1m（不含塔刹37.04m），周边地面海拔8.59~8.76m；西塔高45.1m（不含塔刹35.4m），周边地面海拔8.83~8.96m。东、西塔的高度，是否还具有通过日影观测来校准漏刻、了解历法等功能尚有待研究，然而其上应该是可以观测到整个泉州城的范围及城门、城墙上相关历法标识的。东、西塔与“殿”构成的“殿塔缝针”，将天文定向体系移到地上，使得天地交泰而成天地之宜，同时也是泉州重要建筑的定向、测绘系统。极星定向、“缝针”的使用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日影测量、三角函数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密不可分。“取正”“缝针”“壬子正针”的使用情况及建筑坐向相关的属性、等级观念，也是推定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遗迹的时代、性质的重要依据。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泉州城将天文历法、易学堪舆等相关知识理论“营建”到了城池的空间格局之中，是一座集中国古代宇宙观及相关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于一体的神奇城市。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绍定三年（1230年），守游九功始筑瓮门于城南，外筑翼城，东自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监郡偰玉立始拓南罗城以就翼城，周三十里，高二丈一尺，城东西北基，广各二丈四尺，外甃以石，南基广二丈，内外皆石，为门七，东西北暨东南、西南门皆仍旧名，改南门曰德济，废通津门而于临漳、德济之间，建门曰南薰”；绍兴十八年（1148年）“守叶廷珪仍辟通淮门，引巽水入”。南宋时期以唐罗城为基础增筑翼城；元代合为大城，并时废通津门，开南薰门，通淮门东南移改为涂门。宋元时期泉州城池空间格局基本承袭了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城的“三衡”“七衡六间”结构，只是第二、第三衡有所变化。南宋时期修缮或重建了“殿塔缝针”，翼城临漳门、通津门外移的位置都在“殿”和罗城新门、通津门连线向外的放射线上，表明南宋时期的“释六俗一”依然与历法有关，然而城门位置与第二、第三衡的关系似被忽略，因为素景门早已废弃了，而临漳门、通津门又向西南位移，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城空间格局中第二衡上的要素就仅剩下了子城十字街口。另外，从南宋晚期开始多称泉山为清源山，“中衡”上或增加了老君岩、盘光塔（洛阳桥）等因素；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清源山或已被看作泉州城的镇山。元代德济门的修建，意味着泉州古城空间格局明确发生了变化。罗城相关的第三衡或成为宋元泉州城的第二衡，而德济门所在圆周或成为宋元泉州城的第三衡。如此，则宋元明泉州城仍然在罗城垣局，只是城池部分有所扩大，宋元泉州城及明代在城外东北部修建的翼城均在第三衡之内，而城壕即晋江过翼城外段也依然沟通第二、第三衡直至中衡乃至外衡。南薰门的位置既是朝天门—肃清门、仁风门—镇南门向西南延长线的交点，亦在通过通淮门、通津门之间的“第三衡”二等分处向东南的延长线上。若南薰门的开设位置与夏历四月有关，则说明将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二十四等分的体系在元代仍然起着作用。然而，元代授时历较之北宋纪元历变化较大，与唐宋时期历法存在体系上的区别。因此，南薰门、德济门、涂门的位置或已与历法相关的二十四等分线无关，亦即是说此时城门与历法的关系或已不存。南薰门的位置在二十四等分线的四月之处，究其原因很可能只是因为该位置与二十四等分体系有关的朝天门、仁风门、镇南门等相关，故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其与二十四等分体系有关的现象，并非出自主观意愿。明代在元泉州城外东北部加筑翼城，涂门改称迎春门，南薰门偶称通津门，并在涂门、南薰门、临漳门创三水门。北宋中晚期开始，利用磁针测向或已普及，重要建筑坐向的定向方法也由此从极星定向发展为亦用磁针测向。泉州南宋之后部分重要建筑的坐向，有以“缝针”为基础使用地盘“壬子正针”测向的现象，即天盘、地盘均以壬子缝线为基础。磁针测向有磁偏角，这在北宋时期已经知晓，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中有：“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磁针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由异，未深考耳”。并且，用磁针（“地螺”）测向又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子午正针，二是用“子午壬丙间缝针”即“壬子正针”。曾三聘（1144—1220年）《因话录》（成书时间或在1200年前后）“子午针”条中就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壬丙午间缝针”。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坐向、泮宫西门朝向的关系，亦反映出“壬子正针”的使用。《泉州重建州学记》碑文中有：“清源郡学以绍兴丁巳（1137年）闰十月甲申重建，越明年戊午三月乙丑讫功……维学宫之建，在州城南之东，门直于庚，以阚通衢，擅山川之状气，践槐袭衮，元勋伟节，世有名人……又赎庚门旧地，以揖紫帽之峰，横跨石桥，因南溪支流入自巽方，遂凿长河，濬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下，则学宇告备矣……门直于西，前揖紫烟……”，明确用二十四山方位记述了泮宫西门朝向“庚”。至于碑文中与“南溪支流”相关的“巽”是否因“外（天）盘观水”的原则而与天盘二十四山之巽相关，尚有待实测结果验证。泉州府文庙建在子城外南偏西处，反映出相关规划之初，既是因地制宜，也充分考虑到了区域内宗教、世俗政权、文化思想等诸多力量的平衡。南部或以商业区为主且有南移扩大的现象，特别是南宋翼城拓展出来的部分，宋代泉州的商业核心区或建在南部郊区。从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泉州市舶司遗址、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和南台寺大雄宝殿等重要建筑的朝向来看，赵宋及其后泉州古城相关重要建筑坐向多使用“壬子正针”测向。泉州古城的规划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坐向，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和科学技术结合的综合展现。与“殿”“取正”“殿塔缝针”、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极星定向、用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战汉至晚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目前观测到的泉州重要建筑坐向（中轴线）大致有“取正”（“殿”中轴线）、“缝针”（“殿塔缝针”）、“壬子正针”子午线（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及其两侧约1/4山（泉州天后宫）和乾亥缝线（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南台寺大雄宝殿）等五种，分别与泉州城的始建、扩大、修缮、扩建、沿用等相关，反映出泉州传承有序、整体规划、有序修建的规划理念。因相关建筑的性质而分别简称为“释”“俗”“儒”“道”“妈祖”以表现其文化多元性，前二者与极星“取正”定向相关，后三者与“壬子正针”测向相关。泉州赵宋以后重要建筑坐向多与“壬子正针”地盘二十四山方位相关，可计算出的“壬子正针”相关建筑朝向。由于“取正”偏角、磁偏角可知，故而在定向时可以校正。从下述宋元及其后重要建筑的朝向来看，或分别与8.7°、9.1°的“缝针”相关，然而或均校正了1.2°。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朝向实测198.9°、庚门朝向约293°，分别与“壬子正针”的子午线、庚位相近。大成殿坐向、泮宫西门朝向当垂直，而在泮宫西门朝“庚”的前提下，地盘上也只有壬子丙午缝线、庚酉缝线才能构成垂直关系。然而，与198.9°垂直的朝向当为288.9°，与293°垂直的朝向当为203°。南宋绍兴丁巳（1137年）重建泉州府文庙的时间早于再建东、西砖塔的时间，因此重建大成殿时使用的或是与东西木塔相关、更接近于8.7°的“殿塔缝针”。与“壬子正针”相关朝向比照，推测重修之后的大成殿坐向或较之前逆时针旋转了约1/4山，重建前、后的大成殿坐向分别与用8.7°“缝针”的“壬子正针”的子午兼癸丁、子午线相关；而现泮宫西门朝向或与用9.1°“殿塔缝针”的“壬子正针”子午兼癸丁相关，并因此可推测其为大成殿重建之后、又在重建之前原泮宫西门的基础之上重修而成的。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明清时期有重修或修缮，现天后宫正殿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实测其朝向195.9°。在其北墙北侧曾进行过考古调查，找到的遗迹有金炉、房屋地面铺砖等，其中金炉朝向202.6°，压在金炉上的地面铺砖缝线朝向198.9°。由于金炉置放在室外的可能性较大，故而推测在195.9°中轴线（“壬子正针”子午兼壬丙）出现之前还先后有202.6°、198.9°两种朝向。前者为“壬子正针”子午兼癸丁，后者与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坐向相近。与泉州天后宫相关的三种朝向，或亦是因为再建而逆时针旋转约1/4山。与“壬子正针”相关建筑朝向比较可知，现天后宫正殿与9.1°“殿塔缝针”相关，而较早的两期建筑遗存因8.7°“殿塔缝针”相关而或早于砖塔“殿塔缝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与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坐向相关的“壬子正针”子午线亦即人盘子癸缝线，多为供奉人神的宫庙等建筑所用。《泉郡富美宫重修碑记》中就也明确记载富美宫的坐向为“坐子向午兼壬丙”，亦是人神宫庙坐向“子午兼壬丙”的例证。泉州市舶司遗址南宋时期建筑遗存朝向162.1°（据C1206TG3G内铺砖缝线推测），与用9.1°“殿塔缝针”、校正1.2°之后的“壬子正针”乾亥缝线数据完全一致，由此推测其修建年代或不早于再建西砖塔的时间。天人合一宇宙观下的中国古代社会讲究敬天法祖而等级森严，等级几乎无处不在。宫殿、宗庙、衙署等重要建筑的形制格局和坐向等亦因其属性而遵守着相应时代的等级制度。重要建筑的坐向也是反映相关机关、机构、设施地位高低的重要象征之一，这也是重要建筑因其属性、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坐向的原因。“寺”、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府文庙、泉州市舶司和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和坐向，就反映出相关建筑的坐向因其性质、时代而有所不同。“缝针”“壬子正针”的子午线（天盘壬子缝线）和壬子—丙午缝线的坐向实际上已为坐东北、向西南；坐西北向东南的“壬子正针”地盘二十四山缝线有乾亥—巽巳、戌乾—辰巽、酉辛—卯乙、庚酉—甲卯等四条非骑线，地盘亥壬—巳丙（后天八卦乾坎—巽离骑线）、辛戌—乙辰（后天八卦兑乾—震巽骑线）等两条骑缝线。由于一般不会以骑缝线为阳宅坐向，故而宜用于阳宅坐向的实际上就只有子午线、“缝针”、地盘二十四山四条非骑缝线及其两侧等几种。官家、寺院等重要建筑坐向多与子午线相关，原则上是坐子向午；“缝针”亦为官式建筑、寺院等所用；以“壬子正针”乾亥—巽巳缝线为坐向的大型建筑的等级或次于以子午线和以“缝针”为坐向的，而“壬子正针”戌乾—辰巽缝线较之乾亥—巽巳缝线又更加远离了中央（子午线）。综上可知，“殿”相当于泉州的北极星，是泉州“衙”（州治之“衙”和衙城）、子、罗、翼城的规划原点，以“殿”为圆心的数个同心圆构建出了泉州城“三衡”“七衡六间”的空间格局；“寺”域或即内衡，唐宋泉州城所在的罗城垣局部分包含内衡并至中衡之内，罗城壕八卦沟和部分起着翼城壕作用的晋江段位处第二至中衡之间，城池外围的相关山脉与中衡、第五衡相关，再外围的山水体系与第六衡、外衡相关，共同构成了一个传承有序、脉络清晰的泉州城自有的独特世界。并且，“殿塔缝针”是一个尚存于地面上的历史时期营建大型建筑不可或缺的测绘系统，泉州府文庙、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历史建筑又体现出其与天地人盘及二十四山的关系，泉州地域文化中至今依然存在着较多重视传承而与堪舆学相关的内容。在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和城池营建、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和坐向等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之下，再结合文献记载，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等重要建筑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就稍许有了些可用的基础理论和可循的端倪线索。因为相关遗址在历史时期亦曾是重要的大型建筑群，其选址和修建必然受到泉州城空间格局、形制布局及相关思想文化或技术等的影响，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遗产的关联工作则带来了开展相关考古发掘研究的契机。泉州古城内因土地产权所有状况而肌理变化不大，海外华侨、闽台关系等血缘、地缘纽带也使得泉州古城受“破四旧”的影响有限。相关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就地层堆积、遗迹现象、出土遗物的研究也说明泉州古城的形制布局在明代之前变化较小，古城地下遗存状况与现代城市格局仍是有机关联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所在地点周边的现代街巷依然可以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空间区域。从既有考古发掘结果来看，泉州古城内的地层堆积、遗迹现象相对简单而又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从相关地层所属时代来看，从上向下的地层堆积一般可分为现代、明清、元代、宋代、宋代之前等层，总体来看明代之前地貌变化不大，遗迹的时代属性、沿革也比较清楚；说其复杂是因为古城内延续使用千年以上，历代建筑对其之前建筑遗存的影响较大，局部地层扰乱较多，部分建筑基础的沿用或修缮、建筑构件的再利用等情况比较普遍而增加了遗迹现象的分期难度。另外，相关建筑遗址的范围都比较大，而开展考古发掘的范围相对甚小，即便盲人摸象也需要有切入点，因此与泉州古城空间格局相关的中国古代知识、理论、技术等因素就成了弥足珍贵的线索。以下，就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和坐向、主要建筑遗存及其分期的时代和沿革、与遗址属性相关的重要出土遗物等略作探讨。赵宋立国之初沿袭汉唐以来宗室管理制度，以宗正寺作为负责编修皇族属籍及人口呈报等事务的宗室管理机构；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十九日乙未初置大宗正司；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癸巳，置西、南两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徽钦二宗被掳北上，两外宗正司随宋室南迁，“先徙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宁，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后屡徙，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州”。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存在，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海内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文献记载中的泉州南外宗正司位于肃清门西南、“寺”南，唐天宝六年（747年）时为放生池，后于池上建水陆堂，乾符六年（879年）为水陆院，至北宋时仍为寺院；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宋室皇族迁来泉州后，改水陆院为南外宗正司，其内有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天宝池等；司弃之后，元代此处有清源驿；明代为水陆寺，明正统三年（1438年）又将之部分改为织染局。鉴于相关考古资料极为匮乏，从相关水池遗存入手，较之从建筑遗存着手来探寻南外宗正司遗址之所在更为可行。首先是因为目前地表上仍有水池，而历史地图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地图上都标识有较大的池面，水池是因不断被填埋而缩小如斯，因此从考古调查发掘的角度来看，在明确较好辨认的水池相关淤积土分布状况后，再逐步向扩大考古发掘范围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其次是遗址周边存在大量的现代建筑，想要尽快确定遗址的性质及范围实属不易；最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可基于泉州古城空间格局及“殿”“寺”“缝针”等相关认识来探讨遗址位置、性质、沿革、范围等问题。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发掘开始于2019年，目前开展了两次。2019年揭露出来建筑基址两处、水池及其岸线、道路等遗迹现象，出土有高等级的砖瓦建筑构件、文字内容多样的墨书陶瓷器残件；相关遗存和建筑构件表明该地点有宋元时期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遗存，墨书文字内容则佐证了此处与“水陆”、赵氏宗族等有关联；结合文献记载和地貌分析，探讨了建筑遗存朝向、水池遗迹范围、出土遗物性质等与“寺”及放生池和“水陆”的关系，推定遗址在该区域、水池遗迹与“天宝池”相关，并参考区域内现状地貌推测遗址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旧馆驿以西的南北一线上，南至东西向段的古榕巷南侧，西至三朝巷以西约30m，北至西南—东北方向的最北斜向楼（QZB0107南部）的北侧。2020年明确了台基2的东、南侧边界，在水池的东、南、北侧分别揭露出来台基1及其上房址（台基1F1）、台基3和水池遗迹南岸线、房址B0107T1CF1等遗迹的局部，亦出土有高等级建筑构件、与“水陆”相关的墨书陶瓷器残件。目前揭露出来的遗迹现象主要有水池的东岸线和南岸线、四处建筑遗存，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有台基1下的水渠（G2）、台基2下的Q1，G2或与“放生池”进水渠有关，Q1方向与“释”基本垂直，推测其时代为唐至南宋中晚期；第二期遗存包含台基1、台基2、台基3、两处水池遗迹岸线等，台基1和水池遗迹岸线与“俗”（“缝针”）相关，台基2和台基3与“释”相关，因G2内出土有南宋中晚期遗物，而台基2、台基3的垫土层内出土有南宋时期的遗物，故推定其始筑年代或在南宋中晚期，或沿用至宋元时期；第三期遗存为台基1F1、房址B0107T1CF1，推测其始建时期不早于南宋中晚期，而其下限按照相关地层而暂定为不晚于明代。另外，台基1F1自下而上可分为A、B、C三部分，偏角分别为3°、5°、7°，其中A和B部分因均被台基1上层叠压故二者或曾共存，而C部分晚于A、B部分，由此可见与始建时期的台基1西侧包边砌石（方向与“缝针”相关）、台基1F1的A和B、台基1F1C等相关的建筑坐向明显有逆时针旋转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台基1F1的沿革是成体系的。四处建筑遗存的修建情况可概括为：在相关水池东侧填埋进水渠并抬高地面修建台基1、填埋水池近南岸部分并在其南抬高地面而修建台基3、修缮或再建池内的台基2等，台基1砌石包边、B0107T1CF1室内陆面铺有方砖。如此大面积填垫、整体抬高地面的做法，表明相关建设工程规模较大。从四处建筑遗存与水池的位置关系来看，有以水池内建筑基址台基2为中心，在与之对应的水池东、南、北岸上分别修建台基1、台基3、房址B0107T1CF1的现象，B0107T1CF1、台基3、台基2自北向南基本成一线位于“殿”向南的延长线东侧，而水池东岸上的台基1又与台基2在东西一线上，说明其相关建设工程是有规划的。相关建筑坐向分别与“释”“缝针”相关，则说明其等级甚高，并且是经过定向测量的。由于泉州南外宗正司与水陆院有沿革关系，因此建司于水陆院之地时，或沿用原有的建筑及其格局，直到南宋中晚期才开始以水池为中心修缮改建或新建。管见以为，泉州南外宗正司之所以选择以水陆院为建司之地，首先是因为此地位置非常重要，既是“穴”内仅次于“寺”和“衙”的重要地点，又位于“寺”南侧而紧挨内衡“寺”，是靠近“殿”（泉州的“北极星”）且位于“殿”之“取正”线向南的延长线上而与“中央”相关，因宗正司级别甚高故其建筑坐向主要为“释”“俗”；其次是该地点和相关水池既是一个范围较大的空间区域，又有能够迅速投入使用的较大规模高等级建筑群；再次是高等级建筑中一般都有池苑（园），水池不可或缺，《舆地纪胜》中就有泉州南外宗正司有“南园”的记载。因此，原水陆院所在区域就非常适合为宗正司使用，不但征用后即可使用，而且较大范围的水池既可用于建园，亦可为其后填池扩建而留下足够的空间。出土的建筑构件有砖、瓦、装饰部件等。砖有条砖、方砖、楔形砖，或素面或有花鸟纹（瑞鸟衔绶）、“官”字等，其中“官”字砖在唐五代十国至宋代一般见于等级较高的官式建筑，而方砖的颜色和规格与泉州宋元时期建筑遗存的类同；装饰部件有脊兽、兽首饰件；瓦有板瓦、筒瓦、瓦当等，瓦当当面纹饰有兽面纹、龙纹、莲花纹、花卉纹等，其中花卉纹又有荷花纹、牡丹纹、菊花纹等。这些建筑构件与高等级建筑适配，表明该地点有宋元时期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遗存。特别是19瓣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其纹饰特征与隋唐洛阳城皇城东区、宫城区域出土的宋代19瓣莲花纹瓦当相似。陶瓷器墨书文字内容包含干支纪年、机构名称、人名等。其中，“水陆”“水六库司”等明确表明了其与“水陆”的关系，“允”“叔”“仲”“彦”“宗”“崇”等字或与赵宋皇族的辈分相关，“宗厨”“赵”与南外宗正司或赵宋的关系尚需研究，“崇福寺”“西塔”“江夏”等则说明此地与其他寺院、“寺”、黄氏也有关联。上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的时代、性质及选址、建筑坐向、与“寺”的关系等诸多情况，表明该区域内的建筑遗存与水陆院/堂/寺有关；而修建或修缮于南宋中晚期并沿用至元明时期的建筑遗存、墨书文字内容与赵宋宗室的关联性等，明确说明宋元时期相关高等级建筑群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泉州南外宗正司作为宗室管理机构，其地位及相关建筑的等级高于从五品市舶提举司，因此不会使用泉州市舶司主要建筑以“乾亥缝线”为坐向的形制。泉州市舶司是宋元明时期福建路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八闽通志》记载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旧市舶务址。宋元祐（1086—1093年）初置，后废，崇宁（1102—1106年）初复置，高宗时亦罢而复置，元季废置不一，国朝洪武（1368—1398年）间仍置。成化八年移置福州”，市舶务“在府城南镇南门外，元改为杂造局”，“南薰门，在旧市舶司之旁”。“通籴桥，在旧市舶司西，即今水沟巷”。2019年在前期调查勘探的基础上，布设两条探沟进行了发掘，揭露出来了宋元时期的铺砖地面、铺石等遗迹，并由此得知相关建筑遗存的坐向与“壬子正针”乾亥缝线（“道”）相关，推测如此精心选址、规划、测量而修建的建筑当与宋元时期的较大型官式建筑遗存相关。“水沟巷”“通籴桥”今日尤在，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推测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福建路市舶司）遗址相关。综合分析区域内考古勘探调查的结果，加之周边地形、街巷、水系等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推测遗址的四至范围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舶司库巷，东南至水门巷，西北靠八卦沟；观音宫、观音宫西侧巷道—水仙宫或与院落的南北向轴线相关，而三义庙或在遗址的西南角。2020年扩大发掘区域，揭露出来了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明时期的建筑遗存，确认了此确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在，出土有砖瓦类建筑构件，还在建筑遗存的墙体上找到有“（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戳印文字的条砖。目前尚未找到北宋时期相关建筑遗存，揭露出来的宋元明时期建筑遗迹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三期遗存：第一期遗存为2019年在C1206TG3G内揭露出来的铺砖地面为主，灰色方砖对缝斜向平铺，相关建筑的朝向约为162°，堆积层中出土陶瓷片的时代不晚于南宋，推测其始建时代为或为南宋；第二期遗存为2020年东北发掘区内的大多数遗迹，或为两路之间的廊庑（或厢房或护厝）类遗存，方砖黄色微红，错缝“工”字平铺，相关建筑方向与159°相关，较之第一期遗存逆时针旋转了约3°，相关地层中仅出土有宋元时期的瓷片，故推测其时代为元；第三期遗存为2020年西南发掘区西侧部分遗迹，已被现代建筑破坏殆尽，相关建筑的方向与156°相关，较之第二期遗存又逆时针旋转了约3°，其上地层堆积中出土明清时期青花瓷片，铺地砖呈红色，推测其时代为明。三期遗存或有自东向西、以两路之间的廊庑或墙为间隔而改建或扩建的可能性。五代时期已有乾亥缝线相关堪舆理论，后周安溪始令詹敦仁《五代初建安溪县记》中就说安溪：“矧新邑发冈自乾、亥而来，转势从辛、兑而入。向丙、巳以奉离明之化，留寅、甲以伸震叠之威”。第一期遗存相关建筑朝向162.1°，说明其坐向明确是“壬子正针”乾亥缝线；建筑坐向用正针测向原则上不早于北宋中晚期，堆积层中不晚于南宋的陶瓷片也明确说明其时代或为南宋；南宋时期设在泉州的福建路市舶司是福建路的税务机构，因此其相关建筑才使用了此种坐向，其所代表的建筑等级次于“释”“俗”。159°、156°朝向相关的建筑或是在162°建筑的基础上，逆时针旋转约1/4的再建或扩建。存在与“乾亥缝线”相关的三期建筑遗存，说明其间有着沿革关系，是有规划修建的与“殿塔缝针”相关的较高等级建筑群。从后天为用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该区域有有财之形势、聚财而外送、左右亦有财、外围可生财、有财需防护等特征。就泉州市舶司的选址尚有待研究，或因其功能与贸易货物相关。临漳门、通津门、通淮门附近均有水沟，然而临漳门、通津门附近分别有龙头山、傅府山，因此并不便于船舶借助涨潮近城，唯有南薰门附近的水沟比较适合船只靠近，这或亦是元代在此开水门的主要原因。地面调查可知，水门桥西侧八卦沟的流向为253°~260°，其南、北两侧10~20m之间的范围原为沟及其两岸，沟东南侧的现代房屋与之方向接近垂直；水门桥以东建于沟上的水仙宫朝向约332°，或与其南侧建筑的332°相关；竹街、水门巷的方向分别约为330°、72°；竹街南端东侧三义庙内侧较旧建筑朝向340°，与其西南部分偏角略有差异。考古勘探结果表明，在水仙宫东侧及人民法院家事文化馆内陆表下2~3m处有厚达2.3~3.1m的青灰色淤积土，因此推测该区域内原为宽10余m的河道，与考古调查所得结论一致。出土的建筑构件有瓦当、筒瓦、板瓦和砖等，瓦当当面纹饰有莲花纹、花卉纹，砖有莲花纹砖。遗址内铺地方砖的铺法、颜色、规格等与泉州府文庙、泉州清净寺、泉州天后宫北侧等地点发现的宋元时期官方建筑样式较为近似，整体规划、大范围填垫、大量用石、地面铺砖等现象及建筑技术等与泉州南外宗正司的近似，都从侧面说明相关建筑为官方所建、所用。另外，还在2020年西南发掘区建筑遗存的墙体上，找到了侧面戳印有“（监）造市舶亭蒲（寿）（庚）”“…舶亭蒲（寿）…”等文字的条砖，进一步证明了遗址与泉州市舶司的高度关联性。道光《晋江县志》中载：“旧市舶务址。有清芬亭，以傅伯成有'岁晚松篁期苦节，春风桃李自有情’之句，故名”。《八闽通志》中说胡寺丞祠“在市舶亭侧，祀宋市舶提举胡长卿”。道光《晋江县志》中道胡寺丞祠“在旧市舶亭侧，即水门巷，祀宋市舶提举胡长卿，今废”。泉州市舶司的“市舶亭”“清芬亭”的具体建筑功能尚待明确。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熙宁年间大量商人选择泉州港成为新的商贸中心，福建路市舶是朝廷在两浙路和广南路市舶地方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重新选择的扶植对象，福建路市舶的收益也成为朝廷市舶收益的主要来源；南外宗正司南迁至泉州，也从侧面反映出宋廷南迁之后皇室对泉州市舶收益的控制和仰仗。泉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和规划营建、重要建筑的形制布局及坐向等，是一座集天文历法知识、易学堪舆理论等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于一体的奇妙世界，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五行相生相克等文化思想的传承发展，与之相关的“三衡”“七衡六间”和“取正”等天文历法知识和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以测定方位、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基于天人关系而形成的八卦、十二辟卦等易学思想体系，以“缝针”（极星定向）、正针（磁针测向）及天地人三盘和二十四山等天文历法知识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堪舆理论系统的形成和应用等，在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形制布局以及“殿塔缝针”、“释六俗一”城门格局、相关重要建筑的选址和坐向等中都有所反映，体现出战汉至晚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四个时段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千年以上乃至二千年传承有序、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之一隅，对于研究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弘扬的轨迹等极为重要。泉州古城的历史空间格局、城池沿革脉络等基本清楚。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的规划体系、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等遗址就融合在古代城池肌理尚存的现代泉州古城里，只要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易学堪舆等相关知识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就可以找到线索来发现、揭示、弘扬相关传统文化思想。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提高文化自信、增强国民文化素养。泉州古城及重要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建设过程，展现出了底蕴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现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文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甚至完美融合，亦可为是泉州人文化自信的资本。泉州古城所展现出的文化思想泉州城可谓是文化传承有序、信仰协同发展的典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的文化遗产，就应当深刻理解泉州历史城市的规划思想和营建实践，保留住体现这些思想的山水视廊、城市肌理、空间格局和重要节点，从而为泉州的城市发展、中国的文化传承作出贡献。
（作者：汪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源 福建博物院；原文刊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6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