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日本号刊发《挖一挖曾翔“丑书”的秘密》，引发书友们的讨论。其中有理性的探讨，也有一些评论因充斥不雅词汇就不予公开了。书法人，不管你赞同或反对，总还是要好好说话的。
其中很多意见也抨击到《苏马湾界域刻石》的历史价值、书法价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编辑文章查找资料的时候，也只检索到有限的很少的几篇文章。为增进大家对此刻石的了解，今日补发下文，并引用更多的图片，以供各位详阅参考。
图源：@雅昌拍卖：由于该刻石地处偏僻，1987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岛乡被文物工作者发现，草拓一纸，登载于1997年第4期《书法丛刊》并专文介绍。2000年省博物馆率拓工洗石精拓，字口更见清晰。此纸即当时精工所拓之本。从《苏马湾界域刻石》
审视西汉隶书的蜕变
■窦永锋
汉代是隶书大行的时代，但历史上曾因地下资料未被发现而有过“西汉未有隶书”（康有为）之说。宋欧阳修《集古录》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器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西汉不兴树碑，故传世刻石较东汉时期显少，与东汉晚期树碑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西汉尚无如东汉以后在形制和功用上能称之为“碑”的石刻流传，故凡所见刻有文字之石，概称之为“刻石”。
西汉刻石形制不固定，字数较少，刻工粗率，能表现笔意者较少。汉承秦制，小篆仍作为同行书体之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且字形较大。源于刀凿与历久风化，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斑驳生拙的金石意味。在汉代不断发展成熟的隶书在刻石中也得到使用，但与简牍帛书墨迹相比，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西汉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
新莽处于西汉与东汉之间，时重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虫书），皆为篆、隶之变也。此时刻石文字乃单刀凿刻而成，大多为篆书和具有篆意的隶书，质朴浑厚，反映了由篆至隶过渡的特征。现存西汉及新莽时期刻石仅16种，存字总数约320字，故1998年底发现的西汉《苏马湾界域刻石》尤显珍贵。此刻石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苏马湾海滨浴场生物园区，刊刻在一块高150厘米、宽100厘米，刻面较为平整的花岗岩上。其依山挥写，单、双刀兼施，因势凿刻而成。清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故《苏马湾界域刻石》隶属摩崖刻石而并不属于准确意义上的碑刻。该石刻字大小不一，最小字高8厘米、宽10厘米，最大字高17厘米、宽24厘米，如乱石铺街。计12行，共62字。其文曰：“东海郡朐与琅邪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陌（伯）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苏马湾界域刻石》是当时徐州刺史代表中央政府为东海郡的朐县和琅邪郡的柜县划分行政界域（海域）而颁行的公告。“始建国”为新莽时期的年号。“始建国四年”即公元12年，距今2000余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有确切纪年、存字最多、幅面最大的西汉晚期界域刻石。《苏马湾界域刻石》当属地方政府行为，其书法凝重浑厚、古拙大气、结构简劲、意味古雅。书风质朴伟美，笔画浑朴，章法意趣天成。虽为篆书而用隶书方折体势，笔画多寡随势为之。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较大，转笔方折，全是隶意。在篆书书写中融入隶书的偏旁和结构特征，字形整齐偏方，行笔中转折处多以方折代圆转，方形结构以直线衔接建构而成，圆形结构以曲线纠结盘绕形成。同时，整体字形与偏旁结构均不作完全对称，而是挪位错动，不拘于纵横，显示了书刻者高超的技艺。西汉及新莽时期的刻石书体处于篆隶嬗变之中，书风皆雄浑朴茂，凝重简率，书写不注重款式，无挂无碍，一任自然。西汉中晚期刻石仍处在西汉早期的着重改造篆书构型，运笔仍保留着较浓篆意的古隶形体阶段。《苏马湾界域刻石》前、后部分空间分布的疏密以及字势的长短、阔狭、斜正、敛纵的对比度很大，同时在错落中构成整篇更具天然不拘的意兴。其带有篆意、简捷径直、不作波挑的用笔，深刻地反映了汉代通俗隶书的写法，并影响到标准隶书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其结字比其他现存的西汉及新莽时期的刻石，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基本完成对篆书体势的改造而形成隶书体势、用笔和结构保留篆意的特征，其结体更多地呈现了篆隶交互的痕迹。就隶体的演进而言，刻石的进程之所以明显晚于简牍（西汉中期，简牍上的隶书就已发展到体势左右背分、笔势左挑右波的八分书），其原因可能为：一、篆书仍被视为正体文字，刻石用篆是合乎规制与习惯的；二、与地域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一种新书体的行世与演进、发展取决于士族以至帝王的偏好、效仿与倡导。《苏马湾界域刻石》通篇虽无界格，但在书丹的过程中，凭借书者的才情，在参差错落中渗透着十足的行气。从整体构成来看，刻石上端呈弧状，下端则呈波浪形。前四行略为工谨，后七行愈发恣肆、疏纵、宏阔，最为典型地反映了汉代质朴奔放、沉雄博大的艺术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苏马湾界域刻石》的章法，较之于汉简、两汉隶书刻石，因其幅面与形制，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其字间、行间空间紧凑，但字内空间或纵或敛，结字大小、长短、斜正、阔狭略无一定，参差错落，密布成篇。这种空间形式强调的是全篇的整体感，有特殊的视觉效果。作为研究西汉时期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苏马湾界域刻石》有些字的笔势趋于方扁或杂以隶书笔意，此非通常所以为的西汉初期篆书向隶书嬗变的痕迹，而应是在通行隶书时代，书家作篆书时无形中夹杂了隶书的笔势。如“郡”“邪”的右耳旁均为两个四边形组成，属于由篆向隶过渡的写法。在汉金文、砖文及《景君碑》《好大王碑》《居延汉简》中均有此种写法。“诸”字中“者”的第三画和第四画呈左右对称的造型，在《居延汉简》等墨迹中，以及在前汉《鱼山刻石》、东汉《小子残碑》中亦有类似写法。由此可见，在西汉、新莽这一时期的石刻中，“老”字头的写法均属此类，左右对称的造型方式为“老”字头的一般处理方法，这一写法亦为篆书写法的残留。“建”的“聿”部是篆书写法的残余，在碑刻中尚无发现这种写法，但与《居延新简》中“律”字写法类似。同时在该刻石中，也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简化字。如“与”字的上半部较为简省，“书”字省略了两横画，在《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尹湾汉简》等简牍中均可见到相同的写法。但这两个字的简省写法在石刻中尚未发现，而在公文中这种省略的写法是经常使用的。同时“郡”字从左半部分看，“君”的第四画作先垂直延伸，然后向左直角延伸处理；“口”很小，和上部的“尹”形成鲜明对比；第一画横折的“竖”比“横”长，且“竖”内敛，显得更为纵长；右耳旁为两个四边形组成，显得十分古朴，属于早期写法。“以”左半边做三角形处理，右半边“人”的捺向右更加拓展，使整个字取横势的趋势更加明显。“为”字取纵势，转折部分为方折。“始”字的“女”横画较短，变撇为斜线，右半部的“口”很狭窄。“年”字最后一笔横画较短，整个字取纵势，四横画的间距逐渐变大。“所”字的第一笔作波横状，第二画作竖弯处理，向左延伸，字形扁平。“书”的第四、五画省略，该字的横画收敛，取左高右低势，上下部左右错落，略显开张，整个字凸显端庄、稳定之感。从全文来看，开始显得略为工谨，随着书写逐渐进入状态和情绪的高涨，便愈发恣肆、疏纵、宏阔、精彩。从第六行到第九行的文字变得大而醒目，但随着行文接近尾声，书者进行了调整，文字逐渐变小，与开头的部分形成了呼应关系。从局部来看，由于是摩崖石刻，所以在书丹之时，依随山势任情挥笔，山林野逸之气天然流露，而又蕴含高度的精巧，表现出一种古朴、率真的审美情趣。如第六行的“与”和第七行的“为”一正一侧，互相穿插、互相依存。第七行的“东”和第八行的“极”安排得非常紧凑，笔画互相穿插，字形一高一低之势。而“东”和“高”两字之间有意将距离拉大，而这两字的呼应关系则是通过这两字的字形，分别呈三角形和倒三角形来实现的。“以”字在全文中共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总是与其周围的文字造型密切相关，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别是第十行的“以”字，左右的偏旁部分上端平齐，而最后一笔却作了一个低于其他部分的延伸，使该字与上一行的“年”字形成了穿插关系，并且形成了一种左高右低的态势，给人以向右下俯冲的动感。第十一行的“徐”字右半部分“余”的第二笔和第四笔向右延伸，与第十行的“乙”字连接在一起，同时造成该字重心向右偏移，所以“余”字的竖笔向右作了调整，造成该字险绝的态势。此外，“徐”字与下面的“州”、右侧的“乙”“卯”安排得很紧凑，这与“乙”字的右半部分的大片空白，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一收一放、富有节奏的文字群。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了“藻饰”。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源于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和气质。西汉篆书书风的变化，其结体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分书的影响，以至晚期篆书中衍生出一些讹篆，构形也是纵而趋方趋扁，扁纵并出；同时受秦诏版的影响，线条上由原来的规整统一，向曲而趋直、繁而趋简、转而趋折、长而趋短的形态嬗变，在书写风格个性化的驱使下，线条由静态趋于动态，由单纯趋于丰富。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变化，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新的分书风气大盛，人们对正统小篆的写法逐渐陌生并疏远。
