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时代的哲学使命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蓝江

大凡学哲学的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们学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用？且不说很多人对“用”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这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对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即人们怀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知识，乃至科学、艺术、经济、政治等问题的根基？

一、哲学，无用的屠龙之技？

《庄子·列御寇》中曾载一则寓言：“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这是庄子的一个讽刺，朱泙漫将家财耗尽，找一个所谓懂得屠龙之技的支离益学习了这一门看似高深莫测的技艺，但实际上，无论其招式多么完美，多么炫丽，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朱泙漫实际上学成之后无龙可屠，任其仰天长啸，却换不来一丁点让其独门的屠龙之技得以发挥的机会。

实际上，庄子所讲之朱泙漫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当代哲学所处的地位。哲学，号称对世界万物最为根本的问题的追问，实际上，犹如朱泙漫所学之屠龙之技，除了看起来光鲜无比的外表之外，剩下的只能用“无所用其巧”来形容。在许多人看来，哲学不过是用了一些看起来玄而又玄的极端抽象的话语与言辞，在一个远离地面的空中楼阁里玩着自娱自乐的推理游戏和语言游戏的东西，它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换来收入，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哲学固然美丽无瑕，但它就是天国中的游戏，一旦降临到地面，它炽热的羽翼会灼伤整个大地。

与哲学相比，那些更能与现实生活衔接的学科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项具体行为，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等。政治学探讨了制度和体制，以及相应的各类政治现象的原因、动机和后果。社会学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谈到十分具体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等。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心理学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它们具体探索了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中的某一项或几项具体的现象，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倾向于从实证和肯定的角度解释这些东西是什么，或者为什么是这样，其最终运行的结果如何，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它紧紧地联系着日常生活的社会现实，它牢牢地衔接着大地，并与大地一起谱写着共同旋律。

那么哲学呢？哲学是一门具体学科吗？肯定不是，从一开始，哲学并没有准备将自己摆在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的位置之上，无论是将哲学界定为对世界本源性存在的追问和探索，还是将哲学看成是一切知识、一切科学在认识上的根本基础，都意味着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具体学科之上的存在。在惯常的解释中，哲学如同贯穿于其他一切琐细知识的红线，它是所有知识的知识，将自身的原则贯穿于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之内。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哲学是我们生存和认识的指路明灯，它为人类的进步，为世界的发展，为科学的探索，为未来的描绘都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在其滥觞之处，哲学提供了我们生存与面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根本原则和规则，正如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世界诞生最初的元素，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这门学科所要知道的只是实体的最初本源，也研究那些所有人用来作证明的本源 。直到现代，哲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如黑格尔就在其《大逻辑》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每门别的科学中，它所研究的对象和它的科学方法，是互相有区别的。它的内容也不构成一个绝对的开端，而是依靠别的概念，并且在自己周围都与别的材料相联系” 。与此相反，作为黑格尔哲学根基的逻辑学奠基的是所有其他科学所依赖的本源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由作为哲学的逻辑来完成的。无论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还是存在主义者的海德格尔，都将哲学放在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上，哲学本身的追问构成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最基础的原则。哲学作为最宏大的话语，作为世界观的元架构，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架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脱离哲学为我们提供的基础，一旦脱离了这个根基，我们会有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险。

但是这一切，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悄悄发生了改变。一种从内部瓦解掉哲学的潮流实际上在上世纪已经悄然兴起。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尽管他还没有将哲学请下神坛，但是他创造了“语言游戏”概念。维特根斯坦说：“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则逐渐变得过时并被遗忘。”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悄然化解了之前哲学家们共同坚守的一个命题，即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真，只存在我们对于这个真的不同解释和理解，真的坚定性和确实性不容置疑。而语言游戏说直接撼动了这个确实性基础，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将原先客观上不容质疑的真变成了一个相对性的取决于参与到语言游戏之中规则制定的可变性的真，一旦不合于语言游戏的效用，这种真立即变成了可疑的和过时的。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命题给予呼应的是那些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他们已经逐渐不再将自己视为哲学的同路人，相反，他们用自己的话语和工具解构了哲学作为宏大的元叙事的合法性。在法国，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对哲学发出最沉重一击的思想家，在那本后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宣言书的《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拒绝使用哲学一词，正如他所说，“哲学的大厦已经变成了废墟”，由于新的语言游戏规则的合法化，“思辨哲学，或者说人文哲学，从此只好取消自己的合法化功能，这解释了哲学为什么在它仍然企图承担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陷入危机，以及它为什么出于现实考虑而放弃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降低为逻辑学研究或思想史研究” 。而在英美，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不存在笛卡尔的自然的理性秩序之类每当我们证明信念的正当性时有待于去遵循的事物，不存在一个其本质有待被发现并且自然科学家最擅长此道的称谓'认识’的活动。对旁听者来说，只是简单地存在着一个证明信念正当性的过程” 。那个被哲学所追问的世界的本源和真实被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者以语言游戏和信念的方式化解掉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和实在本质，有的只是相对于使用语言来说的主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这样，在主体或主体间使用语言的维度上，才存在一个相对而言的“实在”，而这个“实在”不是哲学可以去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不可追问，它仅仅只是参与语言游戏的诸多主体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合理性不能以绝对真理的方式来考量。

在相对化运动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哲学的总体性逻辑和基础性逻辑被彻底消弭，取而代之的是游戏化和偶然性的语用逻辑和情境主义，而进一步在法国的鲍德里亚和德里达，乃至德里达的学生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ippe Lacoue-Labarthe）和让- 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那里，则进一步将这种碎片化和解构的路径发挥到极致。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起到绝对中心地位的哲学，被推至消弭的边缘。德里达说：“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那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链场域的时刻——条件是在这个话语上人们可以相互了解——也就是说，一切变成了系统，在此系统中，处于中心的所指，无论它是起源的或先验的，绝对不会在一个差异系统之外呈现。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伸向意谓的场域和游戏。” 正如有人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形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在这种无限的解构化、碎片化、语言游戏化的后现代思潮下，作为元叙事的宏大的哲学被各种力量撕成了碎片，被消散在我们各自的信仰和游戏之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许诺，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

在这种语境下，哲学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那种试图凌驾于各个学科之上，试图从本源和总体来把握和认识世界的哲学的合法性被彻底质疑了，这种质疑导致了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换句话说，对本源的质疑导致了我们对一切肯定性信念的质疑，这种质疑的目光被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伦理上，我们不再相信被恪守千年的道德价值，贞洁和忠诚被贬斥为不名一文的东西；在政治上，任何宏大历史的建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架构的历史科学，都遭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犬儒主义风格的后现代戏谑和极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他们以极端个体的方式质疑了所有作为综合性的概念；在艺术上，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或者说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创作遭到了重创，当代艺术已经不需要美学为艺术创造提供任何指导，而他们坚持认为，无拘无束的艺术本身就超越了一切先验性哲学和本质主义哲学的缧绁。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说，他们需要的是活生生的此时此地的感受，任何大写观念，任何大写本质，任何大写历史都是对此时此地生命的异化和扭曲，在这种信念的维系下，他们彻底摒弃了哲学，将自己蜷缩在极端个体化的征兆和体验当中。

二、哲学与世界的奠基

哲学真的会因此寿终正寝吗？是不是因为存在着那些更接地气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理论等的存在，我们便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哲学打入冷宫之中呢？或许，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大家还信心满满地宣告哲学终结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在此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不需要思辨的时代，一个只需要面对直接当下的社会现实性和语言游戏的时代。显然，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作为人类，是否真的可以生活在，或者更准确地说，生存在一个没有根基的地面上吗？我们真的可以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迦塔利在他们的《什么是哲学？》中，曾经将哲学界定为创造概念的艺术。为什么要创造概念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一个被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内在性（imma-nence）平面的东西。根据德勒兹和迦塔利的描述，这个“内在性平面像混沌的一个剖面，作用如同一个筛子。其实混沌的特点并不在于毫无规定性，而在于规定性初步形成和消失的时候所经历的无限速度……混沌并不是一种惯性的或停滞的状态，不是偶然造成的一个混合物，混沌造成混沌，而将一切坚实度化解于无限当中” 。简单来说，德勒兹和迦塔利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排斥所有作为确定性的概念和哲学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纯粹的“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未分化（indiffer-ent）的状态，它是一种混沌的存在体，在里面，没有任何既定的逻辑和线索可以让我们贯穿这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到处都是褶皱，到处是沟壑，我们的双脚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平面上前行，我们的意识无法在这个平面上展开，这是一个绝对的深渊。深渊一词的德语是 Ab-grund，在某种意义上，深渊意味着根基的匮乏，在没有根基之处，只有内在和本真的深渊在一个悬而未分的状态中蠕动。在这个深渊中，甚至连我，作为意识主体本身，都没有被分离出来，我与世界之间处于无分状态之中，这正好印证了尼采的那句名言：“当你望着深渊，深渊也在望着你”，在没有哲学概念的情况下，我根本无法从深渊之中，将我单独的析取出来。

或许，正是这个深渊让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里，不仅没有我，也没有所谓的物质世界。在惯常的理解中，现实世界就是物质世界，而唯物主义就是物质存在物为核心的一种哲学体系。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物质世界并不是那个世界本身，“物质”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叫物质的东西，我们只能面对具体的石头、具体的树木、具体的房子等等，从来没有一个东西直接被称之为“物”或“物质”。更准确地说，一旦我们能够用“物质”的概念去指称一个与我们的意识相分离的世界的时候，哲学就从中诞生了，哲学以“物质”为概念介入我们的生存和认识之中，我们通过“物质”这个名词，将那个不同于我的意识本身的东西强制性地命名为物质。而这个命名活动恰恰消解了之前那个我们直接面对的深渊，一个完全没有哲学概念的未将我们同物质世界分化出来的纯粹世界。一旦我们可以用“物”或“物质”，“人”或“意识”来表述的时候，哲学已经在我们的分化活动中诞生了，这些概念在我们与这个世界划开一道裂缝的时候，也成为了我们与那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它既是一道区分线，也创造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根本方式，即是说，我们具有了一个以哲学概念为襁褓的保护层，让我们不至于完全处在缺乏任何基础的深渊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和迦塔利说道：“哲学概念并不为了弥补什么而拿体验当参照系，而是通过自身的创造活动建立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对任何体验都做出巡视，恰如它巡视所有事态那样。每一个概念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事件加以剪裁和重新剪裁” 。

是的，哲学就是事件，在海德格尔晚年对于事件的思考中，实际上是将哲学与事件置于一体的。海德格尔说：“根据（Grund）具有建基作用，作为根据而本现。”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本有事件（Ereignis）的出现，让我们突然在一个悬而未分的世界中获得了一个根据，依照这个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得到了根本性的奠基。虽然海德格尔讲得十分饶舌，但实际上与德勒兹和迦塔利讲的是一致的。“此- 在”（Da-sein）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初发生，就是哲学。哲学以概念的方式而发生，而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映射，而是一种让我们从世界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的方式。概念的出现，才让我们成为了我们，让此在成为了此在，有了概念，我们才拥有了面对这个世界的意识。而这种概念的原初发生，不仅将我们本身从世界的混沌状态中区分开来，也创造了最初的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最原初的词与物的关系。意大利哲学家吉奥尔吉·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说：“像人类语言之类的东西事实上只能在如下情形中生产出来，即在其中，活物共生同源地暴露在既是真话亦是假话的可能性面前，让自己的生命对应于所说之言辞，对应于第一人称的证言。……即将他们的自然本性置于语言之中，并在伦理和政治的关联中将词、物和行为绑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某种像历史之类的东西，才有可能与自然相区分”。 由此可见，在我们认为哲学业已消失的地方，实际上哲学仍然存在，尽管它不像以往那样彰显出自己的绝对的霸权地位，但是，它仍然作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最为根本的奠基而存在。这样，哲学是一种通过我们的思考，通过我们的命名，通过我们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与我们本身之间架设一道桥梁的方式，与此同时，这道桥梁的架设，也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根本的生存态度，即我们生命形式和生活的一切的展开，都与这个原初的架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仍然是一切学科，一切知识的基础，当我们仍然能将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的时候，当我们还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和能力，介入语言的交流和游戏中的时候，哲学已经在我们生活世界的最基底处发挥着其独特的效用。

那么，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对概念或观念强调的哲学，是否背弃了唯物主义的原则？答案也是否定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显然，我们不能将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石头决定脑袋式的唯物主义，这种极其粗俗的解释曾经流行一时，但是这可能并非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说法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0]72 马克思的这段文字，在这里肯定了两点：（1）意识和思想诞生于人们现实生活之中，与人们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有关，（2）意识是与现实世界和人们本身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可以说，只要不违背这两个原则，我们的哲学理解就不会背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我们强调，哲学概念并不诞生于世界之前，而是在我们与世界形成某种关系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关系就是我们参与现实生活的各种具体活动和实践。哲学的概念仅仅提供的是我们从意识上把握和理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如何生存等问题反思的根基，而不是凭空创造了一个物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哲学概念是严格依赖于我们寓居于其中的世界的，并在我们面对世界的现实活动中产生了哲学概念的必要性，在这里，哲学诞生的先后秩序并未发生变化。其次，实际上，唯物主义只是强调了世界存在相对于概念观念的优先性，并不是彻底抹杀哲学概念和观念在我们与世界关系中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奠基恰恰说明，无论是世界，还是我们自身，都不是惰性的，而是一个活动的整体，而哲学的命名事件诞生于我们生活于世界的这个事实之中，而哲学概念的确定意味着在我们面对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去缔造我们的观念。

也正是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齐泽克提出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他 2014 年的新书《绝对反冲：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根基》（Absolute Recoil：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中就十分清楚地提出，我们需要在当下的时代去重建这种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反对将物质还原为一种被动的机械性的各部分的混合，当然，它们也不是要去肯定一种老旧过时的神学，而是肯定内在于物质之中的偶发性动力，即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借用一下布鲁诺·拉图尔的概念）的无法预测的相遇所产生的'突然属性’” 。简言之，今天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真正让我们面对现实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让我们固守现成的我们与物质的边界，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实际上将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物质保守主义。相反，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拉康、福柯、德勒兹、迦塔利、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等人强调的唯物主义向那种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的僵硬的唯物主义宣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带有生命力的辩证唯物主义，一种真正在我们与现实世界中架起桥梁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真谛不是墨守成规，而是积极的创造，通过参与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哲学概念的创造来缔造一个新的我们与世界、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架构。这就是哲学的本真含义，哲学不是寻常之物，哲学是事件，一个让我们在短暂的瞬间能够体会到存在着真实的刹那中，将我们与世界以某种方式纽结在一起。在这里，或许又可以浮现出马克思的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三、哲学使命与主体担当

1989 年，在哲学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最低潮的时候，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公开站在了那些宣称哲学业已终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立面，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宣言》。在《哲学宣言》中，巴迪欧以近乎孤独的方式宣告：“我不仅认为哲学在今天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也不具有最终极极端的形式。” 巴迪欧的意思是说，今天的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存在，不仅还存在，它甚至没有发展到它的终结阶段。我们可以与巴迪欧一样，大胆地宣布：存在着哲学，且哲学必须存在。事实上，那个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时代已经在2008 年之后悄然发生了变化。可以肯定的说，在今天，那种蜷缩在碎片之中，几乎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宣布哲学终结，不愿再去聆听形而上学的那种反哲学的态度已然在“9·11”袭击和2008 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暴中捉襟见肘，我们已然无法单纯地停留在一个绝对个体化、碎片化的局面中来探讨当今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占领华盛顿运动和阿拉伯之春之后，那种反宏大叙事和元话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无法去解释这些宏大的群众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要与巴迪欧所言的现代智者的诡辩区分开来。在柏拉图的时代，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智者进行辩论，在《理想国》的描述中，柏拉图区分了一般性意见和真理，对于智者的诡辩而言，他们仅仅只是具有了某种意见，用虚夸的修辞来遮掩他们论辩中真理的阙如。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存在着真理，就如同在洞穴里的人必须要意识到存在着太阳一样。对于今天的哲学家来说，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在现代智者们面前，当他们以语用学、语言游戏等概念玩弄辞藻的生活，巴迪欧指出：“现代智者就是那些依循着伟大的维特根斯坦的足迹，认为思想在下述方面是可以选择的人：思想要么是话语和语言游戏的后果；要么就是一种沉默的象征，一种纯粹从语言簇中抽离出来的某种的'展现’。对于他们来说，基本的对立不是真理与错误或错乱的对立，而是言说与沉默的对立，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对立”[12]89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哲学就是要同这种带有诡辩形式的智术划分界限，而坚持存在着真理是一切真正的哲学所需要坚持的核心范畴，对真理范畴的探索，本身就是哲学的使命。

当然，哲学本身的探索，并不是对已知世界的直接肯定。所谓的已知世界，就是在一个业已确立的框架下所理解的世界的现实状态。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雅克·朗西埃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感物的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朗西埃说：“我所谓的可感物的分配，即一个自明的意义感知事实的体系，它在显示了某物在公共场合中的存在的同时，也划清了其中各个部分和各个位置的界限。“在朗西埃看来，这个分配的格局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被感觉到，什么东西不被感觉得到，这就是已知世界的既有框架，一些东西被这个框架显现出来，并受到关注，而另一些存在物虽然存在，但不被显现出来，他们漂移于这个分配格局之外，也处在我们对这个已知世界的知识架构之外。因此，真正的哲学在于，通过一种运动方式，在概念和观念的架构上，让原先不可能被展现出来的东西可以自己显现出来。这就是哲学在当今的使命，也就是说，哲学存在并不在于为一个既定的世界格局的辩解和维护，甚至不是以改良的方式来弥补旧秩序身上的千疮百孔，真正的哲学在于创造一个可以改变既有可感物分配格局的新局面，让不可能变为可能，让不可见变得可见的事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永远不是“有什么用”的问题，而是哲学本身就在决定所谓的“用”是什么，只有在一种哲学的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有用”和“无用”之间的区别。在真正的哲学的推动下，那些被视为“无用”的人或物，最终会与那些“有用”的事物一起共存，而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哲学就是要创造这种共存的可能性。

因此，在今天，我们需要开宗明义地去谈论哲学。哲学创造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性。这种独特的普遍性绝不是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仍然囿于旧的可感物的分配格局去理解，去守住一个边界，并将不符合标准的东西排除在界限之外。在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就存在着穆斯林是否可以算法国人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这种极度保守的特殊的中国的倒退，退回到与世界保持一定差距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泥淖之中。相反，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理解为在当下中国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性质，才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了某种普世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就不是对文化差异无限制的保留，而是积极创造出一个相对于全球化发展的独特的中国来。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就是世界性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此承袭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成分。

这样，作为当下中国的哲学的使命，需要我们作为主体去担当起这个使命。与阿尔都塞将历史看成无主体的发展过程不同，巴迪欧坚持认为在哲学之上，必须存在着主体，尽管这种主体是稀缺的。主体，是对真理的忠实，他们相信存在着真实的事件，并忠实地去践行现实事件中所流露出来的真理，而这种忠实地担当就是巴迪欧的主体化过程。通过主体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主体，而我们就是哲学在世界上的身体，我们可以借用巴迪欧的一段话来说明哲学的主体担当：

如果我们牢牢记住这个信念，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逐步参与到主体化身体的创造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顽强，更加生动，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兰波在他的诗《地域一季》结尾处写道的“真理，在灵与肉中”之中的东西。那么，我们将胜过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