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浅谈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发祥地。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诸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剌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在良渚文化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钺。琮、璧、钺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谓“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应该属于礼器。此外，在一些被称为“半圆形饰”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形。良渚玉礼器不仅仅具有礼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礼器本身就是带有灵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载体。
良渚文化的墓葬可以划分出几个等级一样，良渚文化的聚落至少可以分出三个等次。
处于最低等级的聚落是普通的村落，可举江苏吴江梅堰镇龙南遗址和余杭良渚镇庙前遗址为例。庙前遗址从1988年至1990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房址、墓葬、水井、河道等重要遗迹。龙南遗址的情况也是这样，遗址现存面积为4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墓葬、水井和灰坑等，有一条古代河道流经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有踏步和护墙，河边有木构埠头（俗称河滩头），房屋旁边有水井，房屋内外还出土有籼稻、粳稻、莲树籽、酸枣、橄榄、话梅、芝麻、葫芦籽，以及大量的鱼骨等，呈现出一派江南玉米之乡的景象。
处于中等等级的聚落，目前发现有浙江余杭安溪姚家墩、卢村等一组台形遗址。这组遗址共由7处台地组成，面积最大的姚家墩位于中心，约有3万5千平方米左右，与周围稻田的相对高度约2－3米。在姚家墩的东侧自北向南有葛家庄、王家庄和窑郎三处台地；在西侧自北向南有卢村、金村和斜步滩三处台地。这6处台地距离姚家墩均约100米左右，它们各自的面积均在1万至2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2－3米。在这6处台地的外围、东西两面的外侧又各有一条河沟，两条河沟北抵山脉，南接苕溪，从而使七处台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平面布局。七处台地中，位于中心的姚家墩发现了一处铺设考究的沙石地面的建筑基址和一处红烧土地面的房屋基址，被认为是一处较高等级的居住址；在卢村曾有良渚文化的玉琮等玉礼器出土，并有良渚时期两个阶段堆筑和使用的祭台遗迹；在葛家村1991年发掘出土了6座良渚小墓。目前对以姚家墩为中心的这组遗址的发掘还不能说是全面，据已有的情况只能作一些初步的推断：中心台地姚家墩是聚落的高等生活区，在周围台地上分布有祭台和墓地，它们北依天目山支脉丛岭，南临苕溪，东西有河沟相围，是一处经规划的中等级别的聚落。因其南面不远就是更高一级的大观山果园遗址，又与在其东西的瑶山和汇观山相呼应，可以说围绕在大观山果园遗址周围的姚家墩、瑶山、汇观山等中等级别的聚落，很可能都是隶属于大观山的贵族聚落。
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聚落形态是大观山果园遗址。大观山果园遗址也称作莫角山遗址，是一处高大而平坦的土台，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约5－8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上又加筑三座小型土台，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1987年在遗址的南部发现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有人认为是与宗教祭祀活动（燎祭）有关的场所；有人依据“有些大块红烧土上残留有夹在其中的棍杆痕迹”，认为它可能与建筑遗迹有关；严文明先生曾称此为夯筑过且经火烧过的良渚文化时的土坯堆积，说“大量的土坯应该是房屋建筑的重要材料”，由此足见其建筑的规模大，且技术十分先进。1992年又在遗址的中部、大莫角山的南侧和西侧，发现不小于3万平方米的砂土夯筑的大型建筑基址，局部解剖其夯土层厚约50厘米，由9－13层沙子和泥土相间筑成，在其表面并见有成排的大型柱洞等建筑遗迹。说到建筑遗迹，1981年当地村民在大莫角山的西缘和南缘开沟时发现过大块的方木，有的还带突榫。在距大观山果园遗址东北500米处的马金口遗址中，当地村民以前也发现过大方木，该方木距表土深4米以下，粗45×16厘米，长6.8米以上。与此相距1.2米的东侧，也发现竖立着的上尖下粗的方木，这些都与木建筑构件有关。虽然目前我们对大观山果园遗址的了解还只是只鳞片爪，很不全面，但依据已有的现象，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它是一处含有宫殿建筑或礼仪中心的都邑等级的聚落遗址。
在大观山果园遗址西北不足200米处，就是著名的反山墓地，发掘有11座贵族大墓。在大观山果园遗址西南约200米处的桑树头遗址，过去曾出土过大型玉璧等物，推测它也是一处贵族墓地。这两处贵族墓地距离大观山果园遗址如此之近，其大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居住在大观山果园遗址中的贵族。
良渚遗址是我国和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第一类第一号项目，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杭州市将良渚遗址与浙大、西湖共视为城市的“金名片”，并在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作为遗址所在地的余杭区党委、政府对遗址保护工作更是不遗余力。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95〕133号文件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良渚遗址保护自此走上了依规划管理的道路。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达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如此大面积的遗址的保护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对于地处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渚、瓶窑一带来说，要使这么大型的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10年来，余杭区党委、政府以一种全新的视野不断在大遗址保护的道路上探索和前进，对良渚遗址既立足遗址本体的保护，又大力营造遗址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以极大的决心、巨大的投入和付出，换来了良渚遗址的安全。2001年9月，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良渚遗址管委会成立后，与余杭区党委、政府一起，着力营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和谐共处、遗址保护与有效利用的和谐并举。三大和谐关系的营造，集中体现了过去10年中良渚遗址保护所经历的不平凡道路，也为今后更长期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