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坏：大夫篇（最终节）| 为何总有君主无视未来的篡臣？
虢文公死后，虢石父即位，在周幽王一朝时任卿士。
有关此公的即位时间，有专家推测大抵在周宣王后期至周幽王前期。相比于之前的历代西虢公而言，虢石父的政治声望实在是太不好，据说此人奸佞好利、“德音不瑕”。
周幽王7年，公元前775年，虢石父灭掉了与南虢紧邻的焦国。很多学者认为此焦国为姬姓焦国，如果此说属实的话，那么西虢公对同姓诸侯国如此痛下杀手的行为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上图红圈大致为西虢国的北虢、南虢的核心位置，紫圈大致为焦国的大致位置，陕邑与焦城之间的距离不超过2公里，此时西虢国灭焦应与自身的国家安全因素有关。
周幽王8年，公元前774年，虢石父运作了废申后与太子宜臼一事，之后将其政治同盟褒姒及王子伯服扶上了王后及太子之位。
图为现代雕塑家想象中的褒姒形象，拥有年轻、貌美的特点。不过，晁福林先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褒姒可能在周宣王时期就与视为太子的周幽王结合，到周幽王一朝时已经是一个老妇，他认为王子伯服在被立为太子时可能已经是个成年人，甚至认为他的身份有可能是周幽王的庶出长子。
其后，虢石父的事迹失载，可能在周幽王末期的某一年中自然死亡，也可能在周幽王11年时被以废太子宜臼为首的叛军杀死，宜臼自立为“周天王”，是为周平王。
周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下一任西虢公——也就是虢公翰——在携地拥立王子余臣为王，是为周携王，与太子宜臼的叛乱势力展开对峙。
下图为双王内战时期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蓝圈为周平王一派控制的镐京地区及雒阳地区；
红圈为当时西虢国的大致范围；
紫圈为周携王所处“携”地可能的范围，当然也可能临近镐京或位于西虢国的范围之内。
这场双王对峙持续了长达20年之久，直到公元前750年，周携王被晋侯杀死，作为附逆者的西虢公则通过某种方式归顺了“天王”的朝廷。
周平王50年，公元前721年，当时的西虢公——也就是虢公忌父——利用周平王与执政卿士郑伯之间的矛盾寻机上位。
周桓王元年，公元前719年，周桓王正式任命虢公忌父为执政卿士，西虢公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蛰伏终于回到了周廷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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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五代：大夫擅权的标准模板
如果我们梳理一遍虢厉公到虢公忌父五代西虢公的历程，会发现一点点有趣的迹象。
在虢厉公时期，西虢公利用军事统帅及执政卿士的身份掌控了相当的权势，又在周廷的动荡时期趁机在宗周东部占据了大片领土；
到了虢文公时期，西虢公利用执政卿士的身份及惠民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权势；
再到虢石父时期，西虢公在周廷中的权势达到了顶峰，甚至拥有了灭掉姬姓诸侯国及参与废立王后与太子的权势；
又到虢公翰时期，西虢公甚至敢于站在申、鲁、许、晋、秦、郑的对立面另立天子，还能一直坚持20年；
最后到虢公忌父时期，西虢公的权势虽有半个世纪处于边缘化，可在当时的执政卿士出现了一些疲态时立即就能死灰复燃。
总结起来，就是：
通过战功获得政治资源，再利用变革及动荡等因素扩大自身权势，之后在逐步将自身权势沉淀坐实，以小恩小惠笼络民众的支持，并寻机勾结外戚对宗室进行渗透，进行获取影响继承人人选及拥立新君的权力，如果势头不对就进入蛰伏状态，再寻找时机重新夺回朝政。
可以说，五代西虢公为后世的卿大夫写出了一套标准操作范例，基本上除了最后的谋朝篡位以外全都干了一遍。之后，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作为虽有区别，但整体上大差不差，都是走得类似的路子。
当然，列国卿大夫的作为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变种，在这里我们略举4个例子。
先是在西周至春秋交界的这段时期，晋国内部出现了曲沃桓叔的篡权行动。在当时，晋国的统治者残暴不仁，百姓们把怨恨写在了歌谣里进行发泄。此时，曲沃桓叔以一系列“好德”之行笼络人心，“桓叔似乎在他统治的地区进行了改革，而且比较获得人们的拥护”（李孟存《晋国史》），桓叔获得了上到贵族、下到庶人的拥戴，社会上开始流传着歌颂曲沃方面的歌谣。有关曲沃代翼，其中可能存在着簒夺者为了获取拥戴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举动，也可能存在着簒夺者主动控制社会舆论的运作。
图为曲沃代翼的大致形势，出自《地缘看中国》，侵删。图中可见，曲沃小宗扩充自身的势力以为之后的篡位做准备。
到了春秋中期，晋国内部出现了赵盾专政，晋公室被迫收取众卿的子嗣为宗族进行封赏，“从此晋国出现了一种由异姓子弟组成的假公族、假余子、假公行”。这种卿大夫侵占公室资产的方式比较极端，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出现，不过应该给之后的外戚擅权提供了启发。
再到春秋后期，齐国内部出现了田常专政，此人在执政时期专挑国内身材高大的女性做小老婆，然后让宾客代劳，一口气得到了70多个庶子，庞大的家族人口优势迅速挤压了齐国其他家族势力的生存空间，自此诸田成为了盘踞在齐地上最根深蒂固的势力。这种“赢者通吃”的霸占方法也比较极端，后世有个别重臣在子嗣数量上与之接近但多为个人爱好，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因为政治诉求而模仿田常的行为，但我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出超级大家族在政治上的恐怖能量。
又到战国初期，宋国内部出现了子罕专政，子罕对宋公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以此获取了司法之权，“故宋君见劫”。可以看到，随着春秋末期公开化明文法律的出现，司法权变成了一项甚至有可能超越军权、治权的重要权力。
将西虢公的标准范例和以上四者拼凑起来，大致能够概括后世的每一次篡权行为。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面对一个着实令人费解的问题：
为什么周室能够容忍西虢公的五代经营？为什么晋、齐、宋君能够无视权臣如此猖狂的自肥之举？难道，这些君主真的看不出来这些人有可能由此获得篡位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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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王与篡权的天平
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过，周廷和西虢国看上去是两个单位，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在正常情况下，西虢公的权势上升，朝廷的权势就跟着变大；西虢公的权势下降，朝廷的权势就跟着变小。同理，朝廷的权威上升，西虢公的权势就跟着变大；朝廷的权势下降，西虢国的权势就跟着变小。就好比周廷是个餐馆，西虢公是大厨，两者要么一起发达，要么一起完蛋。
这时，会有熟悉经营的朋友会提出异议：
要说，开餐馆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大厨上下其手自肥，这类人根本不会在乎餐馆的死活，巴不得跟早倒闭自己拿着上下其手得到的钱出去逍遥，，这种情况难道不会在西周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吗？
在这里要思考这样一个因素：
大厨能够拿着贪来的钱出去逍遥，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在于秩序。
对此，我们再模拟一个场景来进行阐述。
比方说：
在某个时期，正处于朝廷崩溃的乱世当中。官府依靠行政及暴力手段维持的秩序荡然无存，无论你做什么坏事，都不用担心会有衙役或者官军对你进行拘捕。
如果不太好理解这种社会状态的话，可以参考“废土”的社会环境：
所谓“废土”，一般指核战争后的社会环境，此时各个政府机关及相关基础设施均被核武器摧毁，人类被迫在没有政府维持秩序的环境下进行生存——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尽可能带入一个古代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天然带有社会属性。在官府缺失以后，一些在当地上有一定势力的人就会尝试构建秩序。
在某个镇子里，有一个叫“老黄”的地主，他在镇子上修起了堡垒，又联络了周边几个自然村，在当地构建起了小小的秩序社会。
平日里，“老黄”带着一些人进行巡逻，遇到纠纷的就调节，遇到犯罪的就制止，遇到有小股流窜来的强盗就驱赶，大概兼任了司法、执法、国防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老黄”在当地的权力很大，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土皇帝”，但权力也只能局限在镇子周边的几个村里。
有一天，靠近大路的村子外忽然来了一队带着武器的外乡人，张罗着要进村。腿快的村民急忙去通知“老黄”，“老黄”则赶紧带着巡逻队和镇里的一些壮丁前来支援。双方在村口展开了对峙。
这时，外乡人的首领先提出了要求。他说，他们来这里一不为偷，二不为抢，单纯就是想在逃难的路程中找点饭吃，而且也不白吃，可以用带来的财物换。至于为什么携带武器，外乡人解释说这单纯是为了防身，毕竟现在天下大乱，在外逃难总要提防有人谋财害命。
对于外乡人的要求，“老黄”想了想，最后答应了。
为什么要答应呢？
一是因为镇里积累的粮食有很多富余，但布匹确实有点不够了，正好这批外乡人哪里有可以拿来换；二是因为饥饿终归使人疯狂，真把这些人逼到绝路上谁也保不齐会发生什么。
但是，“老黄”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不允许外乡人到村里吃饭。他让大家在村口外面搭一个棚子，让外乡人在这里吃饭，也可以在这里过夜，但绝不允许他们进村。
外乡人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外乡人拿出了好几匹布，“老黄”也赶紧催促村里的几个人去生火做饭。
在吃饭时“老黄”从这些外乡人的嘴里打听到，以后应该会有更多人从这条路往南方逃难，所幸的是他们一般都是要去南方的什么什么地方，并不会在这里逗留，到你这里最多就是找碗饭吃。最后，他们建议“老黄”可以在村口不碍事的位置开一家饭馆，这样路过的人就没必要进村了，省得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听了外乡人的话，“老黄”琢磨了一宿，认为确实是个办法。
接下来，他派人加强了沿大路的村口的防御工事，又在村口外盖起了几间瓦房，开了这么一个饭馆。
在瓦房盖起来以后，他让镇里平日张罗红白喜事的“老郭”当大厨，由“老郭”带着几个后生经营这个饭馆。
“老郭”在被派到这个饭馆里以后，发现这活真是个肥差。肥在哪里呢？众所周知，在乱世中食品会变得贵一些，一般的财物会变得便宜一些。“老郭”拿着村里给的粮食做饭给沿途的外乡人吃，由于此时正逢乱世，外乡人来这里有口热饭吃就已经很满意了，遇到缺斤短两并不会作太多纠缠。又由于粮价贵、物价贱，“老郭”擅自多收一些的话，这些外乡人也能接受。于是，“老郭”在两边的差价中积累了不少财富，他特意把这些财富换成占地较小的金银，偷偷藏在家里。
现在，我们想一个问题：
“老郭”想拿这些金银出去逍遥，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在平日里，“老郭”只要躲出“老黄”的势力就可以了。毕竟，一家饭馆的财务问题实在是一件小事，官府自然没心思追查，“老黄”也觉得没必要犯着风险自行寻仇。
可现在不一样。
首先，从“老黄”维持的这个小社会来看，村口小饭馆的财务问题并不是一件很小的事，假如“老黄”发现的话还是会追究的；
其次，“老黄”在这个小社会里的权力很大，他完全有权力审判并处置“老郭”，还不用担心处置“老郭”以后会引来官府追究；
再其次，就算“老郭”带着金银逃出“老黄”的势力范围也未必就能逍遥起来，因为“老黄”的势力范围之外并无秩序，“老郭”带着金银非但一定就能换来东西，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在以上的例子当中，“老黄”就是周天子，“老郭”就是西虢公，“老郭”窃得的“金银”就是西虢公在朝廷内取得的权势及实体财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虢公取得的权势是在西周朝廷的秩序下才存在的，取得的实体财物虽然不会因为秩序的崩溃而消失，但西虢公对它的所有权却是建立在秩序之上。总之，一旦秩序彻底消失，西虢公能否还保留有这些东西并不好说。
那么，“老郭”倒腾来的“金银”真的就是无用之物吗？
当然不是。
“老郭”想要用这些“金银”逍遥，大致有以下4种方式：
一是利用这些“金银”缓慢扩充自己的力量，找机会干翻“老黄”，让自己成为这个小社会的统治者；
二是同样缓慢积累实力，耐心地等待“老黄”这个小社会的崩溃，之后利用自己的势力构建一个更小的社会；
三是寻找其他的小社会，找机会让另一个小社会的统治者承认“老郭”对“金银”的所有权，于是投奔到另一个小社会去；
四是等待整个社会秩序的恢复，届时就会有官府保护其对“金银”的所有权。
对比到政治当中：
第一种就是谋朝篡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曲沃代翼、田氏代齐；
第二种就是地方割据，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西周崩溃后的诸侯争霸；
第三种就是投奔他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晋国的栾氏重卿投奔齐国；
第四种就是恭迎新朝，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就不再举例了。
现在，我们再来回到前文提到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周室能够容忍西虢公的五代经营？为什么晋、齐、宋君能够无视权臣如此猖狂的自肥之举？难道，这些君主真的看不出来这些人有可能由此获得篡位的机会吗？
答案很简单。
一个君主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总需要有大臣支撑朝廷、镇守地方、维持邦交。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实力，那么君主就必须接受上述大臣手里有对应的政治能量。当然，上述实力必须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重臣就可能超越君主。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君主一般情况下不便于直接清洗，因为这意味着砍掉了朝廷的一根支柱，他会优先选择通过或软或硬的手段使该重臣主动或被迫对自身的权势进行压缩，不行的话则进行压制，又不行则对其进行铲除，再不行则培育其他重臣与之对抗，总之必须得让朝堂恢复平衡——可要是不能恢复的话，君主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外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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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与士大夫
说到这里，之后春秋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也就没有再详细讲的必要。
简单来说：
周王朝是个“大社会”，由周天子及一些有实力的卿大夫维持着一个“大社会”的秩序，而这批卿大夫同时也兼任诸侯，在封国内与自己手下的一批“卿大夫”维持着各自的“小社会”。那么，当“大社会”的平衡被打破之时，天子的权力自然会逐渐下沉到到朝中的卿大夫兼诸侯的手中，而诸侯手中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会向封国中的“卿大夫”下沉。所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只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滑下“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过程中的一个表象。
紧随其后的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大夫们手中的权力，是否会下沉到更下一层的贵族手中呢？在战国时期，士大夫取代了原有的卿大夫，是否就是这种下沉趋势的体现呢？
如果是的话，士人为何没有像当年大夫架空君主一样架空战国的诸王？
如果不是的话，士人为何又在这个士无定主的时代如此猖獗？
问题的根源在于——究竟何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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