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七天，跨越2000多公里，我们与吴校长一起重走西迁路！
2017年8月3日至8月9日，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先后在罗建红副校长、郑强副书记的陪同下带领浙大师生代表、校友代表一行20余人从杭州出发，沿着江西泰和、广西宜州、贵州湄潭的路线，重走文军长征路，重温浙大西迁历史。
通过一周的走访参观，浙大西迁历史的一页页被重新翻开，当年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当年乡民们的无私相助，当年师生们的艰苦求学，让与吴朝晖校长一同重走西迁路的三位学生收获良多，体悟颇深。80年的西迁历史在他们心中所酝酿成的一股相思情、一颗感恩心。
本文从泰和，宜州与湄潭三个西迁主站出发，由跟随吴校长重走西迁路的三位随行学生代表（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志峰，即将进入电气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唐坤杰和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本科生沈心怡）各自分享了自己的随行感悟。
吴校长与张志峰、沈心怡和唐坤杰三位学生代表
在广西宜州浙大西迁纪念广场合影
沈心怡：
“求是精神”生于悲壮，落于永恒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求是精神”孕育于战火纷飞的大时代，磨砺于颠沛流离的西迁路，成型于艰难困苦的办学期，它有血染的牺牲底色，有鲜明的悲壮色彩，终成“排万难冒百死以求是”的大学精神，所以它刚毅，它厚重，它伟大。
吴朝晖校长带领师生重走西迁路，第一站来到江西泰和，当大家共同聆听、回忆浙大在泰和办学历史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女生，不自觉地将目光移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女性身上——张侠魂女士，她是竺可桢校长的夫人，是竺老校长二十年的结发妻子。动荡的年代，她携子随夫陪同浙大师生走上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她对竺可桢的坚定支持，对小家的默默付出，对师生的亲切关怀，为“浙大”这个大家的稳定团结作出了独特而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料中唯见一句“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先后病逝于泰和”，虽是短短一行，但对浙大西迁的领路人——竺可桢校长而言何其沉痛！然竺老校长明白，西迁不可停，人心不可乱，他强忍悲痛继续带领浙大师生坚持办学，只在夜深人静时将情感释放，在日记里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摘其一首就足以落泪：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平日里，我总是从浙大这个“大家”的角度来看竺老校长所作的贡献与付出，很少从其“小家”的角度体其悲，会其苦，反省浙大西迁背后，他的家庭为此作出的巨大牺牲——这牺牲背后是竺老校长对浙大师生最为无私的爱，对西迁办学无比坚定的意志，和对求真求知持之以恒的追寻——就是因为老一辈浙大人这股子不怕战火，不怕艰苦，不怕病痛，甚至不怕死亡的决心和气魄，让浙大“求是精神”得以成型。
所以对于浙大在泰和办学的这段历史，今人回望，甚是悲壮，我们明白，正是这种过往的悲壮才成就了如今“求是精神”的伟大，才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落于永恒，被一代代浙大人用心传承与一世铭记。
唐坤杰：感怀西迁精神
——当求是的旋律响起
此次西迁之行行至广西宜州浙大西迁纪念馆，我与同行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唱响浙江大学校歌，场面震撼，令人激动。
浙江大学校歌与“求是”校训一样，诞生于浙大西迁时期，校歌歌词由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创作。这首歌使用文言文，引经据典，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校歌中的最后一句“树我邦国，天下来同”气势磅礴，也表明了时代赋予浙大学子的远大期望。
西迁精神正是一种树我邦国的使命文化。老一辈的浙大人秉承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最高原则，坚守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责任担当，抛弃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义无反顾开始西迁之行，挽救了学校和学生，更挽救了教育，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西迁精神在一代代浙大学子间延续，无数优秀的浙大校友，以心怀天下为己任，从一名普通的浙大学子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他们热爱的事业中，通过将个人的理想追求同国家、社会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如今，树我邦国的使命也落到我们这一辈的浙大学子肩头。我们也要在西迁精神的感召下，在树我邦国使命文化的熏陶下，树立责任意识，培养担当情怀，既要拥有独立的思想，又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像无数优秀的浙大先辈们一样，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下干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西迁精神永不过时。伟大的文军长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西迁精神的丰碑，教育和启迪一代又一代浙大学子。西迁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但又不只是80年前那个时代的印记。岁月的流逝，丝毫没有磨损西迁精神的光彩，相反，更凸显出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
张志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走在历史的倒影中
“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八十年前，在竺可桢老校长带领下，浙大师生在抗战的烽火中走上了西迁办学的道路，创造了文军西征的壮举。更为难得的是在遵义、湄潭艰苦的办学环境中，浙大师生恪守“求是”的校训，潜心研学，发奋图强，使浙大成为了享有 盛誉的“东方剑桥”，引领了时代的风尚。站在湄潭的文庙前，眼前浮现的是前辈们孜孜以求的画面。
当我听闻“羊倌”教授王淦昌先生的事迹后深受震撼。王淦昌先生一边放羊，一边教学科研的身影，就是他，西迁途中在国际权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实验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后人在他研究基础上完成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我知晓苏步青先生“老菜农”的故事后感慨连连。苏步青先生为了增加口粮，一边开垦半亩荒地挑粪施肥，一边在山洞里为学生举办数学讨论班的身影，他告诉学生： 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而这个破山洞成为了当时世界数学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
当我回望谈家桢先生在唐家祠堂潜心科研的身影后心生敬佩。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完成了诸多代表性论文，同时也培养了以后在科研、教学上成绩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
我似乎回到1940年，看到千千万万的浙大师生在费巩灯下求真知、务实学的身影，是竺可桢、王汝昌、苏步青等等优秀的浙大教授们引领浙大走向了学术的殿堂，引领学生走向大江南北国家建设需要的岗位。
缅怀前人，何其壮哉。浙江大学在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也已走过了120年的风雨岁月。此次在吴校长带领下重走西迁路，于我而言就是重新回忆西迁的历史，重新学习西迁的精神，重新领悟求是的校训。归根结底，就是以前辈们为榜样和参照，重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就是学习西迁路上，浙大师生发扬的同舟共济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服务社会的精神。在当前的学习中，瞄准科学前沿，勇攀高峰；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服务社会，多做贡献；在未来的人生中，求真求是求善，不忘初心。
煤油灯、破山洞已离我们远去，但求是精神的旗帜当在每个浙大人心中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