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全球化已在我们身后
弗里德曼相信，我们正在离开一个以垂直控制与指挥来创造价值的世界，而走入一个与他人联结、与他人合作来创造价值的世界。人类社会目前正处于这一巨变的前端，一切都在从垂直变得水平。问题在于，世界真的变平了吗？还是只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人士的一厢情愿？
CBR精华抢先看：1.世界是平的，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通过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
2.与“距离的消亡”和“无边界的世界”等观察迥异，地理边界在今天仍然无处不在，甚至延伸到网络空间。如同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互联网链接随着距离而衰减。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联系。
3.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国家的全球化。2.0版的全球化，是公司的全球化。3.0版的全球化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责编：齐卿，原文标题：《疫情之下，全球化是终结还是新生？》
《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2005年推出了他的又一部有关全球化趋势的专著《世界是平的》，用一种无可质疑的口气宣称，“世界是平的”。
世界是平的，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通过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弗里德曼这里所谓的“平坦”，实际意指一种紧密相连的状态：贸易和政治壁垒的减少、数字化革命的急剧发展，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几乎可以和地球上亿万人同时做生意，甚至同时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个人的全球化时代：从垂直到水平
在弗里德曼的上一部畅销书《凌志车和橄榄树》中，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全球化福音书的布道者。在这部新著中，弗里德曼更新了他对全球化的认识，将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并利用网络术语分别称之为1.0、2.0和3.0版本的全球化。
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国家的全球化。达·伽玛（Vasco da Gama）和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代表他们的国家利益探索世界，从而使他们的国家参与全球化，这时1.0版的全球化就开始了，直到最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这一段时间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力的强弱，包括武力、马力、风力和后来的蒸汽动力，它将世界从“大号”缩小到“中号”。
这之后，开始了2.0版的全球化，即公司的全球化，该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到2000年，它真正目睹了全球化经济的诞生，跨国公司为了市场和劳力开始进行全球性的议价套利，使世界继续从“中号”缩小为“小号”（《凌志车和橄榄树》写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
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则从2000年开始，3.0版的全球化将世界从“小号”缩为“极小号”，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但这一时代真正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国家全球化，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
个人必须越来越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全球化的驱动力是蒸汽船、铁路、电话、电报和电脑等硬件，那么最新阶段全球化的驱动力则是软件和网络，它们将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全球化主要由欧美发动，那么最新阶段的全球化则向全球各种肤色的人都敞开了大门。
弗里德曼说，在个人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我们自己“水平化”。我们必须改变自身的工作习惯、学习习惯，必须有创意地修正这些习惯去适应崭新的平台。这是因为，我们正在离开一个以垂直控制与指挥来创造价值的世界，而走入一个与他人联结、与他人合作来创造价值的世界。人类社会目前处于这一巨变的前端，一切都在从垂直变得水平。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大卫（Paul A. David）写了一篇关于电力的文章，给弗里德曼的说法提供了注脚。他问了一个问题：当电力首次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人类的生产力没有突然增加？他研究的结果是，要获得电力马达取代蒸汽引擎的生产力提升，人们必须先重新设计建筑，把高大的可以容纳蒸汽引擎和各种滑轮的多层建筑物，改成小型的低矮建筑，让工厂可利用电力马达运转。
此后，管理者还要改变他们的管理方法，工人必须要修正他们的生产方式，有难以数计的习惯和结构等待改变。一旦这些改变在某个转折点产生汇集，轰的一声，人类就会真正获得电力所导致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弗里德曼认为，今天我们身处如同电力的改变所显示的进程一样，在水平的平台上，正学习改变自己的习惯，将自己水平化。
弗里德曼说，全球化无可阻挡，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远在中国和印度的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
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当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力量，他的这种信念到了不乏偏执的地步，以至于有人嘲讽他患了TIS综合征（the inevitability syndrome，一般译为“必然性综合症”）。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尖锐地批评说，弗里德曼的策略是“强行把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灌入人们的大脑，宣扬全球化可以令我们致富，给我们自由，提升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与事”。
企业家、金融分析师和主流政策制订者无疑会赞赏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论调，然而，来自各界的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弗里德曼那里好像却产生不了多少回响。
距离没有消亡，地理边界依然无处不在
问题的本质在于，这个世界是否确如弗里德曼所说，是“平”的。
约翰·格雷和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几年前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批评今天对弗里德曼依然有效——尽管全球化在所难免，但它并不等同于全球自由市场。弗里德曼未能检讨经济自由主义令人遗憾的后果——它对教育、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劳动者收入份额的下降；经济不平等的令人震惊的发展；不受公众约束的企业力量的增长，等等。
《世界是平的》一书写得引人入胜，作者随处拈来的论据似乎也令人信服，但保罗·克鲁格曼的评论一针见血：令人信服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弗里德曼的主张无疑包含了真相。例如，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的确压缩了时空，但是，尽管世界相对而言已经缩小了，这种缩小却一直并将继续是高度不平衡的。时空的高度可塑性意味着，有些部分会收缩，而其他部分则会相对扩张。绝非任何地方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界肯定不是平的。
与“距离的消亡”和“无边界的世界”等观察迥异，地理边界在今天仍然无处不在，甚至延伸到网络空间。如果说在某个领域中边界应该变得毫无意义，那就应该是互联网。然而，国家和地区内的网络流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它们之间的流量。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互联网链接随着距离而衰减。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联系。
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的商业、投资和其他互动都仍然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尽管我们到处听到一个新的连线世界浮现，信息、思想、金钱和人员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在地球上移动，但全球化实际上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地方。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即使是这样很小程度的全球化也很可能会消失。
一言以蔽之：全球化的未来比你所知道的还要脆弱。不如承认这个现实：全球化已经在我们身后。我们应该告别它，并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多极世界。这一新兴世界将至少由三大区域所主导：美国、欧盟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它们将在经济政策、自由、安全、技术和社会方面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中型国家将很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新的小规模的地区联盟将可能出现。而20世纪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世界的未来：多极化
杀死全球化的有好几股力量：首先，全球化的副作用日益显现：财富不平等、跨国公司的统治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分散，这些都已成为热门的政治问题，使得在政治上反对全球化成为一种时尚。其次，和弗里德曼所认定的技术令世界变平的看法迥异，科技公司似乎正在推动去全球化趋势，或者它们成为了各国政府实施此类变化的工具。
例如，当多个企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意识到依赖于复杂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它们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从中国向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转移，实现多元化经营；第二种是缩短供应链，比如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欧洲公司则转移到东欧或土耳其；第三种是发达经济体投资于机器人和3D打印，以在本地更接近消费者的地方生产。最后这一选择是技术将会大显身手的地方。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使人们感觉自己轻易就可以受到看似遥远的来自外国的威胁，从而为那些认为关闭边界是解决各种祸害的方法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结果，新冠病毒危机或许意味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全球化程度较低的世界。就算大流行和恐慌症消退，那些认为对世界各地的人和产品保持开放通常是好事的人，将需要以新颖和有说服力的方式为全球化辩护。
在多极世界中，日益不同的做事方式之间的摩擦、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从本质上来说，多极化意味着不同的主导区域不会讲一种通用语言。人员、思想和资本的流动可能不那么全球化，而是更具区域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责编：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