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从1926年开始构思和写作中篇小说《恶心》，经过十多年的辛劳，于1938年4月出版。
五年后，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问世，作者用哲学语言将《恶心》中的思想体系化，创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马克思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我们也可以说，《恶心》是萨特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恶心》最初题名为《偶然性辩》，童年时代，萨特就深深地感受到人生的偶然性，在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读书时，就对它进行哲学思考，这时，他不过十八九岁。
“我关于偶然性的观念的起因是很奇怪的。我开始想到它是由于一部电影。我看的电影中并没有偶然性，而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了偶然性，因此，电影的必然性使我在走出电影院后，感到大街上没有必然性，人们在走动，他们是普普通通的……”[2]
银幕上，一则则爱情佳话，一曲曲英雄壮歌，感天地，泣鬼神，主人公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一生环环相扣，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有意义的。走出电影院，从回肠荡气的故事转向现实生活，看到的却是无聊、凌乱的人生，没有爱情，只是男女的结合，生儿育女；没有英雄，只是上班下班，挣钱过日子，为理想而死的，寥寥无几，甚至遭遇火灾、车祸的，也不多见，大家都是活上七八十岁、寿终正寝。 在《恶心》中，洛根丁详细地剖析了真实的生活和叙述的生活的差异，“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只不过背景经常变换，有人上场，有人下场，如此而已。在生活中无所谓开始，日子毫无意义地积累起来，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单调的增加。……是的，这就是生活。可是等到我们叙述生活的时候，一切又变了……故事从后面叙述起，每一分钟时间都不是乱七八糟地堆砌起来，而是被故事的结尾紧紧咬住，拖着向前；每一分钟本身又把它前面的一分钟拖着向前。”电影院外的偶然性经过叙述，非常巧妙地转化为银幕上的必然性。 因此，洛根丁高呼，要提防文学，因为作家艺术家歪曲了生活，掩盖人生的偶然性。洛根丁渴望自己的生活具有必然性，可令他恐惧的是，人是偶然性的、多余的：我为什么来到人间？我为什么而活着？洛根丁苦苦寻求，却找不到答案，他不得不承认：
“我们是一堆对我们自己有妨碍的受约束的存在物，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在这里存在，全体都没有理由；每一个存在物在朦胧中和轻微的不安中，都感觉自己对别的存在物说来是多余的……我对面稍微靠左边的那株橡树是多余的。那座韦列达的雕像是多余的……还有我――软弱，疲惫，下流，胃里在消化着和脑子里在翻腾着一些忧郁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连我的死亡也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是死在伟大的事业中，为伟大事业而死。于是，洛根丁感受到了“恶心”。
萨特说：“我就是洛根丁，我在他身上展示了我的生活脉络。”[3]从七岁开始，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没有理由的，自己是个“无票的旅客”：
“我是一个偷偷混进列车上的旅客，我在座席上睡着了，查票员摇醒了我，'请出示你的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车票，身上也没有钱可以立即补足这笔旅费。于是我承认我有罪，同时又为自己的行为辩护。”[4]
萨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获得自己的必然性。“恶心”是怎样产生的呢？“星期六，有些顽童在打水漂，我也想学他们的样，把石块投到海面上去。正在这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块落下去，然后我走了。”洛根丁在30岁才走出童年，告别童年即意味着“恶心”，而世间绝大多数人至死都没能摆脱童年。“恶心”本是生理现象，是指呕吐前不适、难受的感觉，但萨特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体验，是精神上的不适、难受引发的肉体的不适、难受。
“我要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呢？”“现在我怎么办呢？”“恶心”即压抑、痛苦、绝望，它是剧烈的，是黑色的，把人逐出精神家园，刺疼他的灵魂和肉体。“这是一次好厉害的袭击，我从头到脚都震动起来。”“三十六小时以来，背景始终保持原来的情况：绝对寒冷、冰冻。愤怒像旋风似的卷着我，这是一种战栗。”
洛根丁丧失了安宁和幸福，“很少产生笑的欲望”，即使笑也是神经质的笑、歇斯底里的笑。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认定宇宙为我们而存在，这个世界是上帝为我们设置的家园，它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可在洛根丁看来，万事万物失去了情和意，物与物、人和物之间也无差别，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干枯的、骷髅般的世界。理性哲学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可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认识世界，征服和改造世界。洛根丁面对的却是个错乱的世界，“我惊骇地望着这些不稳定的东西，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这些东西也许会坍倒下来……因此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一种真正的恐慌攫住了我……我苦恼地一再问自己：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呢？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像疯子一样拼命地奔跑，总觉得背后有东西追来。然而，他无处可逃，无底的深渊张着大嘴，要吞吃他。“恶心”委实太折磨人了，洛根丁也曾想“自欺”。“自欺”即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要求行事，从未否定过自我，更不用说改变自我了，他们用幻想制造假象，掩蔽存在的真实状态。洛根丁与饭店老板娘做爱，研究洛勒旁侯爵的生平，都无济于事，他希望继续和安妮中断了六年的爱情，可她已变成一个臃肿的胖女人，靠男人供养。洛根丁用刀子刺破左手掌，这不是要死，而是用肉体的疼痛转移精神的痛苦，因此，洛根丁很羡慕侍女露茜，她因丈夫酗酒而悲痛欲绝，看着“这个在燃烧中的肉体，这个放射着痛苦的面孔”，“我嫉忌她”，“不管怎样，她是运气好的。”露茜的痛苦是低层次的，这种具体的、来自生活磨难的痛苦与“恶心”大相径庭，不但不会把她引向“恶心”，反而使之摆脱“恶心”，洛根丁宁可选择露茜的痛苦。在一般人看来，“恶心”当然是纯消极的情感，避之惟恐不及，然而，萨特却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洛根丁在公园里，由兀现在眼前的栗树根引发出一大段哲学思考，“我坐着，微弯着身体，低垂着头，孤独地面对着这堆黑色、多节而完全没有感觉的东西，它使我害怕。接着我就领悟到了一番道理。”他认识到，“到处都是存在，它是无限的，多余的，永远的到处都有的”，“我就是栗树的根”，也是多余的和没有理由的。“我已经从存在里学会了我能够懂得的一切”，洛根丁对宇宙、人生、自我达到了最清醒的认识，他彻悟了：“恶心”是摆脱不掉的，“即使我留在屋里，即使我静静地蹲在屋角里，我也忘不了我自己。我会在这里，我的重量会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他开始正视“恶心”，利用“恶心”，在“恶心”的肥沃土壤上培育美丽的鲜花。洛根丁承受“恶心”，体验“恶心”，思考“恶心”，最终超越了“恶心”，他认识到人的渺小，也感受到人的伟大：我有意志，有思想，我能够审视我的渺小，我能够参悟“存在”的秘密。“这是不平常的时刻。我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象冻僵了似的，沉溺在可怕的陶醉状态中。”“我走了，我回到旅馆里，现在我写了这篇日记。”《恶心》的存在，证明洛根丁战胜了“恶心”，充分利用了“恶心”，有了思考和写作的“陶醉”，连那“恶心”也成为赏心悦目的了。脚下的大地崩塌了，也就是说，支撑、束缚洛根丁的人类文化灰飞烟灭，“我再也不在布城，我是在飘荡着”；眼前是个骷髅般的世界，意味着所有前人对宇宙的描绘、解释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这就是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相当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洛根丁赤条条的，放眼望去，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创造自我吧，创造世界吧。萨特所理解的自由与众不同，它不轻松，不优雅，并非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自由是精神上的，伴随着孤独、怀疑、焦虑和“恶心”，自由就是“恶心”，洛根丁惶恐地自问：“自由，这就是自由吗？”过去的洛根丁死了，一个崭新的洛根丁诞生了：“也许将来有一天，我恰巧回想到目前的这个时刻……也许那时我会感到心跳得更快，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从那时开始了一切。”伦理学家为人规定了繁多的道德戒律，“不许偷盗”，“爱你的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不言自明、无庸置疑的，人来到世间都必须遵守，否则，即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应该怎样活，先天地被规定了，这便是“本质先于存在”，而对洛根丁来说，先天的“本质”、“自身以外的命令”崩塌了，“自我”先于本质，“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人首先存在，通过其活动才获得自身的意义。萨特一再强调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洛根丁的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自由。“恶心”是这样一种情感，它如此沉重，如果不克服，洛根丁简直活不下去，换言之，他必须自我拯救，此时，“恶心”转化为内在的动力。离开布城前，洛根丁又到铁路饭店听那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这是一首由一位美国犹太人作曲、黑女人演唱的爵士歌曲：
“这儿有两个人得了救：一个是那个犹太人，另一个是那个黑女人……他们在我的心中有点像是已故的人，像是小说中的英雄，他们洗掉了存在的罪恶。当然不是全部洗清了――但是已经尽一个人可能做到的做了。”
于是，洛根丁选择艺术创造。艺术创造赋予洛根丁的生命以意义，使人生成为必然，艺术创造其实就是重新阐释世界，填平深渊，消除“恶心”，将骷髅涂抹成彩色，使世界成为我的世界，成为我能够在其中感到温暖、适意的世界。“自由选择”是萨特的一贯主张，洛根丁的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恶心”，是达到绝对自由之后的选择。洛根丁的选择是生死攸关的，要么成为创造者，要么作为偶然的自在，创作艺术品与撰写洛勒旁的传记同为写作，但有本质的区别：
“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来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作者也因此确定自己的存在。
在萨特看来，“恶心”不应是一次性的，创造是对“恶心”的克服，但并非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创造者主动地、不断地回复到“恶心”，“恶心”―创造―“恶心”―创造……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创造者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敢于正视“恶心”，承担“恶心”。《恶心》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萨特将自己的思想彻底化，推出令人惊骇、绝望的结论，拒绝任何的粉饰，不给读者以希望和安慰。萨特为洛根丁设计的出路是艺术创造，但是，这出路也是虚幻的，从根本上说，人不可拯救，因为人是要死的，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住死亡的临近，人的最终结局是虚无。“三年前我庄严地进入布城。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子我就懂得了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会赢。”因此我们才在《存在与虚无》中，看到一句让人心惊胆战的结束语：“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
“我在30岁时出色地干了一下，我在《恶心》中描写了――读者可以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我的同胞们的那种毫无理由的、难以忍受的生存状态，而我的存在是不在其中的……后来，我又快乐地阐述了人是不可能的道理，我自己也是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与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肩负着表现这种不可能的使命，而这样一来，这种不可能却改头换面成了我最内在的可能性、我的使命的目的以及达到我的荣耀的跳板。”[5]
人是偶然性的，我因揭示出人的偶然性而具有了必然性，人的最终结局是虚无，我因发现了人的结局的虚无而得到拯救，可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偶然性和不可能，萨特的心太阴冷了。《恶心》提出了后来萨特文学和哲学作品继续探讨的问题，是萨特哲学的真正源头，直到小说出版近三十年后，作者还深情地说：
“归根到底，我始终忠实于一样东西，就是忠实于《恶心》……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本书。”[6]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2]高青海李家巍.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17―18.[3][4][5]萨特.词语.潘培庆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180.77 ―78.180.[6]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