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想起那些年出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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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些年出工的日子
山东 张新岭
“出工”这个词，在我们胶东姜山大洼一带，具有特定涵义，专用于大集体年代农村社员离开自己村子去外地干活，类似于公职人员的“出差”。
出工一般是在冬季农闲季节，由县里统一组织，各公社、大队调配劳力集中参加。活计不外乎修路、挖水库、整大寨田之类，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两个月，需要自带铺盖、干粮，在工地借宿、开伙。
父亲是生产队会计，经常带队出工。一支出工的队伍总要有人带领才行，或者队长、副队长，或者会计、保管。
小时候不懂事，每每盼着父亲出工，因为回来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姐弟带点礼物，或是好吃的，或是好用的，几块糖果、几页饼干，一支红蓝铅、一个田字本都会让我们蹦蹦跳跳好一阵子，全然不懂得体谅父亲的劳累与辛苦。
1981年我高中毕业回村，也成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当年夏天就荣幸地体验了一把出工生活。
这年春旱连着夏旱，小麦早早就干死了，所以麦收比往年结束得早，然而因为干旱迟迟种不上夏玉米，姜山大洼的堤湾水库已经干了个底朝天，淤泥裂开指缝宽的口子；村里的水井也已干涸，人们在水库、池塘底打井，出水量也极少，甭说浇地，连人畜饮水都不够。
然而距离我村5里地的林泉庄村，却发现一处泉眼，10几台195抽水机日夜不停也抽不干，周边村子都来这里拉水抗旱，我便被队长派来当“灌水工”，就是掐着水管子把马车、驴车上的氨水囊灌满。
生产队有一辆马车、两辆驴车，每辆车每天拉六趟水，早晨一趟、上午两趟、下午两趟、晚上一趟。
那时候马车和驴车是生产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每辆马车和驴车都配有一只氨水囊，用于拉氨水追喂庄稼，现在则用来拉水抗旱，倒也算是物尽其用。
早晨5点我就到生产队饲养院帮助马车手牵出大红马，先让牠打几个滚，再套上马车，然后我就坐在马车上，看马车手长鞭一甩，喊一声“嘚儿——驾！”迎着朝阳出发了。
马车手名叫张国新，是个单身汉，论辈分得叫我“二爷”，但因为我岁数小，他也便直呼我名了。“新岭，坐稳了啊。”“新岭，我给你捎饭来了。”
因为我早晨坐第一班车到林泉庄，晚上坐末班车回村，午饭和晚饭都是母亲做好了，托张国新给我捎来。
按照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对于辈分大但岁数小的，可以直呼其名；但是等到对方上了一定年纪，就得按辈分来了。记得我40岁左右的时候，张国新见到我就不再喊我“新岭”，而是称呼“二爷”了。
每次给我捎饭，张国新总是跟我母亲说：“老奶奶，俺二爷爷在林泉庄累不着，活儿挺轻快的，你不用挂顾着。不灌水的时候他还在那唱歌呢！”
张国新说的没错，这活儿确实不累，队里的马车、驴车大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回来一趟，灌水的工夫也就十分八分钟，所以这中间的空闲我可以尽情玩。那时候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没事我就唱《红河谷》《外婆的澎湖湾》。甚至还跑进村中寻访林青霞故居——没错林泉庄就是国际影星林青霞的祖籍，她父亲是国民党部队一名军医，1949年随国军去台——难怪林泉庄有此“神泉”，风水宝地呀！
这次出工，足足持续了40多天，由于老天总不下雨，拉水点种的玉米出来苗就干死了，只好重新种。可想而知，挖窝浇的那点水只够种子发芽、破土，种上之后还得指望下雨，不下雨的话，稚嫩的玉米苗一露头就会被滚烫的泥土烙死、被毒辣的日头晒死。如此反复种了三四遍，直到7月底才迎来一场有效降雨，拉水抗旱宣告结束，我的出工任务也胜利完成。
队里管我这种刚下学的劳力叫“半劳力”，也叫学生劳力，记整劳力的一半工分，也就是说我出了40天的工挣了20个工日的分，大概可以折成两块钱——这已经不少了，须知一个整劳力全年挣的工分也就值个几十块钱。
这次出工，愉快轻松，无形中给我造成一个错觉，以为出工都是这样苦不着累不着，殊不知还有累哭了的时候！半年之后的另一次出工，就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
那是农历冬月初，大地还没封冻，队里组织劳力去莱西县朴木公社出工，任务是挖沟。
朴木地处莱西、即墨、平度三县交界处，距离我家60多里，这个活儿只需一天，早出晚归，不用住宿。那时候我家还没有自行车，我向二叔借了一辆，一大早就绑上铁锨跟着社员们出发。到了工地，早有人给我们量出距离、插上秸秆，每人一段，挖好后验收。
沟深要求一米半、宽度是两米。起初我干得光劲，进度比旁边的整劳力还快，一鼓作气挖下三层土，别人抽烟歇息的工夫我也照干不误，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正在透支。
到了傍晌，沟越挖越深、土越堆越高，需要扔的距离越来越远，往往一掀土好不容易扔上去，又滴流咕噜滚下来，还把原先的土带下一片，造成小范围塌方。没办法，只好上来开辟场地，把两岸的土往外开一开，这样一来既浪费了力气，又耽误了工夫，事倍功半，才晓得为什么人家一开始都把土扔得那么远！
好容易熬到了开饭时间，干粮是各自从家里带的，队里联系当地农户帮着熥了，再烧两桶开水送到工地，我带的是父亲给我做的葱油饼，吃得很香。吃饱了感觉又有劲了，就想笨鸟先行，赶紧干活。其他人有的抽烟，有的半躺在地上晒起太阳，初冬的正午，阳光还是很温暖的。等到他们起身干活的时候，我已经干了好一会儿，约摸至少有半小时。
然而很快我就再次败下阵来，等别人干得起劲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累了，手里的铁锨变得死沉死沉，锨柄攥在手里乱晃，不听使唤，两脚软踏踏，铲一锨土就气喘吁吁，没办法，坚持吧！我学着别人往手心里吐口唾沫，紧紧攥住锨柄，咬牙铲起一锨，又一锨……
到了半下午，已经有人完工。看看我这段，进度刚过半，左右两位老乡，看我年少，有意帮我，早已越过分界线“侵犯”到我的领土，即使这样我也远远落后。更要命的是，我稚嫩的双手磨起好几个血泡、水泡，有的已经磨破，钻心地痛，这时候开始责怪自己，后悔来出这个工，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谁愿接着我这段，前边算我白干！
最后还是依靠援军才完成任务。我一位没出五服的堂哥张新廷挖完了自己那一段后，及时赶来，他让我站在沟沿当二传手，自己跳到沟底开挖，最吃劲的那层土实际全是他挖上来的。
这次出工，彻底让我领教了什么叫劳力，什么叫“草鸡”……
而更让我“草鸡”想起来就头大的，是大包干之后的出工——义务工。
义务工，顾名思义就是尽义务，无报酬。一个整劳力一年要出30个义务工，后来又增加了30个劳动积累工，出不够的话，可以用钱顶，叫以资代劳。
混工票、出工不出力基本是行不通的，因为都是包工，如同那次朴木挖沟，分段包干，没法偷懒。挖树坑，论个；推渣土，论车；筑路基，论土方……要干完这60个工实在不是一件轻松事，那是真正的出大力流大汗，挣个工票不简单。
不出力的义务工也有，比如大队开会，可惜一年开不几次；再就是妇女透环，那时候计划生育紧，带环的育龄妇女每季度透环一次，也顶义务工。为这，邻村还闹过一个笑话，是一位外号叫二乖的村民，有一次上边组织育龄妇女透环，不巧他媳妇走亲去了，这种挣义务工的好机会岂能错过？二乖寻思，开会都可以顶替（就是年轻人不在家的话老人可以替会，照样记工），那透环还不兴代替？于是直接去了公社计生办。妇女主任是计生专职干部，问他：“你又不带环，做什么透视？”
二乖道：“我替俺老婆挣义务工。”
“那不行，这活你替不了。你有子宫吗？！”妇女主任一句玩笑，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这义务工，自然没挣着。后来人们编了个歇后语，“二乖透环——没有工（宫）”，落下一段笑柄。
我倒是比别人多了一份挣义务工的好差事，每年会有两三天甚至十几天参加全县通讯报道会议以及文学讲习班的学习。因为在高中时我就喜欢写作、投稿，大包干后新农村发生的新鲜事更是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散文，还在农村大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发表了一些通讯报道，为此有幸去县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通讯报道会议，会期一般3天，可以凭与会通知抵顶义务工。此外，县文联每年举办一期文学讲习班，时间10天左右，同样抵顶义务工。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到了1984年，我被乡里招聘为农民合同制干部，身份不变、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各项义务不变，就是说，我仍然要出义务工。
这就带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上班哪有功夫出义务工？那时候乡镇机关根本没有休息日。
没办法，挣不够的义务工只好“以资代劳”。当时是10块钱顶一个工，全年拿出数百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我工资每月也就40元。
老父亲为了帮我多挣个义务工，除了积极参加村里大会，还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扫道、栽树、刷石灰水、育葡萄苗之类，即使这样，每年60个工也往往挣不够，缺的只好交钱。
如此坚持了七八年，后来听说有的村子合同制工人不用出义务工，父亲就跟我商议，把户口迁走吧，少交个钱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于是我把户口迁到了外村——这是1991年。
事实上，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迁走了户口，有些根本没找另外的村子落下，而是把户口迁移介绍信装在兜里，成了无户籍人员，也叫“口袋户口”。
到了2006年，国家取消了义务工、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等农民负担，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远去了。
如今，农民出工发给工钱、种粮发给补贴，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粮油产量更是大大提高，农民生活蒸蒸日上，60岁以上老人还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可惜的是，我那辛勤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老人家在2000年突发脑梗去世。而我的母亲今年已经93岁，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七一到来之际，老人家特意买来一面小型党旗插在电视机旁，发自内心地说：“亘古以来没有比共产党拿老百姓更好的了！”
母亲这话不假。邻居张维秋、张维冬兄弟俩都是单身汉，现在吃着低保、享受着免费医疗，每月领取1000多块钱，上级还给他们翻修了房子、改造了厕所、拉上了自来水和有线电视，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兄弟俩跟我老母亲一样感恩，维秋哥跟我说：“上级待我们这么好，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马车手张国新，他若活着，也该吃上低保、安度晚年了。不幸的是，1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缠上了他，前后不过三四个月，张国新就去了天国。我得知后很是难过，毕竟他是我下学后踏上社会接触的第一位同事，毕竟坐了他那么多次的马车，毕竟那段时间他每天都给我捎饭。
无疑，那些出工的日子，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深刻、最珍贵的记忆。
张新岭，生于1963年，青岛市作协会员，爱好写作，在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附：【大赛公告】 ‖ 关于举办首届“天津散文杯” 全国乡情散文大赛的公告
本期微刊管理团队
责编：李 韵
编校：韩佩瑄
制作：吴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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