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的绘画，远离舞台布景效果——浪漫主义
当整个欧洲都沉浸在1848年多国爆发的革命中时，在英国却悄悄地，甚至一开始是秘密地诞生了一场绝对平和的艺术起义。
早在法国30年代时，人们为了反对学院派开启了浪漫主义，这种自由作画的风格已经在根斯堡和约书亚·雷诺兹的发展下达到顶峰，后者是王家艺术学院的创始人和精神导师。
为了反抗王家艺术学院，他们崇尚仿真风格，并发展出近似精确的绘画特点，远离舞台布景效果。
《戈黛娃夫人》约翰·柯里尔，约1898，布面油画，140厘米×185厘米，英国考文垂博物馆收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一幅晚期的世纪末作品即著名的《戈黛娃夫人》来引入今天话题的讨论。
戈黛娃夫人是考文垂伯爵的妻子，赤身裸体骑马周游全城以说服丈夫为民众减税。
有一名年轻的裁缝师汤姆违反了命令，在窗子上凿了一个小洞偷窥。汤姆因偷看戈黛娃夫人过于激动而导致双眼失明，由此成为“偷窥者”的典型代表。之后戈黛娃的丈夫遵守诺言，赦免了繁重的税赋。
那么年轻人在反抗什么呢？显然反抗的是肖像画中过于厚重的色彩背景和学校里将拉斐尔之后的一切正统艺术演变为教科书式的教学手段。
于是1848年，他们成立了自称为“拉斐尔前派”的团体，并从三人立即发展成为七人并组成了兄弟会，大世纪的第一个先锋主义艺术流派就此诞生。就像所有的团体一样，他们两年后便解散了，但他们却改变了英国人的思想根基，构建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自我认知。
《耶稣在双亲家中》约翰·艾佛雷特·米莱，1863，布面油画，38.1厘米×61厘米，私人收藏
米莱也开始改变他的思想，创作了一些高深莫测的画作，其中包括《耶稣在双亲家中》。这幅作品原本是要表明其现实主义的立场，却加入了严厉的批判元素。
《奥菲丽娅》约翰·艾佛雷特·米莱，1852，布面油画76.2厘米×111.8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
米莱的《奥菲丽娅》，则是完全相反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非现实主义风格，在他之后其追随者也创作了十多幅主人公各种姿势的作品，从溺水前淹没双脚、犹豫中到最终溺亡。
这幅画还遵循了反抗传统的艺术家所提出的准则：省去无用的背景，用“可怕的空洞”来填满画面，以参与者的视角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并将其还原到画面中，避开华丽浮夸的历史题材，根据大不列颠本岛的故事与传说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历史题材。
米莱和亨特是1848年的创始团队成员，但他们很快便因对来自上流社会的批评之声感到恐惧而离开这个团体了，批评者中包括了查尔斯·狄更斯，他对这个团体及他们一些宗教作品中流露的天真简单之情表达了反感。
《牧羊人》威廉·霍尔曼·亨特，约1851，布面油画，76.4厘米×109.5厘米，伦敦，马金斯收藏馆
事实上，拉斐尔前派是从根本上反对16世纪文艺复兴倡导的平衡之美的，他们从15世纪的整体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发现那时的绘画是用手工精心制作的，运用的各类技巧也都和谐统一。
约翰·拉斯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还有两个将在未来艺术领域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就是爱德华·伯恩-琼斯和威廉·莫里斯。
《既成的命运（珀尔修斯杀死海上怪物）》爱德华·伯恩-琼斯，1882，纸面混合技巧153.8厘米×138.4厘米，南安普敦，南安普敦城市美术馆
拉斯金在牛津接受过教育，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那里认识了比他年轻许多的，后来成为牧师的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30年后他将以路易斯·卡洛为笔名出版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拉斯金来讲，仙境就是意大利，他曾长期在那里周游各地，但主要的还是在威尼斯，他在那里找到了解决当下建筑风格过于老式僵化的方法，即回归中世纪风格。沃尔特·斯科特在装饰艺术领域也赞同他的看法，因此建筑成了审美变化的风向标。
《厄科与纳西瑟斯》约翰·威廉·沃特豪斯，1903，布面油画109.2厘米×189.2厘米利物浦，沃克美术馆
莫里斯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曾尝试与卡尔·马克思合作但没有成功。他继续在绘画领域创新探索，为一群艺术家建立了新的创作准则。
60年代罗塞蒂揭示了丰满嘴唇与丰富绘画表达的魅力，让人联想到布龙齐诺或帕尔米贾尼诺笔下的人物，以及提香笔下的头发与性感。
《凡娜太太》但丁·加布里埃·罗塞蒂，1866，布面油画，88.9厘米×86.4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
他的《沃提考迪亚的维纳斯》描绘的是赤裸胸部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样式，她手持水果，但那完全不是罗塞蒂诗句中所写的夏娃禁果：
她为你献上苹果，
尽管她想将其放入胸中……
“啊！苹果满足了他的口腹之欲，——而箭
在短暂的甜蜜之后，将刺入他的胸膛，——”
《沃提考迪亚的维纳斯》但丁·加布里埃·罗塞蒂，1864—1868，布面油画，96.52厘米×68.58厘米，伯恩茅斯，罗素—科特美术博物馆
除了苹果以外，这幅画还让人想起波提切利的《春天》中美惠三女神花园里的蝴蝶与炫目的鲜花。
《春》桑德罗·波提切利 因此他们到底是拉斐尔前还是拉斐尔后实在让人困惑。 伯恩-琼斯从70年代起创作了一种新类型的女性形象，即神秘的“致命诱惑女人”，她（身材一览无余）诱惑了梅林巫师，她没有穿着那种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女人用来束腰的紧身衣。 《受诱惑的梅林》爱德华·伯恩-琼斯，1872—1877，布面油画186厘米×111厘米，利物浦，列芙夫人美术馆，国家博物馆 伯恩-琼斯提前为我们展示了未来英式的自由着装风格，即嬉皮士时期琼·贝兹引领潮流的透视装。 《科菲彻国王与女乞丐》爱德华·伯恩-琼斯，1883，纸面水彩，295.9厘米×39.4厘米，伯明翰，伯明翰博物馆与美术馆 这位非洲国王科菲彻缺少对女色的吸引力（他并不是一个英国军人），却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乞丐，以实际行为告诉我们一见钟情的爱情是无关阶级限制的，甚至他还为她披上嫁衣，还让她当上王后。这一切显然要怪罪于模特简·伯登。 这位嘴唇丰满的简也是来自牛津，但不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她出生于贫穷的马倌之家，在剧院被罗塞蒂一眼看中后成了他的女朋友，后来又因一见钟情成为威廉·莫里斯的妻子。 她接受了法式和意式的教育，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并生了两个儿子。 《美丽的伊索德》威廉·莫里斯，1858，布面油画71.8厘米×50.2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 莫里斯在1858年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美丽的伊索德》（从这一年起理查德·瓦格纳开始创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德》）。 莫里斯用新装饰艺术审美准则将这件作品全副武装起来：从彩色蜡染布料到锦缎衣服、地毯，还有15世纪的挂毯与老版微型书，水果是橙子而非苹果，以及伊索德头上的蝴蝶都有仔细描绘。 拉斐尔前派的追随者并没有完全照搬，他们混合各种样式，转而追寻那些转瞬即逝的女人，也许是受到巴尔扎克作品《幽谷百合》的影响，小说中巴尔扎克指出：“那些拥有植物般外形的女人忠诚而敏感，易于忧郁：她们是女人中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