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冲丨“五胡”称谓出自考
前文对见载于《晋书·苻坚载记》和《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的“五胡次序”故事进行了文本分析与史源梳理。结果显示这一故事应出自刘宋治下人士车频和裴景仁所撰两部“前秦史”，时在元嘉末大明初。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材料不能用来说明“五胡”称谓早在383年淝水之战前后即已出现，亦不能据此认为“五胡”是十六国时期华北诸国内部使用的自称。相反，其史源撰者和“玺已送晋，不可得也”的政治指向，都在暗示这一称谓本身或与建康政权的正统性书写相关[1]。
或许有读者会对此提出疑问。《十六国春秋》所依据的两部“前秦史”固然成于刘宋治下，但其基础来自前秦秘书郎赵整在苻氏覆灭之后仍然坚持多年的历史撰述。上述包括“五胡次序”故事在内的苻坚之死叙事，是否可能在赵整的作品中就已经成形并反映了前秦精英的历史认识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只适用于整段叙事中的情节（1）（4），即关于苻坚之死的基本叙事，而情节（2）姚苌向苻坚求传国玺遭拒事即“五胡次序”故事应与赵整无关，反映的是建康一方的精英观念[2]。这不仅是缘于这一故事内含的正统立场在东晋一方，也是因为“五胡次序”这一用语的修辞特征与东晋南朝用例若合符节。事实上仔细检讨“五胡”称谓相关史料，会发现隋唐统一之前的“五胡”用例，几乎均出自东晋南朝一方史料。出自北朝史料的管见所及仅有两例，分别出自《洛阳伽蓝记》和《广弘明集》，均已晚至北朝后期。这两则北朝用例将在“余论”中与隋唐用例一并讨论，本节和次节先集中考察时间较早的东晋南朝用例。
目前所见言说“五胡”的最早用例，来自《晋书》卷三二《后妃传·褚皇后》所载褚后还政诏书：
于是居崇德宫，手诏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闇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凭。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勠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3]
褚太后还政在穆帝升平元年（357）正月。此前在华北称帝者，先后有匈奴刘渊、刘聪、刘曜等，羯人石勒、石虎等，鲜卑慕容皝、慕容儁，氐人苻健、苻生[4]。此时远在淝水之战（383）前，羌人姚氏尚未获得称帝机会。也就是说，还政诏书中的“五胡”不可能对应传统理解的所谓“五族”。考虑到“东晋前期的基本战略，就是联合鲜卑各部‘与刘、石抗衡’，惟其如此，晋人是不会将其同盟者（‘犹奉王命’者）与敌对者（‘叛晋’者）混为一谈而统称‘五胡’的”，褚太后诏称“五胡叛逆”，亦应与鲜卑无关[5]。有学者即认为这里的“五胡”仅指屠各刘氏与羯人石氏而言[6]。从还政诏书前后行文来看，所谓“五胡叛逆”也可能只是与上一句“四海未一”对称的修辞性用法，未必是实指[7]。无论如何，这一最早的“五胡”用例在使用时间和修辞特征上都颇具特殊性，并未构成一种可以延续的传统。
排除了这一用例之后，再越过前节所论实际出于刘宋治下人士所撰的“五胡次序”故事，“五胡”称谓首次出现的时间点，就相当耐人寻味了。《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义熙元年（405）西凉主李暠遣使送表至建康，其中有云：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8]
义熙元年正值以刘裕为首的北府势力起事击灭桓玄楚政权，迎还晋安帝[9]。《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当年三月晋安帝自江陵返建康后，经过一番仪式性的推让，刘裕最终接受的官职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江荆司梁益宁雍凉十六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10]。虽然此时距离后来的晋宋禅代仍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刘裕与复位后的晋安帝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突破了一般的君臣关系，迈出了以经典的“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的第一步[11]。李暠方面对建康形势的戏剧性变化似有所了解。故表文中虽然仍有以“道协少康”“德侔光武”来颂扬安帝的套话，但上引材料以“历数相推，归余于终”起始，其后的“帝王之兴”之所指就不会是安帝，而是代晋而起的新王者。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所喻者，一方面是将刚刚倒台的桓楚政权指为“闰位”，一方面也是对即将崛起的新王权正统地位的肯定。换言之，表文名义上的上表对象是复位的晋安帝，但实际的预设听众却是当时建康朝廷真正的掌权者刘裕[12]。李暠方面如此措辞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换取相应的政治利益[13]。
表文此后笔锋一转，开始回顾历史。“已涉百龄”这一明确的时间跨度，说明所谓“戎狄陵华”是从约一个世纪前的永嘉之乱（304-316）开始算起的。如此后文的“五胡僭袭”亦应分布于这一时段之内，而不会仅限于东晋十六国前期。与近半个世纪前出现在褚太后还政诏书中的“五胡叛逆”相比，李暠表文中出现的“五胡僭袭”，是可以“将十六国时期活跃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数族统统囊括其中”[14]。在义熙元年（405）这个时间点，华北大部为慕容南燕、北燕、姚氏后秦以及北魏拓跋氏所占据，传统“五胡”概念的主角均已登场。
此处“五胡僭袭”的表述值得注意。“僭”不是普通的叛乱，而是指称帝建号。这意味着“五胡”不仅指称异族，更是特指那些曾在华北建立王朝帝业者。“袭”则是沿袭、更替之意。“五胡僭袭”这一表述与后代熟悉的“五胡乱华”之语有着相当的差异。它一方面将“五胡”视为一种整体对象，一方面又呈现历时性分布，暗含某种连续性的指向[15]。而在“五胡僭袭”之后加以“期运将杪”，就相当明显的把这一称谓所暗含的政治指向揭示出来了。“期运”即运数、命运，“杪”即树枝，引申为末端，这里即“气数将尽”之意[16]。
合而观之，表文在使用“五胡”这一概念时，不是单纯的进行历史回顾，而是包含了某种意义上的“谶言”或者“预言”性质。即“五胡”气数将尽，新王者的时代即将到来。这实际上是拓展了表文之前所言“帝王之兴，必有闰位”的覆盖范围，在桓玄之外，将“五胡”也定位为新王者即刘裕崛起之前的“驱除”。换言之，所谓“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包含着对建康政权在迎来新王者之后可以重返华北乃至恢复汉晋天下的期待与信心[17]。所以在“五胡僭袭，期运将杪”之后即言“四海颙颙，悬心象魏”云云。
虽然只是来自凉州边缘的上表，但其中颇具政治技巧的修辞显示，李暠一方对义熙元年前后建康政局的最新趋势并非完全隔膜。类似“帝王之兴，必有闰位”“五胡僭袭，期运将杪”这种表述，无疑是西凉在充分掌握情报的基础上为应和建康精英的政治意识而作[18]。可以推测“五胡”称谓在此之前应已在东晋朝野言论中有所应用[19]。究其根本，建康精英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之所以作出五胡气数将尽的乐观判断，正是缘于他们看到了前秦崩溃后整个华北所陷入的巨大混乱[20]，并进而生发了恢复汉晋天下的政治期待。上一次出现类似性质的预言，正是在四世纪中叶石氏后赵崩溃之后[21]。当时传言“胡运已终”[22]，东晋一方随即出现主张北伐的动向，并在其后由“久怀异志”的权臣桓温付诸实施。只不过伴随着枋头大败，桓温的新王者之路戛然而止[23]，华北又成为慕容鲜卑、苻氐、姚羌诸新势力争雄的舞台。
此后义熙年间（405-418）的南北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晋权臣刘裕在消灭卢循、刘毅、谯纵等异己势力巩固自身实力的同时，于义熙中和义熙末先后两次发动北伐，成功消灭南燕慕容氏和后秦姚氏[24]。虽然关中随即为赫连夏所进占，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地区也为北魏所夺取，但能够消灭“僭袭”的五胡政权，将建康政权的国境线恢复至青齐地区，仍是“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以来的重大进展。毫无家世根基的刘裕也因此而积累了禅代所需的政治资本，成功代晋建宋，并初步将东晋门阀政治的“变态”带回到皇权政治的“常态”轨道[25]。
考虑到有现实中南北形势的逆转可以对应，前述义熙元年（405）前后出现的暗示中原恢复可期的“五胡”称谓，在这一历史阶段将会更加有传播市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称谓的再次应用。这一次不是来自边陲西凉的上表，而是出自建康政权精英中的精英谢灵运。《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元嘉五年（428）谢氏为宋文帝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曰”云云[26]，此后全录上书，此即学者熟悉的《劝伐河北书》[27]。谢氏上书主旨在于劝说宋文帝可乘“西虏”赫连夏与“东虏”北魏相持于关陇之机进取河北。这一主张当时并未为宋文帝所接受，似未发挥太多实际作用。但作为一份有着特定政治目的的材料，谢氏的相关书写当具有与宋文帝乃至朝野舆论进行互动的预期。如其中“预在有识”“咸云”“天下亦谓”等措辞所提示的那样，上书中也包含了5世纪初江南精英的历史认识与意识形态，弥足珍贵。其中与“五胡”称谓相关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28]
谢氏在这里进行的历史回顾，是从义熙十二年（416）至十三年（417）刘裕平定后秦姚氏之役开始的，即所谓“羌平”；“长安违律，潼关失守”，则指十四年（418）十月关中晋军为赫连夏所逐之事。尽管遭受了如是挫折，但并未摧毁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建康精英之信心。他们认为元嘉五年前后的北魏攻夏之战乃是“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刘宋正可坐收渔翁之利，乘机进取河北乃至恢复中原。
与“五胡”相关的是“五胡代数齐世”一句。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此前的五胡各王朝多以三十年左右为享国时长，大致符合“齐世”的标准。这应是元嘉初年建康精英共享的历史认识。而北魏方面，拓跋珪称帝在天兴元年（398）12月，“齐世”即为元嘉五、六年之间（428-429）。谢灵运上《劝伐河北书》在元嘉五年（428），故曰“虏期余命，尽于来年”，即“五胡”王朝也不过享国“齐世”，等而下之的“东虏”拓跋氏必于来年灭国[29]。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以“代数齐世”言说“五胡”，显见这一称谓在提示与华夏相对的“胡”之身份的同时，具体指称对象仍是其中曾在华北建立王朝帝业者，而非将所有“胡人”政权或人群尽数囊括在内。这种修辞特征不同于前述东晋中期见于褚太后还政诏书的“五胡叛逆”，而与义熙元年（405）见于西凉上表的“五胡僭袭”保持了一致。之所以如此，正是缘于义熙元年与元嘉五年（428）的建康精英共享了相近的时代氛围，即晋宋之际江南舆论中对恢复中原可期的乐观情绪。这一情绪建立在华北混乱局势与刘裕北伐成功的现实基础之上，源自汉晋历史的天下秩序及其意识亦作用其间。《劝伐河北书》有云“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天下”的措辞一方面说明“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在建康精英中有着相当的舆论基础，一方面也明示了这种舆论背后的正统意识。“五胡”在晋宋之际才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称谓”绝非偶然；它的出现与传播，与上述乐观情绪是互为表里的。
即使恢复汉晋天下的期待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未能成为现实，北魏在华北的统治也逐渐巩固，但这种带有特定政治意涵的“五胡”称谓反而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在宋齐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如《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史臣曰”有言：“元康以后，《风》《雅》雕丧，五胡递袭，翦覆诸华。及涉珪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30]《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载建武四年（497）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使人答北魏孝文帝书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县，乔木空存，茂草方郁。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顾瞻中原，每用吊焉。”[31]“五胡递袭”“五胡代起”的修辞特征，与义熙元年（405）的“五胡僭袭”和元嘉五年（428）的“五胡代数齐世”一脉相承。看似言称“胡人”王朝依次而起，实则暗示“五胡”时代已然终结，天命终将转至建康政权一方。
行文至此，再来回看前节讨论的“五胡次序”故事，或可获得新的理解。这一借苻坚之口书写东晋正统性的故事源自刘宋治下人士车频、裴景仁所撰两种“前秦史”，成书时间在元嘉、大明年间（424-464），正在晋宋之际与南齐之间。“五胡次序”的修辞特征，与前此后此出自建康精英的“五胡僭袭”“五胡递袭”“五胡代起”等用法保持了一致。所谓“次序”，似应理解为动词意义上的“依次排列”，同于“递袭”，而非名词意义上的“先后顺序”。故事中苻坚所谓“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意为“（包括我苻坚在内的）五胡王朝依次而起，但轮不到你姚苌这个‘小羌’”[32]。书写这一故事的建康精英当然清楚姚氏后秦亦在“五胡”之列（详次节），但让此番言论出之于苻坚之口，反而凸显了一个在生死之际自尊不屈却又不识历史大势的悲剧形象。至少对于熟悉晋宋以降“五胡”称谓意涵的南朝人士来说，其中的曲折微妙自可会心一叹。而这一形象本质上仍服务于建康正统性的塑造，故苻坚接下来还要说“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1]《魏书》卷九五《苻坚传》记苻坚为姚苌所杀事，情节与《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大致相同，但却不包括“玺已送晋，不可得也”在内的“五胡次序”故事，或亦因其暗含的正统观与北魏官方立场不合所致。
[2]情节（3）“姚苌向苻坚求禅代遭拒事”很可能也出自建康人士的杜撰，同样意在贬低前秦、后秦而褒扬例行“禅让”模式的晋宋王权。而类似情节被崔鸿采入《十六国春秋》，或亦与其所持独特历史观念相关。关于崔鸿与北魏后期官方史观的冲突，参见梶山智史《北朝における東清河崔氏-崔鴻『十六国春秋』編纂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第91-97页。
[3]《晋书》，第976页。雷家骥《试论“五胡”及其立国形势与汉化思考——兼考“五胡”一名最初之指涉》已指出“此为‘五胡’一名在文献上之始见”，第127页；又参见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26页。
[4]参见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第23页。
[5]同上。又《晋书》卷八六《张祚传》载其永和十年（354）“僭称帝位”后“下书曰”：“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第2246页。前凉张氏此前一直奉晋正朔。此处未将“鲜卑”与“胡、羯、氐、羌”一并指为“戎狄乱华”，正是东晋前期这种基本战略与政治关系的反映。关于前凉与东晋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参见板橋曉子：《「周緣」からみた東晉の正統性-前涼における西晉愍帝年號「建興」奉用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78卷第2号，2019年，第326-358页。
[6]参见雷家骥：《试论“五胡”及其立国形势与汉化思考——兼考“五胡”一名最初之指涉》，第128页。
[7]王树民《“五胡”小议》、吴洪琳《“五胡”新释》皆主张“五胡”有虚用或泛指的用法，分见其文第249、92页。
[8]《晋书》，第2260页。
[9]参见田余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收入氏著《东晋门阀政治（第三版）》，第292-329页；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收入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7-312页。
[10]《宋书》，第12-13页。
[11]关于“禅让”王朝更替模式与魏晋王权理念的关系，参见本书第69页脚注1。南朝的王权理念虽然蕴含了对这一更替模式的反动，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要迟至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徐爰撰修国史，刘裕代晋前后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东晋时代的意识形态。参见本书第206页脚注2。
[12]类似表文措辞应用于安帝复辟的场合亦见《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祸，四海分崩，灵耀拥于南裔，苍生没于丑虏。陛下累圣重光，道迈周汉，纯风所被，八表宅心。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隽，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崄，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臣，始具朝廷休问。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臣闻少康之兴大夏，光武之复汉业，皆奋剑而起，众无一旅，犹能成配天之功，著《车攻》之咏。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扬之锐，而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以资戎虏！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第3196-3197页。蒙逊上表同样是以少康、光武比安帝，但明白点出了刘裕之名，可见北凉方面对建康的政治形势并不隔膜，其情报更新应主要来自益州刺史朱龄石。
[13]此次上表晋廷未报。故其后李暠方面再次上表，称：“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崄旷，未知达不？吴凉悬邈，蜂虿充衢，方珍贡使，无由展御，谨副写前章，或希简达。……”《晋书》卷八七《李玄盛传》，第2263页。
[14]参见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第29页
[15]吴洪琳《“五胡”新释》将“五胡次序”解为“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觉察到了这一表述背后正统性更替的政治指向。但这个解释本身并不准确。
[16]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将“期运将杪”解为“预示着尚存的后秦、后燕、南燕、北凉诸政权，及其主导者羌族姚氏、鲜卑慕容氏、匈奴沮渠氏，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第29页），与本文理解大致相通。但笔者认为未曾建立帝业的割据政权如北凉沮渠氏不当计入“五胡僭袭”之列。
[17]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已指出：“此表强调的‘归余于终’、‘期运将杪’，即指出了这个转折点的来临（引者按：指胡运告终而归复华夏）。”第69-70页。但认为李暠上表的内容“典型地反映了在此前后北方的政治气候”，则与本文所论不同。
[18]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亦言：“（此上表）不但反映西凉方面的立场，也反映东晋方面的立场。”第29页。又“杪”字多见于建康精英之文学作品，如谢灵运“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谢燮“杪秋之遥夜,明月照高楼”，吴均“鞚中悬明月,剑杪照莲花”，等等。此点承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19]从李暠上表的义熙元年这一时间点来看，不能排除“五胡”称谓是在此前的桓玄代晋建楚之际被造作出来的可能性。
[20]佐川英治《漢帝国以後の多元的世界》（收入南川高志编：《378年失われた古代帝国の秩序（歴史の転換期）》，东京：山川出版社，2018年，第176-229页）将淝水之战定位为五胡时代的分水岭，指出一元性中华世界的“统一”由此向多元性中华世界的“统合”转换。不过从建康精英的立场来看，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观感无疑是负面的。
[21]南朝史籍有“胡亡氐乱”之语（见《宋书》卷三七《州郡三》，第1135页），正是源于东晋精英对于华北秩序百年间两次陷入崩溃之局的深刻记忆。
[22]参见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第67-71页；刘子凡：《唐代胡运观考》，《唐研究》第2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7页。
[23]参见田余庆：《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收入氏著《东晋门阀政治（第三版）》，第168-198页。
[24]刘裕在义熙年间两次北伐的主要目的并非收复汉晋故地，而是通过对“五胡”政权的军事胜利来累积个人权威，以完成“禅让”模式下的王朝更替。参见本书第206页脚注2。
[25]参见田余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第326-327页；同氏：《东晋门阀政治·后论》，第362页。阎步克先生对此主题有系统阐发，参见氏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第三节《常态、变态与回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6页。
[26]《宋书》，第1772-1776页。
[27]参见本书第七章《“西虏”与“东虏”：谢灵运〈劝伐河北书〉所见华北局势与历史认识》及第203页脚注3所列诸研究。
[28]《宋书》，第1773页。
[29]以上论述详参本书第七章《“西虏”与“东虏”：谢灵运〈劝伐河北书〉所见华北局势与历史认识》，第218-220页。又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将谢氏所谓“虏期余命，尽于来年”之“虏”解为“其时仍占据北方的其他少数族政权”（第30页），笔者则认为此处之“虏”特指北魏（谢氏以“东虏”称之），或亦将赫连夏（谢氏以“西虏”称之）包括在内。
[30]《宋书》，第2358页。
[31]《南齐书》，第563页。
[32]将“无汝羌名”解为指姚苌个人而非“羌族”，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2页；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第453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条，第113页。
本文初刊《文史》2020年第3辑，后收入《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为第八章，略有修订。此据作者书稿。
3—5世纪的魏晋精英，以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了独具特质的政治文化。本书自这一主体的登场、全盛与流亡阶段，择取“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和《劝伐河北书》三组关键文本，分别从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的维度，对上述历史现象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考察。各章多着力于文本面貌、结构与语境的复原，以新的问题意识唤起陈旧材料的生命力，追索历史书写背后的时代之音。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以史家之法，幻化于读者目前，是谓“观书辨音”。
作者简介
徐冲，1980年生，山东东营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兴趣集中于历史书写、制度变革与石刻文化等主题。撰有专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主持学术集刊《中国中古史研究》、译丛“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