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原创 • 初语阅读】贾伏婷作品丨老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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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四十多年来搬过几次家，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总是梦见那座老院子。它以不同的形式在梦境中呈现，我曾一度疑惑不解，多年以后我才释然：原来那里盛放了我太多的童年记忆，我那颗无忧无烦的童心被丢在了那里，至今那颗心还在那座破败冷落的院落里熠熠发着光。
我家的老宅院很老，老得不知存在多少年了，地势也是极为偏僻，用娘的话说就是深山背后。从家走出去，走过一条一米多宽的胡同，路面渐宽，两个大猪圈分别在路的两旁：这边一只白猪吃着猪食哼哼，那边的两只黑猪靠着墙根蹭痒痒；再向南拐又是一段一米多宽的胡同，七拐八拐到了大街，一块雕凿得齐齐整整的青石马台就蹲在那里，闪着青幽幽的光。
我家距离大街有段距离，可是院子后面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听娘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坍塌的土墙外不远处就是一条大沟，那时的孩子成活率极低，夭折的孩子都被扔到那里，村里人都叫那条沟叫死孩子沟。
祖祖辈辈的农民成分注定了一贫如洗的家庭状况。听娘说起过，奶奶因为生二叔难产死的，没办法二叔被送给了别人家，爹爹的姐姐已出嫁。十九岁的娘进门时，我家是爷、爹和叔三条光棍汉。没有女人不成家，爹也就十六岁，很是调皮顽劣，昨天刚刚用石头砸了那个大娘的尿盆，今天又拿着铁锹与邻村的人打群架争河域。
我们这个面积不大的院子里住着我们四户人家：西屋三间是叔叔家，他家四个女儿；南排是大奶奶家的房子，后来将门口改到前面院子去了，我们院子也就少了一户；东排是我们家的两间厨房；北排三间是我家，往东的六间房子是大哥成家时盖的。这样一来，整个院子也便根据地势呈现不规则的形状，东西距离较长，最东边又多出个小院子。
随着三个侄子的出生，我们家大小一共十二口人就挤在这个院子。
在我的心目中，我爹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是我崇拜的偶像。他靠自己打拼，从最苦最累的青砖厂干起，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端“铁饭碗”的工人，21岁时成为年轻的车间主任，后来成为县里一个运输单位的领导。他除了忙工作，忙家庭，作为兄长，他又忙着为叔叔张罗婚事。穷人家找媳妇很难，身材高大英武的叔叔最终讨来一位婶子。
父亲的单位虽小，有许多卡车，，是个运输队，在距我家十里的水冶火车站。他的车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听姐姐说当时他们单位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对国家贡献挺大。可是我却想不通：爹的单位那么有钱，我们家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挤在那个深山背后的逼仄小院里？
爹从来没有说过他单位的事。倒是听大姐说爹为单位的某某解决了工作的问题，为某某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问题……而大姐几十年一直是个临时工，一直想成为商品粮户口的三姐也未能如愿以偿，然而爹爹的声望却很高、人品极正。
后来叔叔家也盖了新房搬出去住了，整个院子便被父亲慢慢归并起来，实现了和平统一。
当我踏入社会，目睹许多国营企业倒闭酿成“穷庙富和尚”的悲剧时，我终于找到了我家久居老宅的答案，我由衷钦佩像我父亲那样坚守贫穷、坚守老宅的老一代领导干部，他们廉洁自律、一心为公的职业操守是多么难能可贵，父亲的形象像我家的老宅院一样在我记忆深处熠熠生辉。
小时候大人们都很忙，平时留下我们几个小孩子在家，那时的我们无事可干，不像小时的姐姐天天割猪草，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幼儿园可上，我和侄儿们以及邻居的几个女孩子，也便是疯玩。整个空荡荡的院子也便成为我们撒欢的乐园。院子里的椿树、榆树等十几棵树也便成了我们的根据地。
椿树在院子西北角，也是西厕所北墙与北屋西墙角上，当时只有我的手脖子那么粗，亭亭如盖，因其太小我们没办法爬树，我们几个就爬到房子上玩。春天，那一蓬的绿叶中会长出一丛丛新绿的春姑姑，像一个个绿色的绣球，我们除了摘绣球，最大的乐趣则是稀罕树上的小生灵一一花斑斑。花斑斑穿着漂亮的裙子，标致得很，外裙花花点点，红色的衬裙薄如轻纱，看起来可漂亮啦！
站在房顶上，我们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顺着墙角慢慢地滑到那堵矮墙上，再跳到墙外去，墙外是一片开阔的田地，溜着墙跟的是一片片野菜、野花或野草。红红的野草莓圆溜溜的，只有糖豆那么大，血红血红的，映衬着匍匐在土地上的细小藤蔓，我们几个一边摘一边往嘴里放，任鲜红的汁液染红唇齿……然后再扒着经年岁月剥落的砖石缝隙顺原路爬回院子里。
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没有吃饭之忧，但是物质的极度匮乏却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的童年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一分钱买几个糖豆都高兴半天，砸巴好几天的嘴巴；没有五花八门的玩具；也没有设计精美的绘本故事，有的只是几棵树、几只虫子、几棵树上的果实和一些野果。但那时的我们却有着自然的乐趣、童趣和妙不可言的食趣。
榆钱和槐花是暮春赐予我们的美食。娘每天忙着地里的活计，爹和哥哥姐姐忙着他们的事情，而我们几个孩子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只要家里的大人都不在，我们插上街门，窜到房顶上，拽着树枝摘榆钱，捋一串榆钱，一把塞得嘴巴满满的，香甜地嚼着，清香脆爽的感觉从舌齿间溢满全身，更为激动人心的是爬树抓天牛玩。“上树磨皮，下树跌驴。”
天牛跟牛风马牛不相及，形体倒像极了长着络腮胡子的袖珍版山羊，而不同的是它的下巴长着两颗硬颚，头上两只带节的触须，身上是一对硬壳及其覆盖着的一对翅膀，我们各自捉一只天牛，怕它咬人，就掰断它的一颗硬颚，用一段细线拴着它的触须，牵着它或走或飞，就像遛狗一般，或者让它们比赛看谁的可爱，完完全全成为自己的宠物一般。
洋槐树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绽开笑颜，洁白的模样实在诱人，我们的阵线随即转移到槐树上……当眼巴巴看着那棵老态龙钟的枣树开米黄色的花时，就不由自主地等着它结果。秋天打枣子也是我们的游击项目。我和大侄爬树上，二侄、三侄还小爬不上去，他们呆在地上等枣子落下，三儿捂着枣砸的头“唉呀唉呀”直叫。
那棵老树不知有多少年景了，原是大奶奶的树，因为它太老了，老得只能挂些零星的枣子，大奶奶要把它给砍掉，爹便与她商量买了来，想着那零星的枣能成为我们这些小馋虫的希望，变成我们玩耍的大玩具，树上可怜的枣也便作为奖赏存在了。记得有一次娘用刀把枣树干巴皱裂的老皮砍掉，涂抹上饭糊，据说这样可以促进老枣树的生长，可以多结枣，可是它太老了，老的已失去结枣子的力气，后来不知又长了多少年，最终被围根锯掉了。
梧桐树开粉紫的喇叭花，看来只有欣赏的份。对于我们，乐趣也是无处不在，桐炮仗花的白梗是甜的，我和大侄想办法小心翼翼爬到西边高高的墙上，沿着墙头再慢慢挪到原来叔叔家的西屋房顶上，为的是折下一枝枝炮仗花，当一串串的粉色花扔到地上，我们再小心翼翼地挪到地上，然后我们欢呼雀跃，大侄扯开一朵花，先吮吸甜梗，接着用手捂住另一端吹气，对着我的耳朵或对着二侄的脸，使劲一拍，“啪”的一声响，像炮仗的炸响，我和二侄、三侄也不甘落后，“啪啪啪，哈哈哈……”孩童的欢乐像南河水般流淌。
我家的北屋是老房子，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老，只知道墙是厚厚的土坯墙，“吱吱呀呀”的掉色的木门，屋顶的檐上有透气的洞，这些洞成为麻雀，也就是小鹑子的窝，这也吸引了一些蛇游爬其中，蛇喜欢吃小鹑儿蛋。据说有人掏小鹑子掏出蛇来……虽然只是听说，也许是大人编出故事吓唬爬高上低的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想从房坡掏小鹑儿，也是有所顾忌的。
土坯房的房顶已被经年的烟尘熏蒸得发了黑；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冬暖夏凉；土坯坑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大炕连着一个小炕；与大炕小炕连着的地方是煤火台，烧的是煤和泥土按比例混合在一起的煤泥。天冷的时候，煤火跳跃着蓝色的火苗，“噼噼啪啪”地响，我们一家人围着煤火，坐在坑沿取暖，说些有趣的话题；昏暗的煤油灯熏得墙黑乎乎的，豆大的灯火摇曳着，人影幢幢映在木格子窗棂上。那扇狭小的、方方正正的窗户上贴着雪白的纸。为了点缀那单调的窗子，每到过年时我们几个女孩大显身手了。
八妮姑姑是哑巴奶奶的八女儿，比我大一岁，在很长的几年里，我们几乎天天粘乎到一起的，她和我一样是家里的老幺，另外还有邻近院子天保叔家的和我同岁的二改子。
我们玩泥、玩过家家……记忆中，剪窗花是件美好的事。
将现成的样子用针缝在窗格大小的红红绿绿的彩纸上，我们用小手捏一把明晃晃的小剪刀，小剪刀一张一合“咔嚓咔嚓”地响着，花花绿绿的纸屑随手飘落，图案的轮廓逐渐凸现，鸳鸯戏水、出水芙蓉、喜鹊登梅……跃然眼前。年前打扫完房子，将窗棂清理干净，糊上雪亮的白纸，然后粘上剪好的漂亮窗花，顿时光线昏暗的老屋一下子亮丽了许多。
前段时间，我家的老房子被收拾时，拾掇出来一盒子小剪刀，一把把明晃晃的，我的眼前又出现小时剪窗花的画面，我讨要了一把珍藏起来，也珍藏起我那颗晶莹剔透的童心。
哑巴奶奶是八妮姑姑的娘，哑巴奶奶身形瘦小，比我娘小一岁，和水泉爷是一家子，有八个女儿，是八妮姑姑的娘。水泉爷也在外边上班，属公家人的。在农村没有儿子有“绝户头”一说，应该是受“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影响，他们又抱养了一个儿子。
她们家在前面院子，院子里几乎全是高高的瓦房，黑乎乎的瓦房有点阴森森的。她每次挪着“三寸金莲”来到我家院子，便用她特有的语言说着并用手势比划，“哇哇啦啦”的，随着她情绪的好坏，语调或激昂、或低沉，有时甚至像呜咽，旧时女人标配的发髻稀疏地挽在脑后面，苍老写满瘦削的脸，我们不懂她的话，也很少学她说话，娘能听懂，和她一起比划着。她们的交流特别热闹，也很有特色。
娘是大脚丫，未裹成就放开了，头发也从不在脑后挽发髻，我的印象中她的头发梳得溜光，一直是短发发型，刚刚及肩，看上去她俩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两个女人。然而她俩的确是从同一时代走来的两个女人。她们有着共同的时代历程，吃得了苦，受得了难，与男人共同养活了一窝子儿女。同样勤劳善良，忍辱负重。
说起老宅子，勤劳持家的娘和外出奋斗的爹无异是这个院子的主角。他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携手同行，竭尽全力经营着这个十余口人的大家庭。
那时的农户人家，基本上都养猪养鸡，是为补贴家用。我家也不例外，除了猪和鸡，我家还养过鸭和鹅、兔子等。
东边小院就是个小型养殖场，鸡鸭成群。有段时间我负责喂它们，鸭子还算憨厚，母鸡也算聪明，可是有只大公鸡像“愣头青”样不认人，见我开门就啄我，害得我去东院上厕所都要掂根棍子在手；哥哥姐姐们经常去北河捡河螺喂鸭，将河螺砸碎硬壳，撒在鸭槽里，鸭子们低头吃得可欢了；将铃儿菜、马丝菜等野菜，用刀剁碎，放到麸皮等粗粮里，用水搅和一下，便是鸡的美食，纯天然的饲料，要比现在的喂养更安全、更营养、更生态吧。
养兔子本来是哥哥的爱好，也同鸡鸭养一起，可是狡兔三窟，兔子将整个小东院打得到处都是洞，还跑得四处都是，吓得鸡鸭不是叫就是窜，娘只好逼哥哥忍痛割爱。再后来就只剩下养鸡了，因其杂食好养。
有时想想都好笑，小的时候许多事都觉得不可理解。当休假在家的爹，好不容易在东院挖了个方方正正、齐齐整整的大坑，看着新猪圈，我和侄儿们像庆祝重大节日一样，在大坑里又蹦又跳，又唱又闹，为即将到来的新成员暖了暖“新房”。
当哼哼唧唧的小白和小黑被放进猪圈时，我帮着娘熬猪食，慢慢地随着猪的长大，原来的锅已供不上它们进食，换成了我家最大的锅。猪是真的挺能吃。
有一天，爹爹拉回了几大桶的胶水和成吨的牛皮纸，以二姐和三姐为主，我打下手、娘也抽空帮忙，全家忙碌的火热场景便拉开序幕。原来是爹从印刷厂揽下了加工纸袋的活儿，铺纸、折叠、刷浆……经过两个姐姐的辛苦劳作，几个月的汗水换来丰硕成果。爹爹为两个姐姐每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值一百多元的表，是名牌也是天价，那时爹的工资也就每月三十多元钱，姐姐们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手表，很是开心。
这也许是爹留给我们儿女最大的财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纺花织布。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始终是我家的主题。
棉花撮成了棉卷，纺花车嗡嗡地哼着歌，变魔术般的，一条条银线被抽出，再用各色颜料染成各色纱线，用线拐子拐到络子上后，再浆洗；浆线子是增加纱线韧性的一道工序。用面粉和成面块洗出面筋，用面汤将棉线上浆。
这些天，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是特别活跃的，哑巴奶奶、天保婶子、庆子嫂都来了，大人忙碌着，小孩也忙碌着，我们最高兴的事是喝面筋汤，那丝滑绵软的面筋有肉的质感，对于我们常年不吃肉的孩子来说，就等同于吃肉了。
经线子是接下来的又一道工序。这时我家院子的长度优势凸现，西头是一人高的架子，架子下是缠着彩线的络子，中间是一缕缕的彩色棉线，东头是织布机的机头，年轻的庆子嫂用手拉着几股线走来走去，哑巴奶奶绞着机头的转轴……大人们嘻嘻哈哈说着东家的猪下了一窝，西家的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我们小孩子则跑东跑西、钻来钻去，不停地被大人呵斥。
经线子是上织机织布前的最后一道工序，粗布的纹路也就固定下来。等经线绕上织布机的机头轴，架上织布机楼，“哐当哐当”的织布声响起，娘开始穿梭引线了。
等娘不在家时，我也会“小试牛刀”。走上织机，我坐着够不到，就站起来弯着腰……当然发出的声音却是断断续续的“哐…当…哐…当…”娘回来会发现布被织松或断线了，会找我算帐。
那时只感觉好玩，当我结婚时，娘送给我好几条粗布单子，夏天那些厚道朴实的粗布单子便派上用场，或铺或盖吸汗舒服，甚是好用。每每看到便会想起娘起早贪黑的飞梭传情。
再后来我家也盖了新院子，老院子由大哥家居住，新院子与老院子紧挨着。两个院子分别放一架梯子，从这个院子能到另一个院子，很长时间，两家人就是那样来往。
后来上学离开家，很少去那个院子。有一次听说十岁的侄女出事了，从梯子上跌到地上昏迷不醒，后来找所谓“有眼”的人，也就是能看见阴阳两界的神人，也忘了他用什么办法唤醒了侄女，他说前院喝农药自杀的五妮姑姑来过，追着我侄女回家来了。
醒来后的侄女说她从邻村姨家回来，走过那道很“缠”的沟，“缠”在我们那里，也就是很阴邪的意思，一只黑色的大雕一直跟着她，她下到老宅院的梯子第二阶时，那只大黑雕用翅膀扇了她一下，她就跌下梯子，不省人事了。
本村的那个“有眼”的人说，五妮姑姑是年轻轻喝药死的，她属于屈死鬼，是来找替身的。幸亏我侄女命大，否则的话……据说五妮姑姑死的时候就穿着黑色衣裙。
有惊无险，我本来是从不信鬼神的，此事后，冥冥之中好像又有种神秘的存在。
再后来老宅院分给了二哥，二哥在我们曾经住过的土坯房——北屋北墙上开了门，原来的田野都已盖成房子，那条死孩沟也被填平成了一条热闹的大街，原来走的前门已不再走人，前面几个院子已房倒屋塌地荒废了，二哥家也在村西头盖了房子，那个破旧不堪、风雨飘摇的老宅子已荒草萋萋。
那些在老宅院里居住过的人——我的老爹已驾鹤西去，93岁的老娘也如风中残烛。曾经的少年们已两鬓染霜，而记忆中的老宅院仿佛依旧少年……
2021年大年初三，惊闻48岁的大侄不幸离世，遂以此文做个纪念，追忆逝去的童年往事……
作者简介：贾伏婷（廷），河南安阳人。安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诗歌散文。近两年拾笔，作品散见《奔流》《文学百花园》等纸刊网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