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奇葩”我的痛

先讲个故事：有个离婚几年的男人去世后，家人办理其女儿的财产继承公证手续，发现当初那份《离婚协议书》把“女儿”写成了“儿”，估计是离婚时心情不好，双方都没有发现。家人找到婚姻登记处，对方谢绝出具写错了的证明，理由是离婚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磋商后签字确认，登记处只是作见证，不能为里头的内容作证明。家人又找到派出所，得到几乎一样的答复。

这是我朋友的亲身经历。她原来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毕竟谁系的铃儿谁来解，结果人家不是不能解，而是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系铃的人。我“将心比心”替婚姻登记处着想，觉得他们也不无道理，要是有人离婚后反悔，如法炮制拿协议书来要求修改，就会乱成一锅粥。但现在的问题是，协议书确确凿凿写错了，这件事不应该是一个“无解方程”。有人建议到法院去打行政官司，请求法院判决婚姻登记处出具证明，但她不以为然，行政部门自己弄错了，自己就应该纠正，却要当事人通过司法渠道才能获得救济，等于本来直接过桥就能从河东到河西，却要你去挖一条隧道。仅仅为开个证明，“大动干戈”去请律师、递状纸、找证据、费金钱，为一只鸡赔进一头牛，这样“曲线救国”的成本实在太高。

之所以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最近看到新闻里说，公安机关今后停止出具18种“奇葩”证明。我朋友要开的证明似乎就属“奇葩”一类。媒体对此好评如潮，我不太明白叫好的原因，公安机关减负，并不等于你自己少了麻烦，“存在即合理”，人们之所以要找公安机关或别的机关开这类“奇葩”证明，是因为有人要“奇葩”证明，否则相信不会有谁无聊到去开证明玩。

从法律的角度，谁出具“证明”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18类所谓的“奇葩”证明，的确基本上没有法律效力，像要派出所来证明当事人汇款凭据的名字错误、是否结婚或离婚等等。但人都是“社会人”，从呱呱坠地起就纳入社会管理。“证明”满天飞，并不是群众的错，而是有关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管理模式，使资源处于分散、碎片化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整合资源，实现共享。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背景下，这在技术上越来越不是什么事。因此，与其简单地宣布停开哪些证明，不如研究一下怎样实现管理资源的共享，否则只是将社会管理的成本转嫁到被管理者身上罢了。

群众抱怨“办事难”，关键在于很多“事”本来就不该群众自己去办，不少是管理部门的份内之责，内部共享一下信息就万事大吉。比如开车未随身携带驾驶证，依法交警要扣留机动车并给予罚款，这样一来，就会生出群众交罚款取车的事来。而司机有没有开车的资格，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存档，通过便携执法仪就能查到，没必要因为司机现场提供不了就认定为违法。身份证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觉得街头谁形迹可疑，对方只要能提供号码，警察现场就能查验，不必因为没随身带证就扣人。

过去还有更不合情理的。谁要是丢了身份证、驾驶证，补办时还被要求先在报上刊登“遗失声明”，又花钱又跑腿。我一直纳闷这种“遗失声明”的意义，一来看报纸的人本来就不多，就算看也未必留意到一般登在报缝里的声明，再说为什么一定是要登报，电视或电台广播行不行？二来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注销这类证件，当事人自己发声明并不能避责，“村佬打架——有个叉用”。群众增加负担，对社会管理毫无助益，有关部门为什么规定要这么做呢？

我朋友的问题到现在还无解，她犹豫是不是根据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去办一张假证明，这严重有悖于她一直以来做一个守法者的原则，尽管公证处查验证明真假的概率几乎为零。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纠结。媒体称这些停开的证明为“奇葩”，我却担心其他部门有样学样，一窝蜂跟着停开。金时的元好问说“当官避事平生耻”，但避事不为是从古到今官僚内在行事的法则。这边不开，那边还要，你眼里的“奇葩”就成了我的痛，管理者减少了麻烦，许多人却陷入无路可走的窘境。可以预期到的两个结果，一是群众的抱怨增多加大，二是街头的“办证”生意变得愈加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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